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题记：2026年4月23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52期“世界读书日专场”举办。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宏观政策研究室主任、《从追赶向成熟：中国经济关键十年》作者冯煦明的演讲整理。

作为研究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的学者，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日常工作中，我们会开展大量细而又细的研究，逐季、逐月、甚至更高频地监测各种经济指标的变化，构建复杂的数理模型来预测经济走势。这些工作无疑很重要，不过与此同时，历经了十余年宏观经济与政策研究之后，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细而又细的研究固然重要，却并不一定是最根本的，真正的关键在于抓住主干，剥离庞杂枝节，精准把握当下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然后再据此研判未来发展趋势。

正是基于这一初衷，我撰写了《从追赶向成熟：中国经济关键十年》这本书，旨在回归决定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最基础变量，以此审视当下并展望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

本书的六个篇章分别是人口篇、产业篇、区域篇、宏观篇、政策篇与国际篇。这六大维度正是影响当下及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基础性变量，对这些变量的把握，远比关注月度PMI、PPI数据，或是央行降息、降准等短期细节更为重要。

四个重大阶段转换

我的基本判断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迎来四个方面的重大阶段转换，分别是人口结构、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所处国际位势。

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提出了明确定位，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两个词概括了这一时期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意义。理解“十五五”规划和未来五年的政策，一定要立足这一宏观背景。

我国的国家治理历来重视“战略节点”。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时，我国距离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已十分接近。为了明确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路径，十九大做出新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将两个百年目标之间的30年划分为两个15年。第一阶段为2021-2035年，正好覆盖“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个五年规划时期。“十四五”已经奠定了一定基础，所以说“十五五”重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而“十六五”将迎来阶段性收官。

具体到经济发展而言，未来十年可概括为中国经济从追赶型经济体向成熟型经济体过渡的阶段。这也是本书主标题“从追赶向成熟”的内涵（图1）。

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了。事实上，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众多领域，中国已经处于第一梯队。从宏观上看，2025年中国人均GNI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门槛值。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中国在今年或明年有极大概率将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当然需要明确的是，高收入经济体不等同于发达国家，且即便迈入高收入门槛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仍然有较大发展空间。过去十余年间，中国经历了四次高强度的压力测试：一是美国对中国在贸易、科技领域的围堵；二是新冠疫情冲击；三是俄乌冲突带来的各方面外部影响；四是房地产市场的大幅调整。四次压力测试的结果足以证明，中国已告别了追赶型经济体阶段，进入了“后追赶时代”。

另一方面，2035年是另一个关键战略节点，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锚定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一个量化目标——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若这一目标顺利实现，意味着届时中国将在经济社会运行的很多方面成为比较成熟的经济体，行业结构、市场格局、社会治理等领域也将逐步定型。

而从2025到2035年的10年，则是中国经济从追赶型向成熟型过渡的特殊时期。这一阶段，经济的某些方面仍然保留着追赶型经济体的特征，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逐步显现出成熟经济体的特质，两类特征交织并存。这也是本书聚焦这10年展开研究的原因。

接下来逐一分析四个重大阶段转换。

一、人口：数量红利减退，培育质量红利迫在眉睫

未来十年我国人口结构的重大转换，核心特征是“人口数量红利”逐步减弱，培育和激发“人口质量红利”成为关键。

人口结构将呈现4大特征，深刻影响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

低生育率与少子化；

代际转型；

家庭结构小型化。

关于老龄化与少子化的讨论分析已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我重点分析代际转型与家庭结构小型化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

人口是影响宏观经济的最基础变量。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出生人口数据来看，出生人口数量波动显著，峰值出现在1963年，当年出生人口达3000万，而近几年已降至1000万以下。我将历年出生人口数据滞后20年，因为新生儿通常要等到学业结束、开始工作后才算经济活跃人口；然后将经过滞后处理的出生人口数量与实际GDP增速放在同一维度对比，能够明显看出两条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未来20年的经济活跃人口结构已然确定，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未来二十年，为了对冲人口数量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需在其他方面采取一系列积极举措，包括加大资本积累、强化创新驱动、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等，从而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

将历年出生人口做每十年的加总，可看到不同年代的人口规模：60后人口达2.4亿，70后、80后、90后人口规模小幅下降，但均超2亿；而00后、10后人口大幅降至1.6亿。未来10年，是60后及部分70后退出劳动力市场、00后及部分10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期——劳动力人口一进一出的落差达六七千万。这一规模远超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与英国、德国、法国等大国的人口规模相当，这势必深刻影响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而代际间在微观层面的差异也将逐步凸显，包括消费观念、企业经营理念、婚育观念及对公共议题的态度差异等。

