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管理学刊）

一项针对北宋科举改革的研究发现，通过“糊名”和“誊录”等匿名措施消除考官对考生背景的识别，能显著提升平民子弟的中举比例，并有效减少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社会动荡。这项研究为理解选拔制度的公平性如何影响社会稳定提供了历史证据。

Abstarct

This paper examines reforms in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at anonymized exam submissions and ended local officials’ discretion to recommend candidates. Using prefecture-level data from 960–1127 an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we compare areas with and without prominent elite families, where corruption and elite capture were more likely. The reforms increased the share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from commoner backgrounds and narrowed their performance gaps with elites i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al achievement, indicating better selection of commoner talent. Treated prefectures also saw less social unrest. Overall, the reforms strengthened meritocracy, broadened political access, and promoted stability.

一、引言：当“选拔”成为“特权”的游戏

在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公务员选拔都标榜“择优录取”，旨在通过公平竞争为国家机器吸纳优秀人才。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鸿沟。任人唯亲、政治庇护、家族背景等因素，常常使得“选拔”沦为“特权”的游戏。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才配置的错位，更会滋生落选者的不满情绪，危及社会长治久安。

由Jingjing Chen、Jianlei Han、Shing-Yi Wang和Yongxiang Wang四位学者合作完成的NBER工作论文Elite Capture, Meritocracy and Soci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精英俘获、贤能政治与社会稳定：来自中国科举制度的证据），以中国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为背景，严谨地论证了科举考试内部设计改革——旨在限制考官自由裁量与腐败——如何改变了官僚队伍的构成，并显著影响了社会动荡的发生概率。

二、研究背景：北宋科举的“精英俘获”与改革

中国的科举制度延续近1400年，是现代文官制度的先驱。到了北宋时期（960-1127年），科举考试已形成三级体系：解试（地方预选）、省试（中央考试）和殿试（皇帝终面）。其中，地方“解试”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因为它是有名额限制的“第一道关口”。通过解试的考生成为“解试举人”，才有资格参加更高级别的考试。

然而，在北宋初期，这个程序却存在重大漏洞。尽管考试名义上公平，但在实际操作中，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会详细记录其家庭背景。更重要的是，地方官员不仅负责阅卷，还拥有直接“推荐”考生的权力。这就为地方上的“豪族”或“世家大族”干预选拔创造了条件。这些家族在地方上根深蒂固，政治影响力巨大，他们能通过关系网络向考官施压，为自己的子弟获取举人名额。正如当时的名士刘开所言，豪族子弟“荣耀或耻辱足以引起社会巨大关注”，考官“岂敢真正抵抗其强大的力量？” 甚至连宋太祖都曾下诏指出，进士多被“权势豪门”把持，阻塞了“贫穷卑微者”的晋升之路。

为遏制这种“精英俘获”现象，北宋政府在1033年和1037年相继推出两项关键改革：糊名（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密封起来）和誊录（由专人将考生试卷重新抄写一遍再交考官批阅）。这两项措施旨在让考官无法通过字迹或个人信息识别考生身份。

然而，即使有了匿名措施，考官仍能通过“推荐”特权，绕过分数将落榜的权贵子弟“复活”录取。因此，在1044-1045年，政府进一步推行了第二项改革：废除地方考官的推荐权，他们只能负责审核考生资格，阅卷和录取工作则交由更高级别机构任命的专业人员负责。自此，考试成绩成为选拔的唯一标准。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为了评估这些改革的效果，研究者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准自然实验”。他们将改革发生地——那些有豪族居住的“府州”视为“处理组”，因为这些地方在改革前受“精英俘获”的影响理应更深。而没有豪族居住的府州则为“对照组”。研究者利用双重差分法，比较了这两组地区在改革前后，在科举录取者构成和社会动荡程度上的差异。

这项研究建立在作者团队手动收集的多个全新历史数据集之上：

1.进士数据库

基于中国传记数据库等资料，收集了960-1127年间9454名进士的信息，包括他们的姓名、中第年份、籍贯和家族背景，并将其划分为“平民”和“精英”出身。

2.豪族府州数据库

根据《氏族论》等权威族谱资料，识别出778个豪族及其所在的78个府州，作为确定“处理组”的依据。

3.社会动荡数据库

从《宋史》等正史中系统梳理出该时期所有社会动荡事件，并注明其发生地点、时间和主导者是否为“知识分子”。

4.官员治理表现数据库

追踪了856位担任过“知州”（地方最高长官）的进士的履历，并记录了他们在任期间的政绩，如是否新建学校、任内是否有饥荒和民变等。

四、核心研究发现：公平选贤，稳天下

研究发现，这套旨在破除“精英俘获”的科举改革，带来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1. 改革极大地拓宽了平民的晋升通道

研究发现，在改革后，尤其是在那些豪族势力强大的府州，平民进士的比例出现了飞跃式增长。数据显示，相对于对照组，改革使处理组府州的平民进士比例显著提高了约18个百分点。这个效应是迅速且持久的，并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人口、经济、教育水平、自然灾害等）后依然稳健。这表明，“糊名”和“誊录”等匿名措施是释放平民人才的关键一步。

2. 平民官员能力不输精英，改革并未牺牲治理质量

一个合理的担忧是：通过打破特权选拔上来的平民，其自身能力是否过硬？研究首先发现，在改革前，平民进士整体的学术和政治成就是低于精英进士的。这或许反映了精英家庭在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本上的巨大优势。

然而，关键发现是：改革后，这两者之间的成就差距显著缩小了。 这意味着，改革不仅增加了平民的入选数量，更提升了入选平民的质量——那些因改革而受益的平民，其才干远优于过去的平民进士群体。

更重要的是，在比较那些最终当上“知州”的平民与精英官员的政绩时，研究者在“兴办学校”、“应对饥荒”和“维持稳定”三项指标上，均未发现平民官员的表现比精英官员差。这有力地说明，改革的成果并非以牺牲官僚体系的治理效能为代价。

3. 公平的选拔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最引人瞩目的发现是，科举改革显著降低了社会动荡的风险。在那些豪族府州，改革后社会动荡的发生概率降低了约2.8个百分点，相对于改革前下降了55%。

这种效应并非均匀分布。骚乱的减少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领导的事件上，而由非知识分子领导的骚乱则没有显著变化。这个模式强有力地支持了一个“政治泄压阀”的机制：当科举这个合法的上升通道被认为不公或关闭时，被排斥在外的读书人更容易产生政治怨愤，从而寻求体制外的表达方式（如领导民变）。而改革使考试变得更加公平，为这些有才学的读书人提供了进入体制、实现抱负的希望，从而从根本上降低了他们“揭竿而起”的动机。研究也排除了“政策变化”和“民众对反腐运动的普遍好感”等其他可能的解释。

五、结果与讨论：以古观今

这项研究以其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方法，为我们理解公共部门选拔制度的深远影响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它清晰地表明，选拔过程中的“精英俘获”不仅仅是一个公平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政治议题。当官僚选拔被少数群体把持时，它不仅会导致人才浪费，更会酝酿社会怨气，最终可能以动荡的形式爆发出来。

北宋的科举改革告诉我们，即使在考试制度已然存在的前提下，程序上的“微调”——如匿名化和限制裁量权——依然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有效地削弱了身份、关系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使“贤能政治”的理念得到更充分的落实，从而将最有才干和抱负的社会成员吸纳进体制，巩固了国家的统治基础。

这项研究的启示超越了历史。对于当今世界任何致力于建立公平、高效、稳定的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而言，如何设计一套能抵御人情、关系、特权侵蚀的选拔机制，依然是值得不断探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