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笔下的和鸣盛景，曾长久出现在海南岛的旷野草甸之上。海南坡鹿，是我国特有的泽鹿岛屿亚种，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五十年代，海南坡鹿还是一个较兴旺的家族，但由于人类活动干扰，其生存环境不断萎缩，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到26头，濒临灭绝。一场跨越数十年的物种拯救行动就此开启。从种群断崖式衰退到如今种群逐步恢复、鹿群重归山野，海南坡鹿的命运逆袭，成为海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最鲜活的实践样本。

　　日前，记者深入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大田保护区）等多处保护地，回溯海南坡鹿的前世今生，探访这一珍稀物种绝境重生的保护之路。记者 廖自如 文/图

　　壹

　　鹿群旧影 栖息地收缩加上盗猎频发 坡鹿种群从广布琼岛到命悬一线

　　8月13日，记者走进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驯养区内，两名正值暑期的学生捧着地瓜，在管护员的指引下小心翼翼投喂坡鹿。只见坡鹿抬头从容取食，神态悠然，任由孩童的小手轻抚头顶，温顺乖巧。

　　保护区管理员罗凤介绍，眼前这两头坡鹿是母女俩——母亲叫“田田”，女儿叫“佳佳”。“田田”属于第一代驯化坡鹿，“佳佳”是第二代，眼下“佳佳”已经怀孕，第三代新生命即将到来。有一件趣事让罗凤印象深刻，她曾撞见“田田” 用嘴拧开自来水龙头饮水。“它竟然会操作水龙头开关！”这一幕让罗凤倍感新奇，当即拿出手机拍视频，记录下这难得的瞬间，连连感慨坡鹿的灵性。

　　清代光绪年间修撰的《崖州志》中，就有关于坡鹿的翔实记述：“鹿，俗名坡鹿。形似山牛而稍小。毛黄，有白斑点。牡者有角，角曲而多枝，夏至角解，白露后出角。初出，最柔嫩。未几，即成老角，坚实如格木。”因坡鹿常奔走、栖居于开阔坡地与稀树草原，海南岛原住民便唤它为“坡鹿”，一直沿用至今。

　　大田保护区管理局综合科科长李善雄介绍，海南坡鹿偏爱海拔200米以下临水的稀树灌丛草地，以天然草场的草本植物与嫩枝为食。作为海南岛西部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植食动物，坡鹿的活动能够间接维系这片独特生境的植被平衡，具备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海南解放初期，全岛坡鹿种群数量仍有500头以上，随着环境剧变，延续数千年的生态格局迅速遭到破坏。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农垦开发不断推进，琼岛西部连片的稀树草原陆续被开垦为农田、橡胶林，坡鹿原本完整连通的栖息地，被村庄、道路、耕地切割为破碎的孤岛。”

　　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景观生态监测数据，1950至1980年的三十年间，坡鹿适宜栖息地面积大幅萎缩，原有连续栖息带支离破碎，鹿群自然迁徙通道全部阻断。儋州、屯昌、崖州等历史分布区域的坡鹿相继绝迹，种群不断退守，仅存于东方大田、白沙邦溪两处狭小地域，生存处境岌岌可危。

　　“栖息地收缩带来生存困境，盗猎更是造成种群毁灭性下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盗猎频发，到七十年代初全岛坡鹿不足100头；1976年专项调查，野生个体仅剩44头。虽然当年设有大田、邦溪保护站，但早期管护力量薄弱，未能遏制盗猎。1981年，当邦溪保护区最后一头坡鹿倒在盗猎者枪下时，邦溪原生坡鹿种群全部被盗猎殆尽，海南全岛只剩下大田26头坡鹿，成为延续物种的最后火种！”谈起海南坡鹿不堪回首的历史伤痛，李善雄感慨万分。

　　贰

　　绝境营救 专家攻关、山野坚守，坡鹿种群保护工作迎来曙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仅剩的26头海南坡鹿在猎枪的威胁下惶惶求生。危急关头，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学专家袁喜才主动请缨赴琼。1984年，由广东省林业厅牵头，袁喜才担任专家负责人的“海南坡鹿生态驯化和保护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力挽狂澜，让濒临灭绝的海南坡鹿得以转危为安，种群从26头逐步恢复至上千头，袁喜才也因此被业界誉为“坡鹿之父”。

