与充满争议的亲属们相比，英格兰约克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York, 1466-1503）在英国的历史叙事中，多以一种完美而缄默的配角形象出现：她出身高贵，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却似乎从不对政治事务多加置喙；在整个王后生涯中，她都围绕丈夫亨利七世的政治决策而展开；没有人知道她在敬奉宗教、爱护家人、施恩臣民以外的行止；她的沉默和贞顺，堪称后世英格兰王后的楷模。

这种“贤后”叙事给人留下的印象，契合了13世纪以来欧洲王后历史的书写传统。到玫瑰战争时期，约克派和兰开斯特派史家都已习惯了一种特定的表达策略：通过彰显“母性情感”，为某位王后赢得历史的同情。换言之，倘若某位传记作者试图塑造一位贤后，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该王后刻画得“柔弱无助”“专心家事”。都铎时期史家笔下的伊丽莎白，便是这样一位王后。她温和美好的形象，与都铎王朝的肇始奠基之神话，紧密联结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王朝的历史合法性叙事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要问的是：如果伊丽莎白的言行举止完美契合这一理想化的贤后形象，那么在政争情势变化莫测的15世纪晚期英格兰，她真的能够承受角色的频繁转换和王后之位的复杂迭变吗？

血、火与阴谋笼罩下的成长岁月：从约克公主到都铎王后

公元1466年2月11日，威斯敏斯特宫，约克王朝首位君主爱德华四世与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个女孩继承了母亲的名字，也叫伊丽莎白。同月，在威斯敏斯特王宫的圣斯蒂芬教堂，伊丽莎白公主以极为隆重的仪式接受了洗礼。据15世纪末的一位编年史家记载，爱德华四世的医生们曾确信，王后怀上的是一个男孩。医生多米尼克尤为肯定这一点。为了获得国王的厚赏，他早早便守候在王后分娩的房间之外，一心想成为那个最先向国王禀报王子降生喜讯的人。故此，一听到婴儿的哭声，他便轻敲房门，询问王后“生下的是什么”。王后的一名侍女以调侃的口吻回答他：“无论王后尊驾在房间里生下了什么，门外肯定站着一个傻瓜。”闻言，多米尼克大感窘迫，没敢觐见国王便离开了。

医生的殷勤源于王室对子嗣的殷切期盼。不论是刚刚在混战中取代亨利六世、君临英格兰的爱德华四世，还是从贫寒的兰开斯特派遗孀一跃而成为（自诺曼征服以来）首位平民王后的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在朝野上下都不乏反对者。国王夫妇急需一名稳定的继承人来安抚人心，因而对这位长女十分重视。他们不仅破例亲临她的洗礼仪式，还为她安排了专属侍从团队和优质的教育，为她未来的王后生涯奠定了基础。

尽管备受荣宠，伊丽莎白的童年却并不太平。父亲爱德华四世自加冕近十年来，一直试图重振王室权威。在浸透鲜血的北方大地上，兰开斯特派随时准备卷土重来。在宫廷内部，以“拥王者”沃维克伯爵理查·内维尔为首的内维尔派系，也逐渐难以容忍自身权势的流失，一度联合兰开斯特派发动政变，剑指王权。

在这一混乱时期，年幼的伊丽莎白公主曾跟随母亲躲进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庇护所，也曾在伦敦塔内听见叛乱者的炮声。她还收获了一个短暂的婚约：1469年9月，刚刚脱离沃维克伯爵掌控的爱德华四世，立刻宣布未满四岁的伊丽莎白为他的法定继承人，并推动她与在叛乱期间支持国王的蒙塔古侯爵之子乔治·内维尔订婚。这桩婚姻虽属权宜之计，且最终因男方的反叛而结束，但着实彰显了伊丽莎白身为王室长女与王权法定继承人的重要性。

1471年，沃维克叛乱终于被平定。爱德华四世的王位逐步稳固，他开始致力于打造一个彰显王室威严的奢华宫廷，复兴饱受战乱之苦的英格兰。受惠于父亲的努力，伊丽莎白得以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成长，学习英语、法语、音乐、马术和刺绣等一切符合自己身份的技能。当然，她也将再次履行王室长女的义务：缔结一门显赫的婚事。

