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二战结束八十余载，日本右翼歪曲、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操作仍未停止，而且手法不断翻新。如今的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不只依赖少数右翼学者、出版机构和政治团体的“手工作坊”，而是进入了基于人工智能和平台算法的低成本、批量化生产阶段。

日本右翼炮制虚假历史的典型手法都有哪些？为何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反复回潮？如何防范和应对相关危害？在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纪念日到来之际，《环球时报》推出专题评论文章，深刻揭露“伪史炮制者”日本的最新危险动向，阐明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亵渎。

日本《朝日新闻》去年12月和今年4月相继发布的调查报道，揭示出日本在历史虚假信息生产方式上的新变化：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招募内容生产者，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AI）快速制作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等视频，并以流量奖励刺激传播。日本歪曲和否认历史开始由过去依赖少数右翼学者、出版机构和政治团体的“手工作坊”，进入低成本、批量化、算法化生产阶段。与此相伴，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增加所谓“海外战略信息传播”投入，历史叙事、国家形象塑造与对外舆论工作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性质的基本法律判断始终清晰，但日本国内围绕战争责任、历史定性和国家身份的认知争夺并未真正结束。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正逐步构建一套能够持续生产、反复传播并最终使错误历史认知日常化、常态化的制度性机制。

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典型手法

日本右翼围绕战争责任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叙事体系，试图通过拼接事实、重组因果、转换概念和制造争议等操作，改变事实在整体叙事中的位置与意义，逐渐动摇历史中原本坚固的一面。

一是“自卫论”。这是日本右翼辩解战争起源时最常使用的框架之一。基本做法是把日本向外扩张的连续过程截断，仅摘取战争后期日本遭遇制裁、封锁和军事压力的阶段，再据此将太平洋战争描述为维护日本国家生存的“被迫选择”。但问题是，国际制裁并非无缘无故出现，而是在日本持续改变地区现状之后引发的外部反应，不能被倒置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恰恰是想通过切割时间线来倒果为因，将“对侵略的反制”改写成“侵略的原因”。

二是“解放论”。这一谬论试图美化日本战争行为，其典型论调是：英、法、荷、美等西方殖民势力长期控制亚洲，日本的军事扩张客观上打击了欧洲殖民体系并推动亚洲民族独立，因此“大东亚战争”具有“解放亚洲”的一面。与“自卫论”强调日本的被动和弱势不同，“解放论”突出日本作为“亚洲领导者”的主动和能力，两种叙事看似矛盾，实则分别承担逃避责任和获取所谓“道义合法性”的功能。

当时，亚洲民族解放力量确实可能利用日本与西方殖民者争夺所形成的权力真空推进独立运动，但“被占领社会利用战争机会争取独立”与“日本打着‘解放亚洲’幌子的侵略战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把前者等同于后者，是典型的偷梁换柱、混淆视听。

三是“受害者”叙事。这种手法是将日本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从战争因果链中抽离出来，构造以广岛、长崎原子弹轰炸和城市空袭为中心的“受害者日本”形象。问题在于，当这种受害经验被单独置于公共记忆的中心，而战争为何发生、日本此前在亚洲做过什么等前置事实被弱化时，“受害者”叙事便会从反战记忆转化为责任置换。久而久之，日本社会对二战的认知可能更多围绕“我们遭受了什么”，而不是“日本对亚洲造成了什么”。这种结构性的记忆失衡，为右翼势力进一步把日本塑造成“战争受害者”、淡化加害责任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

四是学术伪装。比公开否认更具迷惑性的，是以“重新审视”“学术争鸣”“纠正自虐史观”为名，对已有大量史料、证言和审判记录作为支撑的战争事实进行无限拆解。

这种“争议化”具有明确的传播逻辑：以局部材料的不确定性否定整体事实；把军队体系中的组织、监管、胁迫和暴力降格为“个别行为”；通过讨论东京审判法官构成、证据规则等程序问题，逐步把对审判程序的质疑延伸为对侵略性质本身的否定；把战后赔偿、经济合作和政府开发援助视作历史责任已经“结清”的依据。