　　8月16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年近九旬的袁喜才老先生。虽已退休，他始终牵挂着海南坡鹿。谈及海南坡鹿，袁老依旧兴致盎然。

　　“海南坡鹿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极度濒危等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也将其评定为濒危级别。当时种群仅剩26头，比大熊猫还珍贵。我们心急如焚，拼尽全力与物种灭绝的速度赛跑。”回首当年，往事一幕幕在袁老脑海中铺陈开来。

　　在袁老看来，重建坡鹿生态家园后，要真正拯救濒危的海南坡鹿，还须充分掌握其生存需求。从1984年起，袁喜才带领团队扎根大田保护区，开展长期野外观察与研究。他开创性提出并实施了一套系统的保护坡鹿方案：开展植被科学管控，定期除杂与计划烧荒；种植优质牧草，恢复坡鹿食物来源；完善饮水保障体系，开挖人工水塘网络；设置盐土补给点，补充鹿群所需矿物质；建瞭望塔和哨所，监测鹿群活动安全。这些如今写入教科书的保护措施，凝结着袁老当年敢闯敢试、一往无前的科研勇气。

　　除此之外，袁喜才摸索出人工驯养坡鹿的办法，用羊奶成功哺育幼鹿，在大田保护区驯养成活第一头小鹿“袁生”。袁老回忆，1985年，他在大田保护区巡山时，发现一头走失的幼鹿，便带回林科所救助。为了救活尚处于哺乳期的幼鹿，他向养羊的村民要来山羊奶，每日悉心照料喂养，并给它取名“袁生”。待幼鹿发育健康后，便重新放归保护区野外。袁喜才首创的羊奶哺育幼鹿的技术经验，大幅提升了后续救助失母、迷途幼鹿的成活率，实现幼鹿救助成活率100%。

　　袁喜才痴情坡鹿，念念不忘。1995年，刚做完胃切除手术的他，便带着化疗药物执意回到大田保护区。工作人员劝他安心休养，袁老望着肆意奔跑的坡鹿，欣慰笑称：“它们才是我最好的药啊！”

　　1997年退休之后的十余年里，袁喜才仍扎根大田，守在坡鹿身旁，继续为坡鹿保护和科研工作奉献余热。

　　56岁的吴德荣是大田保护区马鹿田管护站站长，土生土长的东方大田镇新宁坡村人，1989年进入保护区工作。吴德荣介绍，坡鹿浑身是宝，鹿胶、鹿皮、鹿茸价值不菲，一只活的坡鹿在黑市可以卖到数万元，“我小时候，时常能见到一伙伙人进山捕猎坡鹿，山野间不时回荡着猎枪的轰鸣与坡鹿的哀鸣。”

　　彼时，保护区的条件十分艰苦。吴德荣用林木搭简易棚屋栖身，与妻儿居住于此，用木棍搭建瞭望哨，依靠煤油灯照明。数次面对盗猎者的贿赂与威逼，他始终不为所动。三十余年的野外历练，让吴德荣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先后查获各类盗猎坡鹿案件十余起，为海南坡鹿种群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吴德荣告诉记者，由于坡鹿黑市利益巨大，部分盗猎者不惜铤而走险。他们使用自制粉枪，或是布设陷阱、大网、圈套等各类残忍手段猎杀坡鹿，场景触目惊心。有一回，他发现保护区防护网上有攀爬踩踏的新鲜痕迹，当即带领同事循迹追踪，在附近一公里河边的一处简易棚屋中发现两名盗猎者，“当时他们正在生火烹煮鹿肉，当场人赃俱获。”吴德荣与同事随即将两人移交派出所，二人后续因盗猎坡鹿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还有一回，吴德荣在保护区内发现异常，经仔细搜寻，在枝叶掩盖下找到一头刚遭猎杀的坡鹿，嫌疑人却不见踪影。他与同事在周边路口蹲守布控，夜深人静之时，三名男子沿着小路朝案发地点走来，一路上东张西望，形迹可疑。吴德荣辨认出其中两人是新宁坡村的吉某及其姐夫邢某。吴德荣上前盘问，留意到对方携带的化肥袋内藏有尖刀，遂要求三人前往保护区办公室说明情况。经保护区警务室调查取证，确认三人猎杀了坡鹿。三名盗猎分子最终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记者问吴德荣：你不怕被盗猎分子报复吗？吴德荣语气坦荡：“作为一名护鹿员，保护坡鹿是我的职责。就算遭到对方及其家人的记恨，我也问心无愧。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必须坚守底线、对得起良心，让盗猎者罪有应得，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随着保护投入持续加大，大田保护区以及后续各保护站点的管护体系不断升级。瞭望塔、巡护步道相继建成，红外相机、无人机巡查等设备逐步投入应用，构建起“人防+技防”的立体化管护网络。经过数十年常态化不间断巡护，人为干扰显著减少。坡鹿获得了安稳的繁育环境，停滞多年的种群数量终于止住下滑态势，开始缓慢回升，保护工作迎来曙光。