1475年8月，入侵法国受挫的爱德华四世，与法王路易十一在皮基尼（Picquigny）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内容，伊丽莎白要和法国王太子查理在“时值适婚年龄之时”成婚，阿基坦公国也将成为她的嫁妆。对此婚约，英格兰王室自是十分重视，但伊丽莎白自己和她的姐妹们都清楚，以当时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兰西、勃艮第、西班牙之间的变幻不定的关系而论，一桩跨国婚约实在太不可靠了。果然，还没等她踏上法国的土地，这一波折重重的婚约就被路易十一撕毁了。

同样波谲云诡的是英格兰国内的形势。长远来看，内战从未终结。宫廷中、战场上的明争暗斗，深刻塑造了伊丽莎白的认知和命运。

1483年，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卧室里，爱德华四世因急病突然撒手人寰。好不容易稳固的王权再度动摇，“国王和王后的盟友之间也开始产生怨恨与不和”。王弟格罗斯特公爵理查迅速排挤伍德维尔家族，挟持年幼的爱德华五世及其弟理查，攫取了摄政王（Lord Protector）之位。

理查的掌权之路很快趋近疯狂。在先后将伊丽莎白的两个弟弟关进伦敦塔后，他指示拉夫·沙博士，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布道中宣布爱德华四世的子女皆为非法子嗣，因而无正当王位继承权，理由是爱德华四世在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订婚之前，早已同另一女子订婚。三天后，白金汉公爵出席伦敦市政厅的市民代表大会，当着市长与全体市民的面宣称，格罗斯特公爵理查作为“王室血脉的唯一幸存者”，理应成为新的国王。这番演讲抬高了理查的继承资格，也抹除了前王子嗣的王位继承权。伊丽莎白就这样从“约克最尊贵的少女”沦为“私生女”，甚至无力为自己的命运多作哀叹，因为至少她还活着，只是与母亲和妹妹们一同被软禁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而已，而她的弟弟们，却已经成为了谜团般消逝的“塔中王子”。

1483年7月6日，格罗斯特公爵理查在威斯敏斯特加冕，史称理查三世。伊丽莎白这位叔父的统治谈不上稳固。肆无忌惮的政治清洗和爱德华五世的无过而废，不仅让他的名声蒙上了阴影，还进一步削减了王位更迭的严肃性，为那些王位觊觎者提供了便利。伊丽莎白未来的丈夫——亨利·都铎，就是这些觊觎者中颇有实力的一位。

作为兰开斯特派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继承人，亨利的血统宣称并不算有力。但比起理查三世，忠于爱德华四世和伍德维尔家族的余党们宁愿支持这位流亡海外多年的兰开斯特派继承人。有传言称，在理查三世疲于镇压叛乱之时，亨利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与白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就已经开始密谋亨利·都铎与约克的伊丽莎白的婚姻。他们认为，这桩婚姻可以弥合宿怨已久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伍德维尔派之间的裂痕，而亨利在血统宣称上的先天缺陷，也将由伊丽莎白补足。

1483年圣诞节，亨利在教堂公开宣誓，他将在夺得王位后，迎娶约克的伊丽莎白为妻。或许是亨利的订婚誓言确实构成了威胁，又或许是理查三世在唯一的合法子嗣病逝之后，急需新的继承人，他终于发现了伊丽莎白的价值。1484年圣诞节，在理查的示意下，伊丽莎白久违地盛装出席了威斯敏斯特宫的圣诞庆典。然而，流言并未朝着理查希望的方向发展。人们没有称赞他对“失败者之女”的仁慈，反而怀疑他想要娶自己的侄女。据说，伊丽莎白本人强烈反对这桩违背教规的叔侄婚约，毕竟，这对她毫无益处。此刻，远在海外的亨利·都铎大概成了她唯一可以期待的“拯救者”。