“自虐史观”概念则为上述操作提供了情绪动员机制。原本针对史实的讨论由此被拉入民族情感对立，历史修正主义也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传播空间。

五是算法操控。在生成式AI和平台算法深度介入大众传播的时代，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获得新的伪装。如今，生成式AI大幅压低了内容生产成本，文本、图片、音视频可以被快速生成、改写和翻译，社交媒体平台则依靠推荐机制将高情绪、高冲突内容持续推送给特定受众。历史修正主义由此获得规模化生产、精准化投放和跨语言传播的新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操控改变的不只是传播速度，还有错误认知的形成方式。原本由特定政治力量制造的叙事由此获得技术系统赋予的“客观性”外观，普通用户越来越难以辨认其最初来源和政治意图。

因此，算法时代的历史修正主义已经不再满足于修改某一段文字、否认某一项罪行或美化某一次战争，而是开始争夺信息基础设施本身。生成式AI负责降低造假成本，推荐算法负责扩大传播范围，社交媒体负责形成群体回音，跨平台转载又不断制造“多源印证”的表象，最终形成生产、推荐、扩散、再生产的循环。一旦这种循环长期运行，错误史观便可能由边缘言论逐渐变为具有可见度、重复度乃至表面可信度的公共认知。由此，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也将从对具体史实的篡改，进一步演变为对认知环境和记忆形成机制的系统性操控。

历史修正主义为什么反复回潮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在战后80多年间反复回潮，根本原因在于其背后存在相互嵌套的结构性条件。

首先，战后清算的不彻底。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首先植根于战后处置本身的局限。东京审判确定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法责任，但美国在占领政策中将对日改造置于冷战需要之下，导致战争责任追究并未彻底展开。日本战前形成的很多政治网络、权力结构以及为侵略战争提供支撑的思想观念未能得到彻底清理，在战后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导致清算的不彻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争责任在日本公共认知中逐步被压缩为少数甲级战犯的个人责任。其后果是日本虽然完成了战后政治制度重建，却没同步完成对战争责任的彻底清算和反思，更没使其真正成为国家共同记忆。

其次，日本国内政治的“总体保守化”和“右倾化”。战败初期，日本思想界和政治界曾出现强烈的反战和反军国主义思潮。历史反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却难以稳定转化为国家层面的长期政策。

自民党内部长期存在两种不同政治路线的竞争：一派以吉田茂路线为代表，更重视经济发展和对美合作；另一派以岸信介路线为代表，更强调修宪和实现“自主防卫”。进入21世纪后，这一内部平衡明显向后者倾斜。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由此与“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议程发生耦合。历史问题因而不只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性议题，也逐渐成为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中的认知配套。

再次，历史认知代际传递。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最重要的代际传递渠道，一是教育制度，二是纪念与公共记忆体系。

日本1947年《学校教育法》确立教科书“民间编写、官方审定、学校选用”的制度框架，文部科学省由此掌握决定教科书内容边界的重要权力。此后围绕“侵略”“慰安妇”“强制带走”“南京事件”等表述的争议，实质上都是有关日本年轻一代可以接触何种历史语言的斗争。教科书修订的影响并不在于一次性彻底改写历史，而在于通过措辞的渐进变化塑造新的常态。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试图借助看似技术性的审定程序，实现低强度、持续性的认知迁移。

纪念政治构成另一条制度化通道。参拜靖国神社、向靖国神社献祭品与公开声明“继承既往谈话”在日本政界长期并存，由此形成一种双轨套路：对外维持基本外交表述，对内向右翼选民释放象征性信号。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正是在这种“正式表态与象征性行动并存”的制度环境中设法续命。