在中国，家庭是经济运行的最基本单元，但户均人口数正大幅下降。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户均人口已降至2.6人，1人户、2人户家庭占全国5亿家庭的比例已超半数。我国传统上由大家庭主导的家庭结构已彻底改变。未来10年，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这一变化对保险业、家电家具产业、房地产户型规划、社会保障体系等许多领域均将产生直接影响。

未来10年，培育和激发人口质量红利十分关键。也是因为这一点，“投资于人”成为“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关键词。

二、工业化：从传统工业化到产业全面升级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向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中国以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化进程已基本完成，产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已成为紧迫任务。

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规律是：第一产业占比逐渐下降，服务业占比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占比则会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尽管中国制造业占比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仍居首位，但从产业结构占比来看，我国已进入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的阶段。

从具体产品产销量来看，近年来多数传统工业品增速显著放缓，部分产品的产销量达峰后不再增长甚至下降，这是传统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的重要标志。布匹、食品等基础工业品，钢铁、煤炭、水泥等生产资料，以及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都呈上述状态。汽车行业较为特殊，2017年国内汽车产量曾达峰值，近年受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汽车出口规模扩张的双重推动，产量再次提高，带动上下游产业同步增长。此外，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刺激，家电行业部分产品产量也保持增长。

但总体而言，多数工业品市场已趋于饱和。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了新阶段，未来10年会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挑战方面，制造业将面临内卷式竞争与行业整合，行业集中度将明显提升。房地产、白酒等行业已显现这一趋势。汽车行业的规模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未来行业整合的压力也更大。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传统汽车强国在进入成熟阶段之后，最终多形成2-3家汽车集团，而中国目前成规模的、进入中国500强榜单的汽车整车企业已有18家。未来10年，汽车产业定会经历整合，行业集中度将显著提升。

机遇方面，我们将迎来“双轮驱动”的产业革命：一是新能源革命，二是人工智能引领的信息与交通技术革命。新能源革命并非简单的能源替代，而是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能源产业的基本属性——传统能源产业依赖资源禀赋、“靠天吃饭”，而新能源革命后，能源产业将逐步具备制造业属性，中国长期积累的制造业优势将充分释放。

此外，服务业在未来10年将迎来“工业化”浪潮，餐饮、金融、会计审计乃至文旅等领域的产品和生产流程将更加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

不少人认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导致制造业大规模向国外转移。我对此并不认同。历史上，制造业追逐低成本劳动力与新兴消费市场进行布局，曾呈现“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特征，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变迁的常态。但如今，以中国为枢纽的全球制造业布局已基本固定，原因是：

中国具备超大规模经济体禀赋；

制造产业链体系高度复杂，产业迁移逻辑已迥异于过去；

制造业加速AI化。

因此我认为，所谓制造业大规模迁出、全球第五次产业大转移的猜想将难以成真。

三、城镇化：从加速期迈向成熟期

经典城镇化理论指出，城镇化进程呈“S”型曲线发展，依次经历起步期、加速期、成熟期，其中加速期最为关键，又可分为前半程与后半程。我国自“十三五”时期起进入城镇化加速期后半程，未来10年将逐步向成熟期过渡，城镇化增速逐步放缓。

城镇化进程的新阶段将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人口地理分布重塑加剧，进一步向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集聚。这也造成各个地区人口增减不一，例如2010-2020期间，广东省常住人口增加超2000万，相当于新增了大约6-7个地级市的人口；同时，部分省份则面临人口持续流出。

地区间经济竞争将愈发激烈，且竞争层级上移。由于产业链条更趋复杂、服务业对人口密度要求更高等因素，地区间产业竞争的层级逐步从“县域竞争”上升为“市域竞争”，乃至城市群与都市圈之间的竞争。

四、国际位势：从“后发追赶”到“后追赶时代”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非常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今年或明年大概率正式迈入。这一变化将重塑世界经济格局，我将其概括为“不足14亿，再加14亿”：目前世界银行口径下“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不足14亿，中国加入后，这一组别的人口规模将翻倍。这将是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事件。

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阶段有各自的特征，也都面临着相应的难题和挑战。说中国经济从“后发追赶阶段”转向“后追赶时代”，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再重要，更不意味着发展面临的挑战减少了。恰恰相反，进入“后追赶时代”之后，一方面，跟随式发展不再可能，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型更趋紧迫；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变乱交织，大国竞争更趋激烈，需要审慎应对。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周期频率明显加快，政策调整的复杂性也在提升，每两三年便会出台重大宏观政策。梳理过往政策可发现，宏观政策调整始终围绕两条线索展开，这也是把握未来10年政策走向的关键：

第一条线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目标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条线索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政策目标是提升社会购买力，将旺盛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我们习惯的叙事是：我们是落后的，要追赶发达国家。这种追赶精神值得延续，但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已基本进入后追赶时代。在这一阶段，国家政策制定、企业经营策略、家庭管理理念与个人职业规划等均需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中国经济从追赶向成熟的过渡。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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