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以失败结束，上海沦陷，属于英、美、法的势力范围的租界地区处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形似“孤岛”。日本占领军强迫租界当局取缔抗日宣传活动，并对租界的中文报纸进行新闻检查，大批抗日报刊或迁至外地出版或停刊，“孤岛”内充斥大量不利于抗战的信息言论，广大民众因战败而情绪低落，信息的封锁进一步加剧内心的茫然与恐惧，此时“孤岛”上海无异于新闻“真空”地带。如《文汇报》这样顶着新闻检查压力进行抗日宣传的少数报纸深受民众信赖，社会影响力巨大。1939年5月14日这天，《文汇报》二版整版刊登了一则广告，其内容并非往日的商品推介，而是由该报策划的、面向报纸读者的上海游览活动：

英商文汇报举行第一届读者集团游览

车资膳食 完全免费 男女老幼 一概欢迎

五月二十日起举行

……

除了活动的基本信息，版面上还刊出了报名办法、参加章程、游览地点、服务公司等信息。遗憾的是，就在这则活动广告刊出的四天之后，《文汇报》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通知，被迫停刊两周，该活动未能如期举行。（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大事记》第47页）

在近代报刊史的书写上，《文汇报》以抗日宣传作为其报道宗旨与鲜明标识，笔者希望以这次未能如愿举办的读者活动作为切口，挖掘《文汇报》抗战实践的其他面向，并结合“孤岛”时期上海城市的状况，进一步探讨特殊时期城市与报刊之间的关系。

一条“孤岛”时期上海的游览路线

既然是一次城市游览活动，首先吸引笔者的自然是游览的景点。根据版面介绍，这条线路包括（徐家汇）天主堂、土山湾、张家墩、徐文定公墓、淡井庙、觉园、上海难民救济会第一收容所、虹桥路战迹和新华摄影场共9处地点：

一、天主堂建于光绪三十二年，宣统二年落成。钟楼高七十丈……为上海第一大堂，瞻仰之下，可以兴宗教伟大之感。

二、土山湾以前浚肇嘉浜时，堆泥成阜，积在湾处，因以得名，今故址已不可寻。天主教士薛孔昭，因太平军起，内地有锋镝之惊，由青浦迁育婴堂于是……容孤儿约二千数百名……办理成绩，久著美誉，足为办理慈善事业之参考。

三、张家墩在裕德路西，其地为一乡村……野外风光，入眼生趣，久居都市中人，来此徘徊，尘怀尽涤。附近有一石室种植园，花木而外，略有园景，教士张永明墓，在其西，修柏成林。西人倍而爱其地之幽深，筑别墅于一隅，拓地数弓，铺草若茵，小憩其间，看杂花生树，翠鸟乱飞，攸然又意外之想。

四、徐文定公墓徐文定公光启，为明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中国天主教徒之先进，与主教利玛窦友善……当光绪二十九年，天主教徒为徐公举行受洗三百年纪念典礼周，树大十字碑于其墓前。墓外有石人石马华表碑坊等物，为沪西唯一古迹。

五、淡井庙建于宋代，为华亭城隍行殿。元奉城隍神于此。明洪武二年，诏封显佑伯护国公……嘉靖三十二年，建筑上海县城，迎像奉立后殿，以迄于今……原有井以水淡得名，今遣址改建洋房。

六、觉园觉园，原名南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先生所营筑。园内池沼花木，极槃洄扶疏之致，且有石船一艘，仿颐和园之制，其先拓地甚广，四周碧草如茵，惜今改建洋房……

七、第一收容所难民救济会第一收容所，为收容所中之规模最大者。地址在惇信路中，所内共分十九区……文汇报读者，平日皆热心救济，来此参观，可知输捐之不虚掷也。

八、虹桥路战迹虹桥路原为沪西风景最幽美之地。沪战以后，交通梗阻，今与租界自由通行者，仅东端一段，其地战迹最瞩目者，厥为旧同文书院遗址，巍巍大厦，泻为平地……

九、新华摄影场新华影业公司为张善琨君所创办。其总厂摄影场，系租赁前丁香花园原址……园内景物幽丽，花木秀美，摄影场规模宏伟，布置精巧，□方摄制新片赵五娘，有银幕之癖者，必乐于一观摄影场之真相也。（1939年5月14日《文汇报》）

