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

　　既是一代文宗,同时也享有“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一盛誉的韩愈,已在《师说》篇中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按照韩愈开出的这个名单,孔子至少有四位老师。与此同时,韩愈又有“圣人无常师”之论,这就暗示,孔子的老师可能还不仅限于这四个人。不过,韩愈此论并非原创,作为“仲尼弟子”的子贡,早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论语·子张》篇中,有一个名叫公孙朝的卫国大夫好奇地向子贡打听孔子的师承,子贡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的意思是说,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文明,不仅从未跌落,而且早已散布在人世间,贤者掌握了其中的核心要义,至于那些达不到贤者标准的芸芸众生,也能知悉其中的细枝末节,把有限的贤者与无限的“不贤者”汇聚起来,透过他们的言行,可以看到,哪里都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文明。“文武之道”随处可见,孔子见什么学什么,他可没有固定的老师!

　　虽然没有固定的老师,但是,孔子的老师们,毕竟还是构成了一个可以识别的特定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人,首先就是韩愈列出的四个人,因为有韩愈的“背书”,这也是孔子的老师群体中辨识度相对较高的四个人,或可不太严格地称为孔子的“四大导师”。除此之外,据《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司马迁在此所说的“严事”,就是恭敬地对待,相当于把这些人作为前辈来尊重,同时也作为老师来师从。

　　进一步看,在司马迁列出的孔子“所严事”的人物中,包含了在周王室任职的老子,然而,老子又被韩愈正式列入了孔子的“四大导师”之列。鉴于老子其人重复出现在这两个名单中,我们不妨得出这样的推论:老子作为孔子的老师,孔子问礼、问道于老子之事,得到了司马迁与韩愈的一致确认,流传至今,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则佳话。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司马迁列出的名单与韩愈列出的名单予以合并,就可以组合成一个特定的群体,那就是孔子的“九大导师”,他们共同构成了孔子的“导师组”。逐一分述孔子的“导师组成员”及其对孔子的影响,就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孔子和他的老师们。

　　老师是一种身份,也标识了一种职业,有老师必然有学生。然而,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现在熟悉的、习以为常的老师职业、老师形象,以及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严格说来,是从孔子开始的。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第四章的标题就叫“孔子:第一位教师”。在此章的最末,冯友兰说: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参考冯友兰的这些说法,孔子作为老师以及孔子之后的老师,代表了一种特定的身份或职业。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这种身份或职业的人,孔子是这种身份或职业的开创者。在孔子之前,还没有这种职业化的老师。

　　因而,孔子自己的老师,较之于孔子这样的老师以及孔子之后的老师,还不太一样,甚至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孔子的老师们,都不是职业化的专职教师,他们大多承担了其他方面的本职工作。具体地说,郯子是郯国的君主,他的本职工作是治国理政。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师襄是卫国的职业乐师。苌弘、晏婴、子产、蘧伯玉、孟公绰分别是周王室大夫、齐国大夫、郑国大夫、卫国大夫、鲁国大夫。其中的晏婴与子产尤为值得注意:他们既具有大夫的身份,又长期担任宰相职务,他们分别实际主持齐国与郑国的政务,在各自的国家都辅佐了三任君主,对各自的国家都承担了重大的政治责任。在孔子的“九大导师”中,只有老莱子一个人相对超脱,是楚国的逸民高士。

　　包括老莱子在内的这九个人,虽然都不是职业教师或专职教师,虽然都不承担法定的教学任务,但是,孔子向他们学习,他们在事实上都是孔子的老师。因为有孔子的存在,因为有孔子这个枢纽,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他们都已经身不由己地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群体,亦即孔子的老师群体。

　　为了描述孔子的老师们及其与孔子的交往,为了勾画他们作为孔子的老师们的群像,为了从师承的角度揭示孔子何以成为孔子,为了集中展示一个作为学生的孔子,我写下了这部《孔子和他的老师们》,以之致敬孔子和他的老师们,以之烛照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华夏文明顺势兴起的几个侧面、自然发生的一些细节、渐次凝聚的若干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