为了稳定蠢蠢欲动的人心，理查不断发表声明，先是驳斥“迎娶侄女”的说法纯属谣言，继而斥责亨利·都铎“父母双方均出自私生之血”，倘若让他真地僭取英国王位，将彻底摧毁国内的高贵血脉，因而每一个忠诚的英格兰臣民都应当反对他。此时，被亨利“求婚”的伊丽莎白，也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在理查的“庇护”下，更加谨慎地生存。但这位见惯了战争和死亡的公主早已明白，决定王冠落入谁手的，不仅是舆论，更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像幼时等待父亲的捷报那样，她默默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果，祈祷命运再度垂青于她。

1485年8月22日，亨利·都铎率军在博斯沃斯之战击溃了理查的军队，理查本人也没于阵中。10月30日，凯旋的亨利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史称亨利七世。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于1486年1月18日与伊丽莎白完婚。在经历了漫长的痛苦和波折后，伊丽莎白似乎终于如愿以偿，踏入了一场在都铎王朝甚至后世许多人心目中都象征着幸福、和平与宽恕的婚姻。

弥合英格兰的分裂：“红白玫瑰，合二为一”

在整个玫瑰战争（1455-1487年）期间，英格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体危机：各路君主贵族旋起旋灭，王权及统治秩序频遭暴力挑战。这场被时人称之为“堂亲战争”（the Cousins’ Wars）的内战，充分暴露了婚姻缔结和血缘政治给王位正常更迭带来的弊端。人们愈发渴望长期的和平，以及一个能带来稳定的王室家族。故此，一朝君主之王后的选择，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15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人眼中，一位理想的王后应当在关于王权行使与统治合法性的一切指标上都做到最好：他们既希望王后的血统足够纯粹，可以为国家带来深孚众望的继承人，又期待这位王后能够规劝国王谨慎行事，以防权力的滥用导致政局再度混乱。对于甫一践祚的亨利七世而言，约克的伊丽莎白堪称不二之选，足以在内战尘埃落定之际安定人心。英格兰民众大多认识这位历经坎坷的约克公主。他们认可她的高贵血脉，也对她的遭遇深感同情。通过婚姻的纽带，这些声望将会转移到亨利七世身上，有助于人们尽快认识这位常年漂泊海外的陌生国王。

亨利与伊丽莎白的婚礼在他加冕为王三个月后才举行。这场婚礼是一出相当高明的政治表演。在仪式象征符号的选取上，它既没有使用强调自身兰开斯特血统的红玫瑰，也没有迎合约克王朝颇具影响力的白玫瑰，而是将二者合而为一，创造出了红白双色的都铎玫瑰符号。它在视觉上直白地宣告众人：内战的爆发是因为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分裂，而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一切问题都因为两个家族的联姻而得到解决”。直至今日，这一简单直白的叙事模式仍然在读者中间大有市场，足见都铎王朝的“玫瑰神话”在宣传上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成就。

回到1486年。这场昭示着“红白玫瑰合二为一”的婚礼，显然相当符合饱受内战之苦的英格兰人对于和平繁荣的祈盼。在众多贵族的见证下，新婚夫妇站在蜡烛前宣誓。新郎高大瘦削，新娘美丽温柔，二人都身着点缀珠宝和蕾丝的华美服饰，其身影令观者叹服。为了重塑王室的威严，婚礼布置得富丽堂皇。人们互相赠礼，享受着宴会、舞会和比武大会，尽情欢庆和平的降临。编年史家对这场婚姻不吝赞美，认为伊丽莎白的头衔和美德弥补了国王自身的法理缺陷。而他们的结合，则让“和谐仿佛从天堂降临至英格兰”。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中所谱写的赞歌：

我们将让这红白玫瑰合为一体

让上天为这美满的结合展露笑颜

他们旧日的纷争，久已使上天愁颜不展

……长久以来，英格兰疯狂地摧残自身

……所有这一切分裂了约克与兰开斯特

同室操戈，势不两立

啊，现在让里士满和伊丽莎白

两个王室的合法继承人

按照上帝美好的旨意联姻吧

让他们的后裔——上帝啊，若这是您的旨意——

用祥和与安宁使未来的时代富足

用欢乐与丰收使未来的岁月繁盛

婚礼之后，又过了快两年。也许亨利七世认为，他与约克家族已经做了充分的切割。1487年11月，伊丽莎白终于等到了拖延已久的王后加冕礼。王后加冕礼的壮观超越了国王自身仓促的加冕礼，意在向世界再一次彰显都铎王朝的合法性。