这9处地点，如今要么遗址得以留存或修复，要么相关情况得到志书的明确记载，惟有“张家墩”原址既已不存，且相关记载较为模糊。起初，笔者以张永明为切口进行查找，未果，于是改从地名入手。“裕德路，自土山湾天主堂路（笔者注：今蒲西路）迤西，接至张氏山庄，民国八年张氏购地筑”。（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辑（1840-1949）》第193页）又据《徐汇区地名志》，裕德路是1919年张、金、李三姓富户集资修筑的一条煤渣路。上述两处记载均提及“张氏”，但又提到的“富户”“山庄”，似乎与《文汇报》所描述的张家墩并不一致。《徐汇区地名志》同时有“张家坟山”条目，根据记载，张家坟山原址在今蒲汇塘路和宜山路交汇处的东南侧。“占地约0.83公顷。这里原有坟丘、花圃、菜地、河浜。本世纪30年代，有张某在此购地雇工种田，建有平房3间。张去世后这里作为墓地，遍植松柏，习称张家坟山”。这段描述与《文汇报》已经高度相似，但此处的“张某”是否为教士张永明，以及张氏为何独居田园，又独自安葬在此等问题则不得而知了。当然，这也并非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将“张家墩”作为景点列入游览路线，或许是因为它与前后景点位置相近，也与宗教相关，同时又有异于人文景观的自然风情。这份路线不长，却仍然兼顾了人文（天主堂）与自然（张家墩）两种景观特色，涵盖了上海的古代历史遗迹（淡井庙、徐文定公墓）和现代都市产业设施（新华摄影场），以及与当时上海战事密切相关的虹桥战迹、上海难民救济会收容所等地点——笔者以为，安排读者实地走访后两地的计划，使得这份城市游览路线有别于同时期的其他商业型游览项目，能够体现《文汇报》抗日爱国的办报立场。

游览服务、餐食安排与《文汇报》的经营状况

尽管游览涉及的9处景点相距不远，路线安排也比较紧凑，但是对于想要接待的千人游客规模来说，走完全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与游览活动相关的配套服务上，《文汇报》是如何计划的呢？

根据活动信息，《文汇报》“租用上海搬场汽车公司最新式团体客车”供读者搭乘。搬场公司是英商茂泰洋行（G.E. Marden & Co）旗下的独立机构，1928年设立于上海汉口路，之后不断开设分店，拓展业务，租车费用在“孤岛”时期持续上涨，关于这一点，笔者稍后会作专门介绍。

再来是邀请“上海自由车服务社”的社员提供游览招待。自由车即自行车、脚踏车，近代上海的自由车服务社是随自行车引进而出现的配套服务业，主要对自行车进行维修、保养等基础服务，（1942年10月6日《申报》第8版）随着沪战持续，自行车行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徐涛著《自行车与近代中国》第243页）服务社不得不想办法拓宽业务范围，比如有偿配送药物、礼物、刊物等小型物品（见1939年10月20日《申报》第9版）——这与当下外卖平台的“跑腿”服务倒是有些相近，或是提供游览招待。颇为遗憾的是，就在《文汇报》这则游览通知刊登的两个月后，上海自由车服务社就因“营业不振亏蚀过巨”，宣告中止营业。（见1939年8月11日《申报》第13版）

游览当天，读者的餐食由锦江茶室提供川肴。该茶室是由锦江川菜馆的创办人董竹君于1936年开设的第二家“锦江”门店，地址在上海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附近的华龙路（今雁荡路）。因为有锦江川菜馆的名气在先，装潢考究有特色，茶室不愁没有生意做，每逢假期，还会大量接待来自隔壁公园的游客。当然了，茶室生意兴隆与董竹君擅长经营社会关系是分不开的，不仅上海商界、文化界名人和媒体记者出入频繁，还一度是中共党员、左派人士进行集会商讨和联络的地点。（参见董竹君著《我的一个世纪》）《文汇报》选择与锦江合作，也从侧面反映了报刊的政治立场。

