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韩  雪

　　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成立于1939年1月16日，是中国共产党设在重庆的秘密机构，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及香港、澳门等地的党组织及其活动。

　　1938年广州、武汉失陷后，日本调整进攻策略，调集主力对中共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扫荡，国民党借机“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同年，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敌后战略，决定撤销原长江局，成立南方局、中原局和东南局。其目的在于改变过去“偏重军事和战区”的工作方向，加大对国民党统治区域和敌后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及数十个南方省份最广泛地团结进步力量、发展中间势力，成功地保存了党的骨干、巩固了党的组织，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在白色恐怖弥漫的国统区和敌后，绘就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团结图景。

　　广联各界

　　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南方局常委，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全面工作。为高效开展统战工作，南方局设立了专门机构。统战工作委员会内设军事、党派、文化、经济、青年、妇女等工作组，这使得政治争取、军事策反、文化宣传、经济联络等工作可以统一策划、同步推进、互为掩护。敌后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这是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在南方局的执行机构。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领导南方局，集军事、政治、统战等职责于一身，确保党在多条战线工作的衔接配合。

　　南方局常委主要面向国民党上层、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工商界、文化界，以及国际人士和海外华侨等进行统战工作。能够同国民党上层人士常态化沟通交流，同地方实力派以及民主派人士互通有无，才能够真实有效获取第一手信息、感知重要的高层动向，这些微妙且细微的信息为中共正确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而在交流中，南方局常委以其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赢得了统战对象的认可与尊重，极大地团结了各方力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蓄了力量。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并推动成立了由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组成的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也叫“小民革”。周恩来经常参加重要会议，召集核心成员座谈、坦诚交流。“小民革”不仅让中共更清晰及时地了解国民党动态，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与王昆仑、屈武等国民党左派的交往，让中共的政策主张对国民党产生影响。

　　如果说面向国民党左派上层人士及部分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是纵深展开的，那么，设立经济组、文化组、妇女组等，与杰出的实业家、极具才情的文化界人士进行交往，则凝聚了统战工作的专业力量。此前，对工商界人士的团结多依赖中共领导人的个人威望。经济组的设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有了专门研究经济问题、系统联系工商界、持续输出政策影响的组织实体。文化工作委员会是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组织中枢。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南方局对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的领导，从个人号召变成组织行为，从而统一调配力量，部署重大文化战役，使“雾季公演”等大型活动得以冲破国民党文化压制而成功举行。

　　埋种蓄力

　　在国统区和敌占区做党的工作，首要的是生存下来，保存实力。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指出，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这“十六字方针”，成为南方局在国统区全部工作的总纲。在1941年12月的南方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规定人数多的地方除了将党员分散到别处去外，还可以建立平行支部，一方面分少人数，另一方面可以将红与不红的组织分开，一个单位或部门允许建立3个以上平行支部，平行支部间不准打通关系，支部不成立支委会；取消委员制，改为特派员制。即使敌人发现了支部甲，也绝难想到还存在完全隔绝的支部乙。这一架构，为在恶劣环境下保留革命火种、维系最基本的统战联系，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屏障。1942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取消秘密党的省委特委组织的指示》后，南方局对所属各地党组织作了进一步精简调整，规定各省委、特委、中心县委领导人数不能超过3人，且留1人做候补，不做联系工作，只做研究工作；地方撤销了特委、工委和中心县委等机构。划小省、特、中心县委范围，减少直属单位。

　　“据点”是“荫蔽精干”方针下，南方局将组织建设寓于群众工作中的又一极具创新的组织设计。经济组、文化组、妇女组、《新华日报》社，以及各地方组织，三五个人就是一个“据点”，再去分头交朋友或联络，广泛地影响广大群众。通过“据点”这一组织形式，发展了劳协、农协、农民小组等群众性团体。青年“据点”动员大学生、中学教员和青年知识分子到中原新四军、到农村工作。因“据点”无名称、章程，无组织形式，某个环节出问题，不会沿着明确的组织链条波及全体，损失被控制在最小的细胞单元内。这是地下工作中的单线联系原则在群众组织形态上的创造性延伸，也是“三勤”“三化”原则在群众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勤业、勤学、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是南方局具体贯彻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而提出的组织任务和斗争形式。做与不做绝对听命于中央，这是原则。而如何做取决于个人的社会关系、所处环境。

　　广结贤良

　　在1940年3月11日的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中间势力”进行了清晰界定。“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这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重要任务。“他们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我们有充足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他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在复杂的局势下，很多民族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难以轻易在政治立场上作出决断。1940年12月，南方局成立了经济组，该组隶属于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这是一个经济类专业组织，经常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参加“星五聚餐会”与民族工商业者交流。同时，还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重庆电力公司等部门秘密发展了外围关系，构建了一个高效、隐蔽的联络网络，成功将许多爱国实业家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1940年10月14日，周恩来在南方局公开驻地会见了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高兴亚同情抗日，支持民主。周恩来向高兴亚详细阐述了中共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并希望他能利用自身职务和影响力，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共同对抗官僚资本。高兴亚利用自身在金融界的地位，主动邀约卢作孚、刘航琛、何北衡等经济界要人，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温泉数帆楼会议。这次会议达成了实业界互相支援、共同对抗四大家族经济压迫的协议。

　　而对川康地区实力派刘文辉、川西地区实力派潘文华的统战工作，则体现了“我们必须在一定条件下”的深刻内涵。这些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存在着深刻的矛盾，随着国民党势力的介入，西南实力派感到政治上孤立无援。为了争取西南实力派，南方局领导同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地方组织网络各司其职、多线并进。董必武同刘文辉首次秘密会晤，对刘文辉触动极大，坚定了抗战胜利信念。周恩来同刘文辉恳谈，希望西南民主派力量加强团结，与共产党密切联系。此后，南方局派员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经常性联系，并设立秘密电台，直通延安。周恩来同刘文辉会晤的前后，南方局特派员华岗、张友渔等常驻雅安、成都，持续深入开展对刘文辉的统战工作。田一平利用其担任《华西日报》副社长的身份，向刘文辉等人宣传抗日政策。1941年华岗离川后，李相符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的公开身份成为南方局与刘文辉之间的联络人。他联系杨伯恺、马哲民、黄宪章等一批进步教授，共同组成了为刘文辉提供政治和舆论支持的“顾问团”。他们筹划成立了秘密政治团体唯民社，刘文辉任社长。正是组织力量的共同协力，中间势力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诚挚的抗日信念、严密的组织行动，以及南方局从领导人到工作人员的坦诚态度，结成了统一战线中肝胆相照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