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如何避免脱实向虚？如何避免美国式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绑架实体经济的发展陷阱，是我们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

前不久《这就是中国》录制了一期话题，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播出后引发观众热议。在东方卫视6月29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可亮老师，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张可亮

很高兴再次来到《这就是中国》，与大家探讨建设资本市场强国的话题。上次我们讲到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金融体系的设置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历史上看，每一次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都必然呼唤并塑造出与之匹配的金融体系。

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出英国的乡村银行。当瓦特改良蒸汽机这一崭新的科技出现，催生出无数中小型工厂时，英国传统的贵族“窖藏”资本和大型商业银行无法满足大量中小企业分散灵活的融资需求。于是，乡村银行这种贴近本地、服务实业的新的金融生产关系破土而出，它在当地吸收储蓄，服务于当地的纺织、冶铁等新兴产业，完美适配机械化初期生产力分散化、本地化的特征，有力支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展开。

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出德国的全能银行。进入电气化、重化工时代，兴建铁路、钢铁厂、化工厂需要巨大的、长期的资本投入，英国的分散式银行体系已经力不从心。德国抓住了机遇，创造了“全能银行”模式。它深度介入企业长期规划和治理，有效将社会资本导向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成功适配并推动了资本密集型生产力的发展，支撑了德国生产力的第二次跨越。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催生出美国的风险投资。到了信息技术时代，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公司呈现出高风险、高潜力、轻资产的特征，让传统银行信贷逻辑完全失效。风险投资这套全新的金融生产关系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承担高风险，换取高比例的股权，不仅提供资金，更导入管理、市场和战略资源，重塑了创新企业的组织形态、治理结构、激励模式和成长路径。

由此可见，科技和产业所代表的新的生产力，不断对旧的生产关系提出革命性要求，并最终迫使金融生产关系发生变革。而新的金融形态一旦确立，便会极大推动该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工业化道路带给我们的启示。

反观中国，这几十年工业化的道路也是如此。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依靠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满足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分散灵活的融资需求。

在工业化中期，实行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满足了大规模投资的需要，为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作出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后，资本市场也为高科技企业的融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人类社会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再进入到信息社会，现在马上要进入智能社会。但是不是说进入工业社会就消灭了农业，进入了信息社会就消灭了工业？不是的。我们的社会是三种形态的叠加，既有农业又有工业，还有信息产业。前者孕育、创造了后者，但后者又反过来服务和优化前者。所以我们的资本市场既要支持科技创新，也要支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需要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

2024年科创板迎来开板五周年。2024年6月19日，证监会发布《关于深化科创板改革　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八条措施》。

资本市场的这三项功能，分别是由科创板、创业板和新三板、北交所来承接的。科创板是专门为那些掌握核心科技，致力于解决“卡脖子”难题的硬核科技企业，量身打造的融资和发展平台，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关键领域形成了强大的集聚效应，补齐了产业链的“断点”和“堵点”。自从其2019年设立开板以来，通过IPO和再融资募集的资金合计已经超过1.1万亿元，汇聚了超过120家集成电路产业链公司，覆盖芯片设计、制造、封装、设备、材料等全环节，支持了57家未盈利的企业上市，其中有22家成功实现了盈利，加速了从研发投入到商业化兑现的进程。

科创板侧重于“从0到1”的原始技术突破，创业板更侧重于“从1到10”的商业化应用与产业化扩张。它不仅覆盖科技型企业，还欢迎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支持传统行业的上市公司，通过横向并购拓宽产业维度，或纵向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引导传统行业以资本为纽带，嫁接新技术、新要素，助力中国经济结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我国有几千万家民营中小企业，这使得我们成为全球工业体系最完善的国家。这个国情决定了我国的资本市场必须是多层次普惠的资本市场。新三板聚焦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培育和规范，并将优秀的公司送到北交所上市。新三板和北交所通过“层层递进、上下联动”的梯度培育体系，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都能获得资本市场的服务。

这些年，我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并不完美，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要面向全球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党中央强调要更好地利用和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前中外市场和资源的联通大都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今后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联通。通过建设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既可以吸引国外资金到中国资本市场投资，也可以吸引国外企业到中国上市融资，更好地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一方面，证券公司要从单纯的追求规模、利润扩张，向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优先转变。另一方面，还应当积极发展以国有创投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机构，让国有创投在“种子期”“初创期”等一些民营私募股权机构不敢投、投不好的领域，发挥国有创投机构的先遣和引领作用。