最后，国民心态与文化因素的深层呼应。日本经济地位和国家认同的变化，是历史修正主义话语能够获得社会响应的一个重要背景。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达到高峰，“经济大国”身份为战后国家认同提供了支撑。战败、反省、复兴、国际贡献被组织成一条相对顺畅的国家叙事，援助和投资常被解释为日本已经完成历史责任、以经济方式“回报亚洲”的证明。但“泡沫经济”破裂后，长期低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等逐步削弱日本社会自信。右翼势力趁机把社会失落归因于“战后体制”和“自虐史观”，并把重新肯定过去包装成恢复国家尊严的路径。

不能任由侵略历史被重新包装

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值得高度警惕，不只因为它歪曲过去，更因为它会改变人们处理当下和判断未来的方式。战争记忆既是历史认知，也是国家身份、政治合法性和地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危害性而言：

其一，侵蚀战后秩序的历史与法理基础。战后东亚秩序的建立，既以力量格局的重组为现实基础，也以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性质和战争责任的明确认定为重要前提。如果战争性质可以重新解释、战争责任可以不断稀释，战后形成的和平原则也就失去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尤其是在日本加快调整安保政策、扩充防卫能力并持续推动“摆脱战后体制”的背景下，对历史的歪曲解释又与现实战略转型形成呼应。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由此从对过去的重新书写，进一步转化为在现实政策层面突破既有边界的认知准备。

其二，削弱亚洲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当日本一方面强调“和平国家”“亚洲伙伴”，另一方面又出现参拜靖国神社、在教科书中淡化侵略表述和美化“大东亚战争”等行为时，地区国家接收到的便是彼此矛盾的政治信号，难以形成稳定的政治信任。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往往针对不同国家采取不同叙事：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突出所谓“帮助民族独立”，在另一些国家则以战后援助和经济合作覆盖占领暴行，借此把抗击日本侵略的共同记忆拆解为彼此分离的国别经验。这种差异化叙事不仅会削弱各国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共同认识，还会侵蚀亚洲形成共同历史记忆和地区认同的社会基础。

其三，压缩日本社会反思战争的空间。历史修正主义对日本国内社会最深层的影响，并不一定表现为多数民众主动接受某一右翼史观，而在于不断削弱社会对基本历史事实的认知。当“日本是否发动侵略战争”“国家是否承担强制责任”等已有充分证据的问题重新变成可以反复争论的开放命题，历史修正主义就改变了公共讨论的边界。其进一步的后果，是修宪、扩军和重新评价战前等政治主张更容易摆脱历史包袱，以“正常国家化”“恢复国家自信”等新的语言进入主流讨论，历史认知由此成为日本国内政治右倾的重要社会条件。

其四，加剧错误认知的代际、跨国扩散。传统错误叙事即便长期存在，仍受到出版成本、传播渠道和语言边界的限制；生成式AI和平台算法则显著削弱了这些约束，使同一套叙事能被快速改写为不同语言和不同形态，再通过账号矩阵、推荐机制和跨平台转载进入全球信息空间。原本由特定政治力量制造的观点，就可能逐渐失去清晰来源，并以搜索结果、算法推荐乃至机器回答等形式重新出现。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可能由此获得跨越国界和世代长期沉淀的能力，对历史记忆的争夺也从具体史实的解释权延伸到信息环境和认知形成机制本身。

可见，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操作路径已经十分清晰：在时间线上截断因果，在概念上模糊侵略罪责，在情感上放大自身“受害”，在学术上制造虚假争议，在教育和纪念制度中实现代际传递，再借助公共外交、网络平台和AI技术向海外扩散。日本右翼试图通过这些手段，模糊亚洲国家和人民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共同判断。 

诚然，日本社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警惕和反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不应滑向对日本社会整体的本质化判断，而应更加准确地区分右翼政治势力、制度性修正机制以及日本国内坚持和平主义和历史反省的理性力量。面对已经进入算法时代的历史修正主义，亚洲各国需要做的不只是反复证明“谎言终究是谎言”，还要建设能让真相长期存在、随时可查、跨语种传播、跨世代继承的制度条件。守护共同记忆，最终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使侵略不能被重新包装、责任不能被抹去、悲剧不能在遗忘中被重演。只有如此，历史正义才能真正得以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