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门第定婚嫁，一朝功名择良人
仇英（明）《观榜图》
▌赵柒斤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途经金陵时吟诵的诗句，同样揭示了“士庶不婚”的婚姻观发生了根本变化。
古人结婚，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唐代法律更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就是说，一桩婚姻，只要经媒婆撮合，双方父母同意，便可成立且合法。科举制度诞生前，“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形成了完整且顽固的身份、职业、婚姻等鄙视链。南朝梁陈儒学家、山西太原人王元规在父亲去世后，兄弟3人随母亲投靠舅舅生活，巨富刘瑱为攀上太原王氏，想“以女妻元规”，母亲考量3兄弟幼弱，准备应下这桩婚姻。不料12岁的王元规却哭着阻止：“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非类！”一个12岁的小屁孩死死恪守着“阶层”等级，导致富人想把女儿嫁进豪门世族的美梦破灭。
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和唐王朝覆灭，建立在门阀世族基础上的婚姻鄙视链逐渐崩塌。
科考是古代读书人改变命运的转折点，科考功名一下子跃升为相亲的“新门槛”。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过殚述。”普通人看热闹，达官贵族去选女婿，正所谓“榜下捉婿”。
宋代的进士都是佳婿的首选。《宋史》称，北宋贤相王旦于咸平五年（1002年）力排众议，将长女许配给新科进士、鳏夫韩亿（带一小孩）。面对王姓众族人希望长女嫁“大家著姓”的要求，王旦坚持己见：“此非渠辈所晓知也。”事实证明，王旦确实具有眼光。韩亿官至参知政事，8个儿子出了两个宰相，史称“宗族布列，侍从台阁，冠冕之盛，本朝第一”。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福州人陈修在科考中所作《四海想中兴之美赋》获得宋高宗赵构赞赏，“高宗经览，亲书此联，粘之殿壁”。殿试考取第三名后，赵构问；“卿年几何？有几子？”陈修答道：“臣年七十三，尚未娶。”宋高宗当即下诏将宫女施氏嫁给他，“施年甫三十，赀奁甚厚”。事后，有人开起了陈修的玩笑：“新人若问郎年纪，五十年前二十三。”
当科考成为衡量世俗成功的标准时，中举者就等于那个时代的潜力股，等待他的是权力、地位和财富，拥有科考功名的人，不管出身、年龄、相貌、贫富，都站到了婚姻链的顶端。明、清承接宋制宋俗，科考功名与金钱财富画上等号后，“婚娶之家，惟论财势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