银行体系的优势在于汇集资本，但只能通过贷款的形式使用资金，在服务创新型新兴产业方面存在短板。国家已经开始允许银行以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的方式来开展“股权直投”，通过“投贷联动”，能够为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银行体系在汇聚资本方面的成本优势，一方面又可以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的效率优势，二者结合，投贷联动，才是强大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

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可亮老师给出了演讲，继续讨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金融强国这个话题。上次这个话题引起了热议，我想再问一下，包括张老师的观察，中国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哪些地方是向西方借鉴，哪些地方是自己的特色？

张维为：我给你讲个小故事。1974年邓小平到纽约去参加联合国会议。周末有半天时间空隙，问他到哪里去参观一下，可以去大都会博物馆、自由女神像。他说不要，去看看华尔街，那是1974年，后来人家说今天是周末，华尔街关着。他说没有关系，就路过看一看。这很重要，我们的领导在那个时候就知道，美国的发展跟金融有关系。哪怕去看一看，要找到一种感觉。

实际上金融体制建设方面，中国从美国借鉴了大量经验，也汲取了很多教训，借鉴包括美国的注册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我们成立证监会等等，都参照了人家的经验。

张可亮：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的金融体系，也要相应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的。

具体到资本市场也是这个样子。资本市场是1990年左右才开始建立起来的，上交所和深交所先后成立。我们在建立之初就是学美国，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零基础，要看哪些适合我们的先学过来，哪些可能过一阶段再学。整个市场经济体制里边，必须要有资本市场这个环节，否则市场经济体制运转其实是不完整的。

拿过来之后，其实那会儿刚改革开放，我们的市场主体，有很多主体还是国有企业，所以我们的资本市场一开始是为国有企业上市融资的。国有企业上市融资，就不能厚此薄彼，山东今年上几个，江苏今年上几个，上海今年上几个，所以一开始是审批制，是按计划给你几个名额的。

但当我们发展了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民营企业也发展起来了。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中小板。中小板是针对这些民营企业的，为服务它们上市融资问题来做的。

当新的科技力量发展起来，我们认为应该学习美国纳斯达克，我们应该有创业板，支持那些比较小的、但科技属性特别强的企业上市。所以在2009年又推出了创业板。其实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每一次进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问题来做的事情。但2008年金融危机，让我们开始反思，是不是这条路也不对，于是开始做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事情，一定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能搞太多的金融衍生品。

何婕：脱实向虚。一方面是看到它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自己运转过程中，也会有许多新的经验。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又在学，但又同步在反思，同步在建设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

张维为：当时我们参加融入国际化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要趋利避害，坚持自己的定力。资本市场，我们当时真的吃不准，就比较谨慎。

张可亮：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市场经济，其实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所谓“器物”层面，或者一些具体的制度层面，这些是可以用的，但是它们的目的，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西方金融体系的目的就是赚钱。它赚的可能不光是本国的钱，是用全球金融体系收割全世界的钱，它就是通过交易来赚钱。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是这样的，不能以赚钱为目的，我们是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为目的。金融不是无源之水，不是无本之木，如果脱离了工业化，脱离了实体经济——美国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就会周期性爆发金融危机。

何婕：怎么才能让资本市场，包括金融体系的运转，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张可亮：国家实际上是有整体规划的。比如，我们国家现在要发展新能源行业的时候，它就会支持新能源行业的企业上市融资；要发展人工智能的时候，它就会支持人工智能的行业上市融资；同时也会要求你上市融资的市盈率不能太高。其实我们是有调控的。

包括我们在发现可能市场过热的情况下，还是会给它泼一些凉水，保证这个市场在相对理性的状态下发展。否则的话，炒高了肯定还会跌。所以国家会在政策上有所制约，比如提高手续费，或者通过窗口指导，这些都会有。

张维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给全世界都非常深刻。至少有两个问题，好像全世界当时都公认的，包括美国自己以后要避免的。一个是金融衍生品泛滥，钱生钱游戏，玩得上瘾了。还有就是监管机构套利，各种各样的衍生品产品，评级机构给评个AAA，让它们全世界大卖，最后全是骗人的，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拿了很多好处。