　　袁喜才以羊奶哺育救助幼鹿的成功实践，成为国际濒危物种保护的参考范例。项目实施期间，他先后主持完成大田、邦溪两处自然保护区的坡鹿拯救工作，让当时数量比大熊猫还少的海南坡鹿得以繁衍壮大，不仅填补了国内海南坡鹿生态学研究的空白，更开创性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海南坡鹿保护工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

　　叁

　　深耕细护 生态提质、迁地护种，破解鹿群发展生存瓶颈

　　林贤梅是大田保护区管理局办公室负责人，1998年毕业于海南大学畜牧兽医专业。1999年3月，她应聘进入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加工作，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海南坡鹿的科学管护事业。她介绍，随着坡鹿种群逐步恢复，保护工作重心从“活下去”转向“壮起来”。海南西部旱季时间长达七到八个月，每到旱季，天然牧草短缺成为制约坡鹿种群扩容生长的直接因素。

　　大田保护区结合当地热带稀树草原的生态特征，在划定的安全区域开展计划性受控火烧，灭杀蜱虫、改良土壤，刺激本土嫩草萌发；常态化清除外来入侵灌木，补种竹节草、鹊肾树等坡鹿喜食原生草本植物。同时，在低洼地带修建人工蓄水池，蓄积雨季雨水，保障旱季稳定供水。此外，蜱虫寄生、仔鹿下痢、坏死杆菌病、体内寄生虫感染，都是坡鹿群体中较常见的健康威胁。保护区组建由管护员与兽医师组成的监测救助队伍，巡护过程中持续观察坡鹿精神状态、采食情况，发现异常个体及时隔离救治；定期开展流行病学采样调查，摸清坡鹿群体寄生虫、病毒情况，建立疫病预警机制，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在各个迁地保护点同步推进生态环境改良，清理不适宜坡鹿栖息的低效人工林地，修复草原植被，持续提升每一处保护地块的栖息地承载力，缓解“鹿多草少”的情况，为坡鹿长期繁衍生长打造更优质的生存家园。

　　科研人员长期观测确认，坡鹿平时多分成小群分散活动，每年3到6月发情期才临时聚集。管护队伍根据这一行为规律，在发情、产仔的关键时段加密巡护频次，尽可能减少人为惊扰，提升繁育成功率。同时，依托完整谱系档案，在不同迁地保护点位之间适时交换种源，主动创造基因交流机会，尽可能缓解种群遗传单一的长期隐患。智能化、科学化管护，成为推动坡鹿种群稳步复壮的核心动力。

　　全部坡鹿集中在单一保护区，一旦遭遇特大疫病、极端干旱等突发灾害，整个种群都会面临毁灭性打击。为分散生存风险，迁地保护计划提上日程。1990年，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坡鹿从大田保护区迁往邦溪，这片本土种群曾经消失的山野，重新响起了坡鹿的鸣叫声。

　　随着种群恢复，袁喜才又推动“重引入工程”，将坡鹿重新引回邦溪等历史分布区。在国际动物学术界，中国独创的坡鹿保护经验获得了广泛认可。国外动物行为学教授评价这一成就时指出，中国为大型哺乳动物保护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

