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对最近大热的潮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一直在想，这部电影打动我的点究竟是什么。是所谓“潮汕人重情义”，是一种离岛型的中华文化在异乡的绽放，是历史中的下南洋者经历的苦难和对民间秩序的坚守，还是女性视角下的自强、韧性、敦厚和家庭责任感——这些各具意味的解读视角，皆显示了电影的思想性和文学性。

反复观看思考后我认为，电影有一条隐性的线索还未被充分关注，即“谢南枝的成长”。这一线索反映的普遍人性问题，或许就是这部电影真正能够打动我的地方。单一的地域、时代或性别视角，恐怕都不足以充分揭示这一问题。

谢南枝的父亲是潮汕人，她出生在曼谷，是个“番仔”。她自小帮助父亲打理自家旅社，协调着租客们的生活，很早就自立自强，精明而能干，已有明确的自我意识。起初，南枝“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守住家里的旅社”。旅社的租客大都是来泰国打工的潮汕人，算她的老乡，但她跟租客们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生意关系，并无多少同乡情谊。

这反映在两件事上。第一是郑木生初到曼谷时偷住在好友十七仔的房间里，被南枝发现后勒令清退。十七仔以“潮州人要团结”求情，南枝回答“不行，这样旅社就全乱了”。第二是木生找来好友狄功合租，让狄功在旅社办私塾，教小孩读书，南枝得知后说“私自办学是违法的，别害我”，要把他们都腾退。

可见在那时南枝的心目中，“我”及“旅社”是第一位的，她的人生就是维护旅社的秩序。她是个个人主义的生意人，与她的潮汕租客之间有异陌性和疏离感。番仔的身份使她成为在场的“陌生人”——既不是泰国人，也不像潮汕人，不属于任何一个集体，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

因此，她对别人的事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对同乡缺乏同理心，乃至于被木生痛斥“你不识字可以一辈子收租，孩子们不识字以后就是命如草芥，你的同情心被狗吃了”。她虽然是潮汕籍，却没有潮汕人的特点，缺乏族群认同，也没有文化共同体的归宿感——她此时的生命意义，是自我的、个体的。

南枝的第一次成长，是在木生影响下，从最初的个人主义的生命，转变为一种获得文化认同的生命。这种文化认同，表面上是潮汕文化，实际上是传统文化。这种成长的标志性事件，是在同意办私塾后，南枝加入了学校，从“不识字”到“识字”的转变。木生的到来，使得旅馆开始变得长幼有序，有了一种“仁义”的秩序——如木生会让同伴们蹭坐他的人力车，但会强调“先给小孩坐”。教小孩读书，是“做功德”。如姨告诉南枝：“如果中文都不懂，会忘记自己从哪来。”对“唐山”（中国）一知半解的南枝开始被这种新的文化气氛吸引，她也加入了狄功的课堂，跟孩子们成为了同学和玩伴。

南枝这一成长，首先是从个人到族群，她开始进入集体，形成潮汕人的群体归宿感，进入一个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集体生命脉络中——她祈求月娘保佑“大人小孩平安顺顺”，正体现这点。其次是文化的习得、进入一种文化共同体，获得了“从哪里来”的根基感。她通过学中文、学知识领悟文化，过上文化共享、遵守共同礼仪规则的共同体式生活，确立了中国人的自我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用普通话朗读中文、长幼秩序的细微彰显，电影在描述这一文化认同形成时有意突出这是传统中国文化而不仅是潮汕文化，是有文明高度和担当的，而不是纯粹草根的，不完全出于相对狭隘的“情义”“侠义”。狄功向学生们提问：“暹罗到中国（而非潮汕）有多远？”甚至极具气象地告诉学生：“无用才是最有用。”这种超越实用主义之教育，尽展“君子不器”之义，与斤斤于旅社秩序的南枝形成鲜明对照。

第一次成长是漫长甚至终生的，其结果是南枝从一个文盲的个体，成为了共同体的一分子，也成为了中国文明在异乡的继承者——后者从她日后倾尽一生去担任中文教师的人生归宿，可见一斑。

狄功在课堂上教孩子们什么是“相思”，这一情节别有意味。为了让小孩知道“相思”这个文雅古词的意思，狄功让大家轮流诵读木生写给爱人淑柔的信，这让南枝第一次看到了“淑柔”的名字，第一次知道“唐山”的遥远，也第一次知道了木生的伦理坚守。这个情节对南枝而言不止是中文的学习，更是伦理的启蒙。

