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文、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清风拂过黔北群山，初夏的赤水河雨水丰盈、生机勃发，但在91年前的那个冬天，赤水河却冰冷刺骨。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敌军的进攻态势，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北渡长江。

“遵义会议系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在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看来，红军此时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在四川泸州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如渡江不成，则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并伺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

然而，蒋介石调集重兵合围遵义城，并断定中央红军下一步要北渡长江，部署40万兵力展开四面合围，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川黔滇交界的狭小区域。

面对局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趁敌军合围之前撤离遵义，向遵义西北地区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

作为四渡赤水序幕，一渡赤水就在这重重困境中开启，土城青杠坡战斗更是整场突围中最惨烈的一战。

覃爱华介绍，按照既定行军目标，中央红军向赤水、土城方向推进，意图打通北上长江的通道。当红一军团先头部队进攻赤水县城时，遭遇川军顽强阻击，攻占赤水县城的计划落空。

国民党川军郭勋祺部一路尾随，直逼土城。敌军步步紧逼，若不打掉这支追兵，北上计划将彻底泡汤。

结合地形研判，指挥部发现土城青杠坡是一处葫芦形峡谷，是天然伏击阵地，于是定下在此伏击歼敌、扫清行军障碍的计划。战前，红军根据侦察情报判断，青杠坡敌军约4个团，双方兵力相差不大，依托地形优势很有胜算。

1935年1月28日拂晓，青杠坡战斗打响，但因情报严重失误，敌军实际参战兵力为4个旅8个团，援军还源源不断赶来，伏击战变成遭遇战，随后陷入惨烈的拉锯战。

为稳住战线、扭转危局，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亲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同时，由全军精英骨干组成的干部团全员出击，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全体将士浴血拼杀，暂时遏制住敌军的攻势，但红军也付出沉痛代价，3000余名红军指战员伤亡。

为摆脱被动局面，1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主动撤出战斗，改变行军路线西渡赤水河，以运动战跳出敌人重兵合围。

新的突围任务迅速下达，青杠坡前线部队佯装主力仍在激战，枪声不断牵制敌军，掩护大部队有序撤离。

赤水河畔，一道难题摆在面前：河水湍急、河面宽阔，必须在一夜之间搭建浮桥，保障大军快速渡河。在土城的渡口，周恩来统筹指挥工兵部队连夜施工，当地群众纷纷拆下家中门板、木料支援架桥；上游元厚渡口同样激战正酣，红军巧用疑兵之计迷惑敌人，突击队乘木盆泅渡，攻克渡口据点，为主力渡河扫清障碍。

1月29日凌晨，渡河总命令下达。中央红军分多路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以及元厚沙沱渡口横渡赤水河，3万余名红军全部顺利渡河，向着川南叙永方向挺进。待国民党追兵赶到渡口时，红军早已不见踪影。鉴于敌军已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立即开会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命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扎西地区集中。

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整编，除干部团外，全军共编为16个团。第一军团辖两个师6个团，第三军团辖4个团，第五军团、第九军团各辖3个团。

在覃爱华看来，青杠坡战斗是毛泽东重获军事指挥权的第一仗，虽未能达到战略目标，但西渡赤水河策略，给危机中的中央红军带来一线生机。

此时，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一路军，任命何键为总司令，在湘西“围剿”红二、六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二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吴奇伟部、周浑元部、孙渡部、王家烈部4个纵队，专事“围剿”中央红军。朱绍良为第三军总司令，负责“围剿”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

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这场危机还远没有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