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凡 著

　　“至1919年左右，通过在中国主要城市设分社、支局乃至派驻通信员，‘东方’的通讯网基本完成”。在订户方面，据1916年9月波多博报告称，当时东方社的电信客户涵盖了上海（11家）、汉口（6家）两地所有中文报纸，上海英、日文报纸各2家，汉口日文报纸1家。北京分社设立一年半之后，据1917年12月28日驻华临时代理公使芳泽谦吉向外相本野一郎报告，当时在京津各报中，采用东方社电信的有10家。

　　东方社业务蒸蒸日上，但是作为该社社长的宗方却似乎并没有在其中投入多少精力。通览1914年至1920年间他的日记，其中记录东方社的内容平均每年不超过10条，绝大多数还是记录领取津贴、到社会见他人、参与该社聚餐等琐事，关于该社业务的记录只有三条，分别是1915年9月22日向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交东方社扩充方案，1916年11月28日拜访小幡酉吉决定创办北京分社以及1917年1月10日上书外务省反对将东方、共同两社合并一事，而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了对华情报工作上。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日本政府的要求五项，共二十一条，并称：“日本政府对大总统表示诚意，愿将多年悬案和衷解决，以进达亲善目的。兹奉政府训令，面递条款，愿大总统赐以接受，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实为两国之幸。”近代中日关系史上著名的“二十一条”交涉由此开始。面对事实上将中国变成日本之保护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既无法接受，又无力也无决心抵抗，只能采取拖延战术。2月2日，新任外长陆征祥与日使日置益举行第一次会议。袁世凯一面尽力拖延，一面将消息散布出去，力争舆论支持，对日本施加压力。经过25次会议，到5月初，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于5月7日午后3时由日置益向陆征祥面递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收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

　　虽然举国上下一致反对，抵制日货怒潮风起云涌，连十九省督军团也联名通电反对，主张与日本“决一死战”，但袁政府最终还是于5月9日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牒”。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关于汉冶萍公司、胶州湾及福建省等一系列换文，这些条约和换文成为日本在一战期间企图独霸中国的重要标志。

　　就在交涉进行中时，宗方也在关注着交涉的进程并试图施加影响。4月23日，《顺天时报》社长龟井陆良自北京来信，商量促使政府勇断交涉事件。5月4日，他应有吉之邀赴日本人俱乐部会餐，“交涉险恶，于今明两日内……最后通牒，若再不反省，则决定采取自由行动。与有吉（明）、藤村（义郎）、石井（彻）、木幡（恭三）、河野（久太郎）、樱木俊一、儿玉（英藏）等商量决裂后之处置”。5月9日，在得知袁世凯政府接受最后通牒后，他在日记中慨叹：“因我通牒作出让步……有此好机会而未能加以挞伐，终古之恨事也。”这个老牌间谍对中国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