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风

消费是收入、财富和预期的函数。

01

最低工资再度上调，什么信号？

近日，广东调整最低工资，广州、深圳提高到2680元、2700元/月，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提高到2300元/月，涨幅6-8%不等。

根据规定，最低工资原则上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上一轮全国性普调是在2025年，多省上调超过10%。

时隔一年多，广东率先上调，拉开新一轮涨工资的序幕，大多数省份将会在年底前后跟进。

有没有注意到，最低工资没有一刀切，而是根据区域发展情况，分为两到四类。

省会为第一档，经济强市为第二档，欠发达地区为三四档。

广东就是如此。广深独占一档，佛莞珠中为二类地区，粤东西北地区同属三类地区，对应不同的标准。

哪怕以“十三太保”著称的江苏，也分为三类。第三档，涵盖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等苏北多个区县。

具体来看，广东第一档最低工资仅次于上海，高于江苏、浙江，但二三档地区不及包邮区。

这也不难理解，作为经济大省，广东既有发达的珠三角，也有欠发达的粤东西北，最低工资不宜一刀切。

原因不难理解，最低工资是员工的收入，也是企业的成本。如果超出发展水平，过度拔高，反而不利于稳就业。

反之同理，如果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吸引产业转移，刻意压低最低工资，固然能降低企业成本，却无益于全民福利。

所以，稳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是地方政府的自选项，而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02

上调最低工资，到底有什么用？

最低工资上调，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的工资都会跟随上调，更不意味着全方位的收入增长。

但作为薪资水平的底线，最低工资关乎的不只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也与绝大多数人都有关。

且不说工资水平具有传导效应，下限抬升，有望引发逐级传导，对所有工薪阶层都不是坏事。

更关键的是，最低工资，还是失业保险金、病假工资、加班工资、灵活用工、工资指导线的参考基准。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社保基数的是社会平均工资，而非最低工资，前者是后者的3-5倍。

如果将目光放长远，不难发现，上调最低工资只是开始，“涨工资”作为顶层设计，到了落地时刻。

就在日前，《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而在去年，中办、国办在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文件强调，推动企业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至今，已有10多份重要文件或会议，将增收、工资增长、养老金上涨等作为核心关键词。

“涨工资”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居民收入超过6成都来自于工资，是多数人唯一的来源。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扩大消费的根本落脚点在于收入。比愿不愿消费更重要的是，敢不敢消费、能不能消费。

提高收入，工资是基础，但财产性收入也不可或缺。

我国来自房产、股票的财产性收入占比不到10%，而欧美地区普遍在20%左右，仍有提升空间。

可见，上调最低工资只是前提，夯实工资增长体系、增加财产性收入、稳固养老金收入同样关键。

03

从“提低”到“调高”，连锁反应开始了。

我国的收入改革思路，大致可概括为六个字：提低、扩中、调高。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调节过高收入，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近日，继去年要求境外炒股补缴个税之后，监管开始针对境外保险、离岸信托征收个税。

这是针对高净值人群的税收调节。在国外，遗产税、资本利得税、房产税早已齐上阵。

无独有偶，国内针对金融行业、国企高管的限薪令，在逐步落地。

人社十五五规划提出，深化国企负责人薪酬分配制度改革，调节不合理过高收入，严格规范各层级企业薪酬管理。

金融行业降薪早已不是新闻。

根据2025年财报，多家银行高管降薪超20%，券商机构“人均年薪百万”也成了传说。

当然，限高不是一刀切的平均主义。

真正被限制的，是与岗位、级别捆绑的固定薪酬,而非靠劳动、技术、创新创造的价值。

这在国家文件里有明确体现：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引导工资分配向一线岗位倾斜。

这里的“一线岗位”，主要指的是生产、技术、科研、公共服务的一线人员，利好的是基层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

未来，“提低、扩中、调高”将是大势所趋，每个人都有必要适应新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