伦理启蒙是由内生发的，通过“雅”“俗”两方面展开。一方面，默念着“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的字词，文质彬彬、感情丰沛的书面语带给她心灵的冲击，终于懂得木生维系家庭之不易，伦理的种子开始在她心中生根；另一方面，“打了新被棉，眠床烧烧，不畏天寒，你免挂念”——狄功说意思就是“我想跟你睡觉”，这种庸俗解读对稚气的南枝来说无异于性启蒙。任何对两性伦理的最初认识，必然从性启蒙开始的。而在电影中，文明共同体的生活规约了这种性意识，使后者没有流为情和欲，而是最终成长为伦理责任感。

“教相思”这一幕也铺垫了南枝对木生的情愫。但电影始终抑制对这种情愫的描写，或说这种感觉不需被点明，取而代之的是南枝对木生伦理坚守的钦佩、对木生忠贞品行的仰慕。南枝这种情感感受显然是伦理启蒙的结果。“教相思”隐喻南枝在文化的学习和共同体的规约下，获得了一种切身的伦理体验，为其第二次成长拉开了序幕。

坚守伦理的困难，不是看风平浪静、云淡风轻的日常表现，而是看在冲突情境下能否认清伦理真谛、经得住考验，在危机中能否活生生地践行伦理原则。

旅社的火灾打破了平静，使南枝彻底远离了家业，是一个使南枝得以真正成长的转机。火灾标志着个人主义的彻底退场，随着南枝生活的彻底改变，一种对生命的全新认识开始了。

因为木生的入狱，淑柔的信全部到了南枝手上，南枝开始大量帮木生读信和写信，在日复一日地伦理操练中，昔日的种子开始发芽，她的新生命被激活——从对知识、文化的认识过渡，真正进入对伦理的深刻理解。这个时候，南枝才真正开始写字，能够将“情书”写得非常古雅而感人，并开始教别人怎么写。这些情节都是意味深长的，南枝对侨批的认识，已从字面的文雅或爱情的信物，深入至对“赡家济亲”精神的领会。第二次成长的结果是南枝将生命的意义完全构筑在伦理责任上。

这主要出于两点分析：一方面，出于对木生救父入狱的亏欠，南枝希望好好帮助木生，为此就需要帮助淑柔。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淑柔？就必须在木生死后成为木生、替代木生。由此，完成木生的伦理责任，充当木生的伦理角色，成为她生命的追求和寄托。在一次次“淑柔吾妻”的代笔中，在一次次含情脉脉地回信中，南枝早已对木生的角色形成了很强的代入感，她慢慢将淑柔看成是自己的另一半，将木生的孩子视作自己的孩子，乃至在木生死后仍一直给淑柔寄钱、寄东西。这种角色皈依是她决定终生不嫁的心理原因。替代木生的做法恐怕不仅是出于情义，更多源于对木生伦理坚守的钦佩和自己伦理心灵的开启。

另一方面，淑柔的一次次回信，对南枝的生命也是一次次启明。后者完全被前者忠贞不渝、含辛茹苦的行为所吸引，使后者的生命得到指引，后者从中获得了快乐和意义。南枝决定效法淑柔，成为一个母亲。用南枝给淑柔的信来说：“你的坚韧与聪慧始终照耀着我，同感为人父母之责任。……这二十年来，是你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母亲。”正是淑柔隔空的引导，使南枝在不嫁的情况下收养了一个孩子，找到了自我的人伦归宿，获得了内心的平衡和安宁。在“不嫁”与“为母”之间，南枝作出了复杂的选择，甚至不惜虚拟、建构了非自然的伦理关系，这恰恰显示了一种理想性的伦理生命对她强烈的影响。

当然，南枝后半生依然深受第一次成长得致文化认同的影响，以教书育人为终身事业，汲汲于引导华裔孩子摆脱蒙蔽、追溯身份根源，这同样昭示了电影以启蒙、成长、“成为更好的人”为其重要主题。

从“获得文化认同”到“以伦理构筑生命”，谢南枝经历了两次富有意义的成长，她的生命经历了从个体本位，到族群—文化的身份认同，最终到伦理生活的内在安宁这两次转变。这在电影的叙事逻辑中皆有迹可循。由此讨论，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解读似可超越具体地域、时代、阶层或性别的角度，去理解电影对一种普遍人性和内在生命力的揭示。

作者：王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