当时我跟福山辩论，我就讲这个例子。我说在中国这叫“金融腐败”，但你们不用这个词，你们叫“道德风险”。我说如果你们能从腐败来认识的话，从中国人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对解决问题将更透彻更彻底。但他们没有听进去。

何婕：很多金融衍生产品，包括所谓的评价体系从中套利，这种情况，咱们国内是不是约束更多？

张可亮：是的，我们在金融创新领域还是非常谨慎的。对于这些金融衍生品，当年次贷危机其实就是这样，它把各种底层产品拿出来，通过打包设计一个金融产品卖出去，然后再有一个衍生品对第二层资产再继续打包再卖出去。转来转去，你都不知道底层资产是什么，大家就是在交易。这种情况下，通过各种交易各种打包，所以金融衍生品特别大，吸引的资金量也特别大，然后它很容易爆雷。我们国家在这方面非常谨慎。

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有什么区别？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以市场配置为主，国家干预相对较少，只要赚钱。包括它的加密货币市场，我们国家还是要研究、要研判，美国可能就是持放松观察的态度。我们的市场经济其实是“有效市场”跟“有为政府”的结合，转换到资本市场也是同样，方法论都是一样的，也要“有效市场”，同时加上“有为政府”。

我们的市场经济里头是有国有企业的，但西方的市场经济里头是没有国有企业的，全部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发挥的作用，是在国计民生等关键领域有兜底作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民营企业可能都不投资了，国有企业来投资，来拉动经济发展。

对应到资本市场，大家觉得市场不好都在往外卖股票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应该由国有的创投机构站出来稳定市场？这是我觉得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可能要做的一件事。参照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就是市场主体里头一定应该有国有机构在，国有机构应该发挥“定海神针”的作用。

何婕：刚才您已经说到了，我们的资本市场包括金融体系向世界开放的问题。这些年这个话题也说得很多，您刚才说我们一定会开放，但会审慎开放。您觉得在开放过程中，还有哪些工作先做起来，才能迎接开放？

张维为：对国内来讲，我觉得企业融资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就是它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在全世界都是高速，相比这么大的经济规模，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百分之三十。怎么让绝大多数的股民，从我们的增长中取得一个保底的收益，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道”和“术”，要有一个“道”，这个“道”的层面，就是我们要确定一个让多数人能够总体受益的途径。当然投资有风险，这个一定要说清楚的，而且收益也不是旱涝保收的，也是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情况。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内部怎么样进一步地改革。我们现在有很多机构，大的机构基金都入市了，但考核标准还是非常短线，一个季度，半年，一年。中国模式最大一点，就是我可以奉行长期主义，其他国家做不了，我们是能够做的。

张可亮：我觉得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之前学美国资本市场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讲国家的“手”不能在里头，否则就变成一个管制的市场，你就不是市场化的东西。我们的资本市场其实面临这个问题。资本市场，之前感觉好像国有的市场主体不能进二级市场炒股，因为有风险，所以二级市场大部分都是一些民营企业。后续我们虽然有股东是国有的公募基金，但是它们的行为方式也跟私营的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一旦资本市场放开，国际投行的资金体量也非常大，它们对这套逻辑也非常清楚，是不是会把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搅得天翻地覆，卷起所谓“滔天巨浪”？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敢放开。就跟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如果放开我们的市场，民营中小企业都非常难，所有的汽车行业或电视机行业可能都会被吃掉，我们称之为“与狼共舞”，但后来还是勇敢地做这些事情。原因是什么？其实我们的国有企业在里边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果我们资本市场要放开，我觉得我们市场化的主体要健全起来，然后在西方资本进来的时候，至少可以跟它们去较量，而不是被它们单方面碾压。

张维为：我最近看了一些文章，挺有意思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鼓励我们尽快地开放资本市场。它的理论也很简单，它说，你看中国制造业，占全球30%，当年英国也是30%，它的货币英镑就是世界货币；美国制造业后来也占30%，美元就是世界货币。而中国现在也占到30%了，但中国人民币在世界上的使用率，还是相当低的。

但你再仔细看的话，实际上，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比我们想象得要快。主要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石油美元下降，石油人民币上升。到两个星期前，已经占到中东出口石油41%是用人民币了。41%也是很大比例，超过了欧元。这就意味着，情况在发生变化。