现在，伊丽莎白已经成为了全英格兰理论上地位最高的女人。她曾耳闻安茹的玛格丽特的一时煊赫，也曾目睹母亲在约克宫廷中的尊贵之姿。在寄身于理查三世的宫廷时，安妮·内维尔王后的温柔可亲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毫不夸张地说，伊丽莎白接受“王后教育”的时间，比她丈夫学习怎么做国王的时间要长得多。接下来，她将用自己的一生，来实践自己对英格兰王后的全部理解。不论“玫瑰神话”怎样描摹她的形象，真实的生活唯有她本人才能感知。

玫瑰王后：“谦卑而虔敬”之形象及其历史回响

成为一个新王朝的王后，大概是伊丽莎白所经历的最复杂的一次身份转变。为此，她必须同时学会做合格的母亲、妻子、调停者、代祷者、国王的助手、王室的管家和隐形代言人……这些身份经常重叠，而权责的边界也因此变得相当模糊难解。

总的来看，伊丽莎白处在一个不鼓励王后过度参与政治的体系之中。首先，中世纪晚期日益扩大、官僚化的宫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后的权责。在人们眼中，王后应该“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力，去辅佐丈夫，而不是进献谗言、任人唯亲。其次，在亨利七世希望构建的新式王室体系中，伊丽莎白所拥有的高贵的约克血统，有时也难免使她陷入不合时宜的尴尬之境，特别是当假冒的“约克贵族”发动叛乱之时，情形尤其如此。亨利七世本人也不愿英格兰人民把他视作完全意义上的约克继承者，更不能容忍一些顽固的约克派觊觎他的王位。在此背景下，去营造一个热衷于家事，而非干涉国政的“贤后”形象，是加冕之初的伊丽莎白所能找到的最明智选择。她用王后座右铭表达了自己的生存之道：“谦卑而虔敬（Humble and reverent）”。

对于新王朝来说，王后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养育尽可能多的继承人，以确保王朝的顺利延续。在这一点上，伊丽莎白做得非常成功。在婚礼举行当年的9月，她就在温彻斯特的圣斯威森修道院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亚瑟。此后，她又生育了六个孩子。不过，受限于有限的健康医学水平和新生儿存活率，她的孩子中活到成年的只有四个，分别是亚瑟、长女玛格丽特、次子亨利和小女儿玛丽。伊丽莎白悉心参与对孩子们的教养，将她的早年所学倾囊相授。大卫·斯塔基比对了伊丽莎白和她的子女们存世的笔迹，认为她字迹中极具特色的笔力、字形和节奏，影响到了孩子们的书写习惯。

为了巩固日益壮大的王室家族，打击各种冒充约克王室的叛乱以及背后的外国势力，亨利七世夫妇致力于与欧洲国家联姻。经过漫长的谈判，西班牙统治者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同意将三女儿凯瑟琳嫁给英格兰的亚瑟王子。此次联姻是亨利七世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保障下一代的统治意义重大。伊丽莎白在其中贡献良多。1497年12月3日，她以宫廷文书惯用的华美辞藻，致信伊莎贝拉女王，用“表亲与至亲”的口吻，表达自己对伊莎贝拉女王的敬意和对凯瑟琳公主的关切，以委婉地推动联姻事宜：

“……近日，我们的长子、最尊贵的威尔士亲王亚瑟殿下，与您的女儿、公主凯瑟琳殿下之间缔结的崇高婚姻，更使我们的情谊愈发增长。因此，在我们的诸多关切与思虑之中，最首要且由衷祈愿的，便是时常且尽快地得知陛下与我们视如己出的、最尊敬的凯瑟琳公主殿下安康的消息……恳请陛下告知，您与我们所共有的这位尊贵公主的近况如何。若有任何我们力所能及、能使陛下感到欣慰愉快之事，请您如使用己物般随意差遣我们及所有之物；我们愿以最诚挚之心，将我们所有的奉献给您，并愿与您共享一切……”

