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于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绝对自信，说出了那句“历史终结论”。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样的提法背后的不准确性，而背后的大趋势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在东方卫视6月2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观察者网创始总编辑金仲伟先生，围绕“历史终结论”展开新一轮深度研讨，细致剖析了这一辩论背后东西方两套知识体系的逻辑本质。

这就是中国第337期

张维为演讲

今年5月17日，恰逢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我有幸参会，并以政治学领域代表的身份现场发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使我想起了最近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视频，“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罕见地公开承认中国模式走强、美国模式走衰。他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中国开创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制度体系，他们成功地掌握了新技术，创新能力很强，创造出许多曾被我们认为做不到的东西。反观民主，特别是美式民主，今天看上去正走向分崩离析”。

许多网民也提到2011年6月27日，我与福山进行的那场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他们把我的观点归纳为“阿拉伯之春将变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美国政治制度若不改革，可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世界文化不会趋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等五个政治预测，并指出“现在回头看全应验了”！

确实，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其实这些年来，福山沿着“历史终结论”的思路，始终固守“民主vs专制”这一粗陋的二元分析范式，导致他对新冠疫情应对、乌克兰冲突走向、特朗普—哈里斯竞选等重大事件的判断连连失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判断要比他准确得多。

福山著名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然而，福山迄今还是坚持他所表述的“历史终结论”，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意义上的“终结”，即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绝对精神之最终形态，至此历史便终结了。把历史归为一种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无视物质生产、经济基础、阶级博弈等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唯心史观应该是福山政治判断屡屡失误的主因。当然，他部分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还是值得肯定的。

实际上，我们当时辩论的时候，他早已完成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建构，我基本完成了“文明型国家”理论建构，这也是我对中国道路底层逻辑和知识体系的一种初步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辩论其实也是两种知识体系的正面碰撞。下面我以这五个政治预测为例来概述一下。‌

‌一、“阿拉伯之春将变阿拉伯之冬”‌。他与我辩论的背景是“阿拉伯之春”爆发，从突尼斯迅速蔓延到埃及、叙利亚、也门等许多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像打了鸡血一样，为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欢呼，福山深受鼓舞，似乎这再一次印证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他推论中国接下来也可能发生自己的“阿拉伯之春”，而我认为中国已是一个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有机统一于一体的“文明型国家”，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因此中国不会发生“阿拉伯之春”。

从知识体系的维度来看，“历史终结论”的底层逻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政体思维”，即形式决定实质，如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好政体”，它自然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发展与繁荣。与此相反，文明型国家的底层逻辑是中华文明的“政道思维”，即“道”决定“术”，它优先聚焦“政道”，即民主所要实现的良政善治等目标，并从此出发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

对于外来的经验，文明型国家的做法是有选择的借鉴，从而减少“水土不服”。基于我本人对中东地区的多次实地考察，我认为“阿拉伯之春”的起因主要是该地区的经济凋敝与就业危机，照搬西方模式必然带来“水土不服”，它不仅解决不了这些危机，还会火上浇油，导致覆水难收。果真，“阿拉伯之春”很快变成了腥风血雨的“阿拉伯之冬”，其产生的恶劣影响延续至今。

二、“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我看衰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因是认为它无法解决“低智商的民粹主义”。福山当时是这样回应的：“对于美国这么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人民有言论自由，有评论自由，所以从长期角度来看，人们最终还会做出正确的抉择”。

我回应说“你很乐观，认为美国会汲取经验教训，不被民粹主义左右，但我自己觉得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民粹主义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一个国家也好，一个社会也好，垮起来是很快的事情，不是简单的体制问题”。换言之，我是用文明型国家的“政道思维”反驳他的“政体思维”，认为仅凭一套政体就能包治百病，本身就是天方夜谭。

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强调治国理政首先需要厘清“民意”与“民心”的差别。“民心”代表全体人民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民意”则多指社会大众的短期情绪或诉求。“民意”也许契合“民心”，也可能与“民心”相悖。中国人说“民意如流水，民心大于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些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淀而成的政治智慧。