何婕：开放可能是某种趋势，但这个过程中，一定非常谨慎，同时随着开放合作，我们还要构建自己的一套保护机制和防火墙。

张可亮：之前我们至少在券商行业或者公募基金行业里，大家可能觉得，我就是在市场上赚钱，我做的是这份工作。但现在随着中国整体崛起，然后中国在金融领域也要开放，甚至未来可能面临跟美国的“金融战”，或者可能会重新改写全球金融体系的情况下，我们身上就肩负着不一样的责任。

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以前你只要会技术就行了，现在不一样，现在可能要到国际舞台上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国家已经在做这个准备，打造“国家队”，打造世界一流投行。比如在上海，国泰跟海通就合并了，合并之后，它们现在体量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中金也开始跟信达、东兴三家合并，后续可能还会合并其他的。这就是打造出我们自己的“国家队”，在资本市场里头，有了综合实力更强的券商，比如去美国市场、去香港市场的时候，我们去路演去发行，包括做一些金融衍生品，实力就增强了，因为我们资本金的实力增强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平准基金，我们在二级市场，是不是国外的资金一卖，或北向资金所谓“一卖一退出”，然后我们就跟在后边跑？我们的二级市场其实也要有，这就是国家创投。国家创投机构做好之后，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效果。

个人从业者也要做点准备。其实“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南方”国家，是非常大的市场。以前我们觉得金融开放，好像只是跟欧美发达国家去开放。我们去学习发达国家的法律，学习怎么适应它们的法律，但实际上还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全球南方”“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必须要懂得国际法律体系，要懂它们的金融规则，如何让它们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投资？其实我们是开放的，但它们的国家如果有法律条款限制怎么办？如果不适应怎么办？其实我们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何婕：您刚说到，一个重要的理念变化，开放不仅是指向欧美金融市场开放，还不能忘了“一带一路”国家，还有“全球南方”国家，那么多等着跟我们合作的国家和区域，其实都是我们开放的空间。

张可亮：它跟我们贸易，赚了人民币，然后怎么办？它还要有投资渠道。就像我们拿了钱之后，我们要投资，投资什么？肯定投资回中国。

中国其实应该向这些国家开放，便利于它们来投资。中国现在已经有全球可能最好的一些科技企业了，它们也想投，你得让它们能投进来。美国的资本市场为什么一直涨呢？

何婕：它其实还是全球资本在支持。

张可亮：对，一旦资本市场不好之后，美国就开始打仗，就开始把中东搅乱，中东一乱，中东资本就开始往美国跑。所以美国是通过资本市场，割全球的“韭菜”。

何婕：结果没想到，这次中东的主权基金往别的地方跑。

张可亮：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香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

问答环节

观众：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想问一个关于股票市场的问题。A股曾经长期徘徊在3000点左右，今年上涨到4000点，但大部分股票价格还是在3000点左右。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资本市场赚了指数不赚钱的现象？

张可亮：资本市场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二八分化、一九分化。不光是我们国家的股市，美国的股市也是这样。你看它的上涨，大部分是“硅谷七姐妹”是吧？香港市场也是，比如腾讯、阿里，那几只大股票在涨，有很多股票其实也都沦为了闲股。你讲到“只赚指数不赚钱”，那为什么不买指数基金？你如果买了指数基金，不就赚了指数吗？

其实我们国家可能后续让老百姓投资的方式，就是让你去买那些比如大盘蓝筹的指数基金，它可能不会一天涨20%那么刺激，但全年下来，发现其实通过分红也好或者它的盈利能力增强也好，其实它的指数是不断上涨的，每年收益率5%或10%，这已经非常好了。

张维为：大部分西方国家的股民，都是买指数基金的，这要保险得多。他们也是经过很多挫折之后，得出来的经验。但你讲这个只赚指数不赚钱，我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数的编制方法，基本上重点都放在头部企业这一块，它升得特别快。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一名餐饮行业投资从业者。我们常说资本市场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我想问，从制度设计和市场监管的层面，您觉得当下有效的破局点是什么？谢谢。