在信的末尾，伊丽莎白谦逊地表示，国事近况已由她的丈夫以长信传达，在此就不多言。比起亨利七世的外交书信，她的书信以更私人化、情感化的表达方式，流露出英格兰王室对于姻亲的重视和感激之心。这桩婚姻于1501年11月14日正式达成。亚瑟和凯瑟琳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不久，亨利与伊丽莎白又为长女玛格丽特与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说亲，以缓和与苏格兰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在国外的姻亲网络。

随着伊丽莎白迅速融入新的王室生活，她在家事以外的方面也展现出卓越的素养。作为王后，伊丽莎白可以任命自己的首席行政官，由此组成枢理会（council）来管理她的对外事务。伊丽莎白还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庄园收入。从账目收入可以看出，她有专门的接收官负责从各郡的地产和城镇的税收中收取款项。她还拥有征收“王后金”（Aurum Reginae）的权力（虽然当时并未征收）。这些收入，都是伊丽莎白可以独立支配的私用金，用来资助亲戚，支付给仆人的工资和赏赐，维持她自己小宫廷的日常运转。她还经常主持宫廷宴会，资助文化艺术事业，参与宗教仪式，积极向修道院捐赠财物，救济弱势群体。常有权贵向她送礼，以争取她的庇护。也有许多平民向她献上食物和手工艺品。广泛的馈赠和接受献礼，帮助她在宫廷内外建立起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交网络。她的作为和声名，使她深受人们的爱戴。

尽管伊丽莎白能够自主管理财政，但受到亨利七世节俭作风的限制，她的财政状况较之此前的英国王后堪称紧张。账目显示，她经常需要向士绅借钱来周转。1502年5月，她的借款超过了450英镑，其中一部分漏洞还是通过典当银器补足的。亨利七世也多次借钱或直接拨款给她还债。不过，这对因勤俭闻名欧洲的夫妇，其宫廷生活并未远离享乐之举：其时，庆典、舞会、比武、打猎、牌戏等活动，时时举办；几座主要的城堡和庄园，也都得到修缮。或许是为了迎合亨利的一贯作风，伊丽莎白虽然在自身开支上比较俭省，但在能够彰显王家威仪的仪式和装潢上，她却从不吝惜花费。

在宗教事务上，伊丽莎白的虔诚广受赞誉。她将很大一部分私用金用于给主要教会节日和圣徒日的奉献，其中，尤以对圣母玛利亚的敬赠为多。与此同时，她还通过妥善管理自己的小教堂、频繁的宗教奉献和对穷苦人的施舍，来展现自己的虔诚与圣洁，进而为王室的高尚道德形象增光添彩。例如，她曾为被绞死的罪犯支付埋葬费，还曾资助一个女孩成为修女。

在必要的时候，她还会使用婉转的手段，落实自己在宗教方面的权力。譬如在1499年6月，为了举荐自己亲信的牧师，她给坎特伯雷基督堂修道院院长写信，以真诚而不失敬意的口吻，委婉敦促这位院长履行承诺，准予她委任一位王室神父补上出缺的伦敦伦巴德街众圣堂区圣职。她机智地提及院长曾“书面允诺”此事，并将这心照不宣的职位内定描述为院长“仁爱之心”的体现，以暗示未来会在院长提出个人或修道院相关的合理诉求时，铭记他的恩情，并会予以关照。这应当是她写过的众多举荐信中比较典型的一例，其措辞和内容都堪称“人情练达”。

总体而言，伊丽莎白虽以不乐干政闻名，但仍是一名颇具能力与影响力的王后。或许在成为王后之初，她还因一些约克派叛逆受到亨利七世的猜疑，但日久天长的相处，使他们成为了一对默契融洽的王室夫妇。习惯了亨利的处事方式后，伊丽莎白在担任丈夫的助手的同时，也适时地主动展现王后的权威，在权力的行使上，达到了足以服众而不招致反感的平衡状态。在国王夫妇的殚精竭虑式努力下，几次叛乱皆得消弭。都铎王室也呈现欣欣向荣之象，成为闻名欧洲的虔诚、典雅、智慧宫廷之典范。