围绕这次活动的出行、导览和就餐等安排分工明确，呈现出专门化的特点。事实上，上海地区的短途游览业务在当时已有成熟先例，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旅行社的前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就仿照欧美旅行团的形式，开发出了上海周边短途旅游线路：每团制定日程安排，沿路配备专业导游，车内餐饮由当时上海有名的餐馆提供，（张俐俐著《近代中国旅游发展的经济透视》第235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些游览活动甚至能够在战事的间歇开展，例如，1932年上海搬场公司就已提供游览江湾战区的服务，旗下客车往返于上海租界和江湾镇之间，游客只需花费1元，即可目睹“战地真相”。（见1932年6月4日《申报》第2版）

专业的服务往往与较高的收费标准挂钩，至于《文汇报》举办这次活动的成本是多少，不妨以上海搬场公司的团体客车租金为例作大致地推算。根据搬场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则广告，团体客车每辆设有二十多个座位，假如1000个名额报满，那么至少也得租车四五十辆。虽然不知道1939年5月团体客车的租金标准，但搬场汽车的租金在1939年至1940年间完成了二连跳——从每小时4元涨至5元又涨至9元，而团体车在1940年已经涨至每小时12元。一条涵盖9个景点的线路，全部走完，又提供餐食，怎么也要花费半天及以上的时间，如此一来，承载全部游客的租车费用将会是四位数的数字。

那么，成本又由谁来承担？其实，报纸版面已经给出了答案，《文汇报》先是声明这次活动“完全免费”参加，但又注明“参加者请先定阅文汇报全年一份”，每份报纸的全年订阅费为7元。另外，版面还提醒读者，这次活动有大厂商赞助，参与读者还可领取赠品。

全年订阅费7元，已经不能算高了，“当时上海的米价，每石不过七元余”，（徐铸成著《旧闻杂忆》第227页）1938年3月份《文汇报》提价以后，半年订阅费也需要8元。（见1938年3月21日《文汇报》）前文已经提过，《文汇报》的发行量巨大，难道这不足以负担一次本埠游览活动的开支吗？据《文汇报》主笔徐铸成回忆，1938年2月自己主持《文汇报》笔政一个多月后，发行量即突破一万大关，四个月后增至近六万份，超越《新闻报》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是，一份报纸能否长期运营，并不是仅凭报纸卖的多与少来决定的，报纸经营实质上是先把信息卖给读者，再把读者的注意力卖给广告商，也即二次销售。《文汇报》可观的发行量带来了大量广告资源，广告客户排队见报，甚至通过广告部的工作人员“加塞”已是常态，这导致以徐铸成为首的编辑部经常为了权衡版面的新闻与广告内容比重而与广告部发生争执。这种争执之所以频繁发生却没有结果，在于《文汇报》对于广告商的强烈依赖以及内部经营的混乱，营业极盛时期，报社每月广告费高达5万至6万元，但是经过合作广告社的各种抽成，实际入账的只有四成，而对此负有管理职责的高级职员往往不作理会，常常在工作时间擅自离岗，混迹于赌马场所。甚至，正是巨大的发行量带来某种“麻烦”——当时国内工业落后，白报纸大量依赖进口，《文汇报》用纸多但结不到官汇，买纸的外汇必须向黑市购买，无法压缩用纸成本；另一方面，社会文盲率高，潜在读者群体小，而进步报纸又不能单独涨价，造成了报社现金流的枯竭。（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从风雨中走来文汇报回忆录①》，第20页和28页）然而就在《文汇报》销量攀升之际，报社请来担任董事长和总主笔的“洋招牌”——英国人克明也在趁机攫取利益，先是强迫报社将自己的月薪从三百元涨至一千元，再安排自己的儿子小克明的月薪从一百元涨至三百元，此外还要求各种服务待遇（如房租），为《文汇报》的巨大开支再添一笔。