张可亮：我还是反问一下，你是不是也喜欢炒股？应该是的。你也喜欢那些所谓弹性大的股票。这个股票，今天涨了20%，你也想要追那样的股票。

我举个例子，大家看新三板市场，你们可能不了解。不了解的原因是什么？它几乎没有太多涨跌，可能一年都没什么太大变化，但企业可能是在稳定盈利的。这样的市场，就因为它不活跃，没有人炒作，所以大家都不去投。所以我们认为，新三板是有问题的，它流动性太差了。怎么去改善它的流动性？但如果你做价值投资，其实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市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些相对传统的行业，上市的时候，可能是它业绩最好的时候，后续可能称不上夕阳产业，但上市公司股东或实控人认为我花再多的钱去投入科技研发可能也很难盈利、很难改变这种情况，他就希望，我把我的股价维持好，然后再高位减持，获得收益就可以了。

国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让那些在成长期的企业去上市。它在成长期，它知道我募来的钱之后，我再开发新的技术，我接下来会赚更多的钱，然后我的市场地位会更高。所以它不会去考虑市值的问题，它一定会把钱拿到研发投入里边去。这样的话，如果这些成长性的企业多了，这种现象其实就少了。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武汉，专程到现场来看我的偶像。我今天的问题是，美元是有霸权的，它在全世界不停地收割全球财富。我们现在要建设金融强国，我们如何在它们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时候突围，为国家和人民带来财富和福祉？谢谢。

何婕：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张可亮：其实美国是一个综合实力都非常强大的国家。它的金融强国又是怎么来的？依托于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工业能力最强的国家、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它其实是一个三角，军事实力、工业能力跟金融实力，是相互支撑的，变成一个金融强国。

在目前发展阶段，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工业实力下降，开始“脱实向虚”。它觉得做工业赚钱太麻烦，不如金融赚钱来得快，所以很多工业产能都到了我们这儿。中国人把自己的工业能力提升上来了，同时军事实力也提升上来了，从这组三角来看的话，我们的短板可能只是在金融领域。

也就是美国在另外两个方面已经出现了衰退，跟中国相比来讲，我们在那两方面已经不弱于它了，甚至优于它了。但我们一定要吸取美国的经验，不能“脱实向虚”。我认为我们变成金融强国，是迟早的事。

中国会通过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比如组建亚投行、组建丝路基金，这些一定是多边的协商机制。再比如金砖银行，就是面向所有金砖国家，谁遇到问题了，我帮你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中国用来收割全球的一个“武器”或者一种机制。

所以即使中国变成金融强国，也会按照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让整个比如说全球南方国家都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享受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

何婕：我们说的社会主义金融强国，不光是说我们的金融体系强，还在于我们承担的国际责任，它也是“强”的题中之义。

张维为：我们这个节目曾经邀请希腊的前财长亚尼斯来讲过，他讲了一个观点。现在美国人仍然保持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支付，他说这像一条破旧的老的高速公路，很多人还在用，还在上面开车，但已经坑坑洼洼了。但中国人搞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那是区块链技术，它是崭新的高速公路。

何婕：这其实也说到一个话题，就是人民币国际化。您觉得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一个比较好的成熟的图景大概是怎样的？

张可亮：我们建设金融强国，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货币，强大的货币就是人民币。货币有几种功能，一种是结算功能，还有存储功能。人民币的结算功能，在国际化过程中不是说变成一个国际储备货币，而是说我们通过货币互换，我跟你国家做生意需要的货币量是多少，我们的贸易中间不需要通过美元结算，而是通过人民币结算。如果点跟点都连成面，形成片，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就完成了，作为交易货币来说的话。

但货币还有财富储存的功能，就是我拿人民币会不会贬值？如何保持你的币值稳定？以前美元被称为美金，就是你拿到美元，是跟黄金挂钩的，可以直接换。后来美国把这两件事情脱钩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就破产了。

中国其实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跟你做生意，我赚的都是人民币，人民币怎么保值增值？这涉及到我们资本市场的问题。刚才讲了为什么要在资本市场联通，它赚到人民币之后，它要投资中国的股市，这些优质的高科技企业、全球领先的企业，比如比亚迪、宁德时代等等，它可以拿人民币来买股票，也可以买我们的国债，相当于是信任我们的国家信誉。我们国家整体实力增强了，人民币的储备功能也有了之后，大家就会更愿意去用人民币了。

何婕：不管怎么样，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要建设独属于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首先一点是要服务整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实体产业的发展。从微观的角度，是要让每一个老百姓真正地从时代发展当中有更多的收益和获得感。还有一个，我们把社会主义金融强国建设好，也是在为世界发展、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再次感谢两位，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