然而，正当一切都在走向正轨之时，噩耗袭来。在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完婚后不久，1502年4月2日，年仅十五岁的亚瑟王子于威尔士的拉德洛病逝。此事对伊丽莎白和亨利打击巨大：他们不仅失去了心爱的长子，也失去了寄予厚望的继承人，而年仅九岁的幼子亨利，还无法接替哥哥的位置。据说，当噩耗传来之时，悲痛欲绝的伊丽莎白只能强打精神，用坚强而有条理的话语，安慰同样悲伤的丈夫。在丈夫离开后，自己却骤然崩溃，以致身边之人不得不再请国王加以安慰。

亚瑟死后不到两个月，伊丽莎白便再度怀孕了。虽然多次怀孕已经损害了她的健康，但伊丽莎白并没有选择在寝宫养胎，而是反常地与妹妹凯瑟琳踏上了巡游之路。一路上，她多次向各个教堂奉献，支付各宗教节日的奉献金，施舍穷人和隐士，很难说是为了排解身心之痛，还是祈祷自己生产顺利。直到冬季，伊丽莎白才回到威斯敏斯特宫过圣诞节。随后，她与家人一起搬至伦敦塔，在那里等待新的家族成员降生。

没人料到，这会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圣诞节。1503年2月，伊丽莎白突然早产，生下了一个虚弱的女婴，取名凯瑟琳。分娩后不久，她又开始生病。亨利七世在察觉病情的严重性后，立刻令使者到外地延请医生。但他并没能追上死亡的脚步。2月11日凌晨，伊丽莎白在伦敦塔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37岁。她拼命生下的女儿凯瑟琳，也很快夭折了。悲恸的亨利七世为她举办了极为盛大的丧礼。伊丽莎白的遗体停灵多日，接受弥撒和众人的哀悼。2月22日，灵柩被放入精美的马车内，从伦敦运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沿途中，所有的教堂都挂上了黑纱。

整个伦敦都在为这位近乎完美的王后哀悼。她美丽端庄，能力卓越，历经磨难而不改虔敬。她对臣民广施恩惠，对家人悉心爱护。在她的死讯传出不久，当时还在伦敦做律师的托马斯·莫尔，就为她写下了一篇挽歌，追述她的尊贵血统与在世荣光，并以伊丽莎白的口吻，表达了对亲人的万般不舍，以及一种颇具时代特色的、对短暂生命与无常命运的哀叹。

伊丽莎白的离去，给亨利七世的沉重打击不亚于亚瑟王子之死所造成的重击。他对都铎王室美好未来的规划，就此面目全非。继承人的去世，加剧了他对其他潜在王位觊觎者的猜忌；妻子之死，更使他失去了为数不多可以相依为命的同路之人。在经历漫长的病痛折磨后，在1509年4月21日，亨利七世在里士满驾崩。他的身后名并不像妻子那般无瑕。同月，十七岁的亨利王子践祚，是为亨利八世。同年六月，亨利八世迎娶其兄的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为后，并于施洗圣约翰节加冕。父母留给他的，是一个有序、繁荣、王权至高无上的王朝。

在很多时候，短暂生命的结束都意味着长久神话的开始。年少登基的新王亨利八世雄心勃勃，将象征着王朝合法性的都铎玫瑰在诗歌、画作和建筑上到处宣扬，以昭示自身的正统，震慑仍未覆灭的“白玫瑰”残党。都铎王朝的玫瑰神话在亨利八世时期得到了最大的宣传和完善，而伊丽莎白也在都铎编年史和各种官方仪式的强化下，成为联结两个家族甚至两个时代的“王朝之母”。更耐人寻味的是，亨利八世将女儿命名为“伊丽莎白”，以此暗示她将是联合红白玫瑰的新化身。从这个角度来看，约克的伊丽莎白因“玫瑰神话”而传承的声名，或许比她的血脉更加绵延久长。

（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