当时《文汇报》以零售为主，读者主要是“孤岛”人士，发行量极易受近期报道的影响，（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第32页）这部分收入存在波动性，比如，1938年6月21日的《文汇报》就因刊载了一篇抗日立场模糊的社论遭到读者谴责，发行量迅速下滑，低谷时期只有六千多个订户，（受客观环境限制，当时读者基本只覆盖上海租界三百多万居民，参见徐铸成著《旧闻杂忆》）因此失去部分广告客户。为了挽救销量，此后《文汇报》作出诸多尝试，如规定凡订阅一年份报纸即送定价五元的《文汇年鉴》一册，同时又推出晚刊吸引新的读者。（徐铸成著《孤岛时期的文汇报——在文汇报工作的回忆之二》，《新闻与传播研究》1980年第2期第157页）在这次读者游览活动的报名章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了类似的规定：凡多一人报名活动，就需多订阅一年份报纸。以此类推，采用“滚雪球”的模式发动读者推荐身边家属亲友成为新读者。可以说，《文汇报》举办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正是在于拓展新读者，进一步打开报纸的销路。

“孤岛”困境与一份报纸的使命

报纸的生存问题，当然是首要考虑的。事实上，就连这份报纸的创办，起初也是为解决报纸创始团队——“新新俱乐部”成员自己的生存问题。俱乐部成员是原沪宁、沪杭甬两路局财务稽核严宝礼、《新闻报》特约采访员马直山、《新闻报》的严独鹤和徐耻痕，以及《社会日报》的胡佛飞等人，受战事影响，不少人的本职工作已经无法继续。起初，办报是俱乐部成员的营生设想之一，另一个设想是从严宝礼的故乡吴江贩运大米卖到租界，但因日军严格控制，只好作罢。原来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几位成员认为，当时的报刊已经无法满足“孤岛”上海几百万人民对于抗战消息的需要，这时办一家大型日报，并提供真实的抗战消息、评论和副刊，不仅对国家、人民有好处，还能通过广告来挣钱。（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第5页）

可以说，《文汇报》的初创成员确是出于各自需要来办报的，但是大家又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有效且畅通的信息传播对于“孤岛”上海的重要性。在1938年1月25日创刊的《文汇报》上，发刊词《为本报创刊告读者》将团队成员的共识进行正式宣告：

本报刊行，绝非为投机取利，而实为应环境需要而产生，故必竭本报同人之力，为社会服务，凡若有利于社会公众之事业，无不欲先后兴办，以谋大众之幸福，而副读者之期望也！

“有利于社会公众之事业”和“谋大众的幸福”，除了文人办报所追求的“启迪民智，养成民主政治的氛围”，促进“民主国家的培养与形成”和“灌输现代知识”，还应该包括什么？在设想阶段，《文汇报》就萌生了改善“孤岛”人士精神状态的想法——要让“上海的几百万人民冲破沉闷窒息的空气”，（文汇报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第5页）集聚爱国人士一同抗日，帮助同胞们渡过这段不知何时才能够结束的特殊时期。2月1日，社论《上海并非孤岛》强调“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要居住在上海的人，不要苟安逸堕，“应该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你们处的地位”。如果说这篇社论诉说的对象还是广泛模糊的，那么在2月8日社论《告若干上海人》中，诉说对象明确指向了想要投敌的上海工商界：“你们要继续循着正路向前走，切勿恋着昙花一现的幻境，被漫天的风沙，葬送了自己！”在2月23日刊发社论《敬告上海青年》，《文汇报》又劝说被困于“孤岛”的青年读者群体珍惜光阴：“在这个荒岛上，你们暂时还可安居，同时还有许多你们愿意读的书，你们要宝贵这些精神的食粮。要好好利用你们的时间，去吸收新知识，为将来致用。”