　　此后，文昌、琼中、海口东山等多个迁地保护点位陆续布设，坡鹿分批转移到不同管护区域，形成多点分布、互为备份的种群格局。迁地保护，从根源上消除了种群集中一地的生存危机，绝境营救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一系列保护举措协同发力：深耕细护，常态化疫病监测，守住种群健康底线；科研赋能，管护模式转向数据化精准施策；社区共管，在磨合之中寻找人鹿共生之路；攻坚人工繁育，储备种群复壮种源；多点迁地保护，分散种群生存风险，通过栖息地生态改良，破解食源季节性短缺，从“保存活”走向“促复壮”。时至今日，海南坡鹿种群数量已经实现大幅回升，呈现良好态势。

　　肆

　　当前困境 生境受限、蟒患频现 坡鹿保护仍存多重考验

　　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海南坡鹿种群数量已大幅回升，但栖息地碎片化、孤岛化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大田、邦溪及各迁地保护点位彼此隔绝，村庄、道路、人工经济林构成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阻碍了坡鹿的自然迁徙与不同种群之间的自然基因交流。

　　保护区工作人员表示，当年仅存26头个体所造成的遗传多样性偏低这一先天短板，依旧是坡鹿保护工作中长期存在的隐忧，若要维持种群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有效种群规模远高于现有体量，离不开持续的科研干预。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海南极端干旱、超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发生频次增多，为坡鹿管护工作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连年干旱会抑制草场嫩草萌发，造成水源紧缺，直接影响母鹿繁育水平与幼鹿存活率；台风过境不仅损毁草场、打乱鹿群活动轨迹，还会间接提高坡鹿闯入村落农田的概率。外来入侵植物、蜱虫等有害生物的治理，也是一场长期拉锯战。此外，盗猎的直接威胁虽已大幅减弱，但保护区外围边界线漫长，偏僻区域仍偶有私自闯入、惊扰鹿群的情况，常态化巡护防控丝毫不能松懈。人鹿冲突只可缓解，难以彻底消除，社区共管工作的推进，仍需要长期耐心深耕。

　　记者从大田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蟒蛇捕食是制约大田保护区坡鹿种群发展的重要因素，蟒蛇与坡鹿之间的种间矛盾较为突出。幼鹿时常遭到蟒蛇捕猎，造成幼鹿存活率偏低，制约坡鹿种群规模有效增长。2020-2025年，保护区记录共有52只坡鹿幼崽遭蟒蛇捕食，同期累计监测发现蟒蛇170条。

　　现有栖息地已难以承载坡鹿种群数量增长的需求。大田保护区属于热带干旱气候区，原生植被以落叶季雨林、半落叶季雨林为主，而坡鹿主要取食的热带草原与灌丛草地，并非该区域的地带性植被。目前区内适合坡鹿生存的草灌地，大多依靠人为干预维系。一旦缺少持续的人工管护干预，适宜坡鹿栖息的草灌地便会快速演替为次生林，造成坡鹿适宜生境不断萎缩。现阶段，大田保护区已有过半区域演替为不适宜坡鹿生存的次生林，迫切需要开展人工干预，实施生境改造。

　　大田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齐旭明表示，下一步，大田保护区将持续加强对蟒蛇的科研监测和人工干预调控，特别是在蟒蛇捕食坡鹿频率较高的季节加强巡护监测和人工干预，降低坡鹿产仔期幼仔被捕食的风险；加强坡鹿保护日常巡查工作，联合地方派出所等部门加强打击，筑牢保护区生态安全屏障；加强坡鹿栖息地生态修复，在鹅炸河以北持续开展机械压灌、人工除杂和种植牧草等工作；在鹅炸河以南争取政策支持，将部分次生林改造为草地、人工牧草地或稀树灌丛草地，逐步扩大坡鹿现有栖息地。

　　海南坡鹿的百年沉浮，是一段绝境重生的物种守护史，也是海南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生动缩影。从仅存26头的微弱火种，发展到如今600多头的种群规模，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护鹿工作者与科研人员接续坚守，将这一濒临灭绝的物种从消亡边缘挽救回来。坡鹿保护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前路依然有诸多难题亟待破解。展望未来，随着生态廊道规划建设稳步推进，科学管护水平持续提升，全社会爱绿护绿的氛围愈发浓厚。人们期盼，终有一日，悠扬的鹿鸣不再局限于围栏之内，能够自由回荡在琼岛广袤旷野，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