在发刊词中以“人民的精神食粮”为目标的《文汇报》，所追求的不仅是带领读者走出信息的“孤岛”，而且是精神世界的“荒岛”。这里所说的精神“荒岛”，并不是指普通民众缺乏一般娱乐消闲项目，“孤岛”时期，上海租界内各种文化娱乐设施照旧营业，甚至因为大量及时行乐者买账，出现了短暂繁荣。在《文汇报》看来，真正造成精神世界“荒岛”的，是普通人对于周遭现实的漠视、逃避和放弃：明明租界内发生的各种恐怖事件已经危及正常生活的秩序，人们却选择在跑马场、舞厅、酒吧中沉沦。这时，由《文汇报》策划的上海游览观光活动，希望借此“开拓胸襟打破孤岛人士之沉闷”“增长见识转移颓废生活之先导”，（见1939年5月14日《文汇报》）属于另一种走出精神“孤岛”的方式。

路线所涉及的9个地点，很有可能是读者已经拜访过或熟悉的地方，但是《文汇报》对其重新串联，将原先孤立的地点纳入“冲出孤岛”这一叙事框架。每一处地点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土山湾育婴堂”与“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第一收容所”兼有社会救济性质，前者与“徐家汇天主堂”“徐文定公墓”等景点连缀，还原上海与西方文明互动交流的痕迹，“徐文定公墓”与其后景点的“淡井庙”均为上海地区古迹，可以帮助读者了解都市上海之前的历史。上海地区沦陷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逐渐停止供应难民给养，由虞洽卿1938年10月发起成立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接下这一任务，它以“上海人救上海难民”的口号在全社会动员募捐，成为“孤岛”上海最重要的难民救济机构，《文汇报》希望通过实地走访机构收容所，使得读者明确捐助的意义，坚定救济的信念。离开收容所，紧接其后的“虹桥路战迹”景观对读者带来的冲击力想必只会更多，在亲眼见证了昔日“沪西风景最幽美之地”如今“泻为平地”、“铁钢如织，岗警森严”之后，读者很难不认识到战争对于日常生活秩序的巨大破坏。

当然了，战争对生活的破坏最直观之表现，莫过于这次游览出于安全的考虑，将地点都安排在“租界安全区域”：一份努力想要带领读者走出“孤岛”的报刊，却要通过不出“孤岛”才能打消读者报名的顾虑，实属特殊时空背景下，私营报纸无法自给自足，只能高度依赖读者（发行收入）与广告商（广告收入）生存的无奈。

1939年5月20日，《申报》上刊载了关于《文汇报》读者游览活动取消的通知。通知写道：“对于报名参加者，业已分头接洽，各游览地点，亦已去函通知，各大厂商赞助之赠品，一一退还，惟悉一俟上海情势安定后，该报此举，仍将赓续举行……”1939年6月1日是《文汇报》被停刊两周期满的日子，但是当天报纸并未复刊，徐铸成、李秋生、储玉坤等编辑部成员在《申报》上发表《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表示报馆内部发生变动，严宝礼已辞去总经理一职，在未能获得不变本报编辑方针、一贯立场的承诺之前，编辑部成员暂不参与工作。之后几天，《申报》多次刊载《文汇报》延期复刊的消息，但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读者再也没能盼到《文汇报》的回归。据徐铸成回忆，停刊之后仍担任《文汇报》总主笔的克明已被汪精卫一派收买，后者计划盗用《文汇报》继续出版。根据当时的英国公司法，企业有三分之一股权反对则不得继续经营，于是严宝礼等人乘《文汇报》停刊股票下跌之机，低价收进一批股票，凑足三分之一以上股权后，申请停止经营《文汇报》。该申请书最终转交给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寇尔，后者批示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吊销了文汇出版公司暨《文汇报》的执照，“《文汇报》这三个字，得以保持了她的洁白无瑕”。（徐铸成著《报海旧闻》第314页）

从表面上看，《文汇报》成也“孤岛”，“败”也“孤岛”，但是《文汇报》自创刊至停刊的这一年半，也是因为依托租界地带各方权力的制衡，在克明这面“洋旗帜”下短暂活了下来。这何尝不是栖身于一种权力的“真空”？待公共租界向日军妥协，抗日报道几无空间，就是“孤岛”边界开始消融之时，当然，也是《文汇报》被迫停刊之日。在这个层面上看，即便是读者游览活动顺利举办，《文汇报》及其读者也是无法真正走出“孤岛”的——因为他们的生存空间就在“孤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