换言之，文明型国家的特点是“民心治国”，而西方票选民主的特点是“民意治国”，这势必造成短期主义、民粹思潮、社会撕裂。当下西方政治领袖普遍素养下滑、国家治理水平下行、整体国运走衰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三、“美国政治制度若不改革，可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在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中，“选贤任能”是治国理政的起码要求，卓越的国家治理必然要有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历史终结论”始终回避人才选拔这一核心命题，片面笃定即便执政者能力不足，这种所谓“最不坏的制度”也能自行纠错、扭转困局。这种“政体原教旨主义”“民主原教旨主义”，就像“市场原教旨主义”一样，给多少国家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灾难，也是美国今天诸多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当时对福山直言：你过于乐观了，小布什执政期间施政失当，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海啸等一系列重大危机重创美国国力。我还指出，美国现行政治体制成型于前工业时代，倘若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美国极有可能选出比小布什还糟糕的国家领导人，美国还将一路走弱。

但福山固执己见，认为即便美国治理失序，尚有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作为范本，执意认定西方制度仍然是无可替代的最优模式。长久以来，西方这种“政体思维”下的“制度万能论”，认为即便执政者庸碌无为，民主政体依旧能平稳运行。然而，伴随中国模式的崛起作为对照，一国执政者格局低下、能力匮乏，其国运必将随着执政者的水平一同沉沦。

四、“世界文化不会趋同”‌。福山认为世界文化会随着现代化建设，向西方文化趋同。“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带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线性历史观，即全世界在制度、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价值观上最终都会殊途同归，变成西方文明的翻版。

我当时是这样回应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不会改变的，也不应该改变，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了”，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具有延绵数千年的强势文化，美国文化怎么同化得了？我说美国文化更像麦当劳文化，中国文化更像八大菜系文化，前者不可能征服后者，而是后者收编前者的问题。

不久前，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首席主播杰西·沃特斯也犯了福山式的认知错误。特朗普访华之后，他在节目中宣称：北京虽繁华，但无处不在的麦当劳等美国快餐品牌，可视为美国在海外的超级“殖民地”。这种观点与福山的文化趋同论类似，本质上是对非西方文明的无知与轻视。

事实上，中国容纳成千上万家麦当劳，恰恰是文化自信的体现。背后支撑这份自信的，是八大菜系所代表的文明级别的餐饮体系：它足够丰富、包容，能坦然将美式快餐视为多元餐饮生态的点缀，使其融入中国餐饮百花园。

张维为老师与福山先生的辩论

从知识体系的维度审视，文明型国家具有“百国之和”的鲜明特质，其文化的深度、广度与厚度，远非一般民族国家所能比拟。基于此，文明型国家主张：文明本质上是多元的，不同文明之间应彼此尊重、交流互鉴，实现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因此，我们必须坚定捍卫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此为基础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五、“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知识体系源于唯心史观，认为西方式自由民主代表人类精神的终点和人类历史最高阶段。文明型国家的知识体系源于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由物质实践推动，而非精神走向自我终点；文明多元、新矛盾、新问题、新生产方式总在不断涌现，历史不会终结，制度永远在迭代，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型国家”是一种比“民族国家”更高的国家形态。

我还特别指出西式民主制度在人类漫长历史中不过昙花一现，根源根植于其与生俱来的制度基因缺陷。所以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而只能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我还特别强调，从文明型国家发展进程来看，中国还处在自己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我刚才简要回顾了当年与福山的辩论，概述了“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型国家”两种知识体系上的一些正面碰撞。15年过去，两者孰优孰劣，孰对孰错，不言自明。其实，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文明型国家在国家理论、制度理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等诸多领域，都对西方主流论述形成了颠覆性突破与范式性转变，已经动摇了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事，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建构起一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底层逻辑与知识体系。

就国家理论而言，它实现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型国家”的范式转变；在制度理论方面，实现了从“政体”到“政道”的范式转变；在民主理论层面，从“民主/专制”范式到“良政/劣政”的范式转变；在政党理论方面，从西方“部分利益党”到中国“整体利益党”叙事的范式转变。文明型国家理论也经受住了过去十多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践检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由此出发，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须尽快从“应然”的泛泛议论走向“实然”的扎实实践，我们理论界需尽快行动起来，彻底摆脱空对空、花架子、文本循环、西方中心主义等沉疴陋习，以真正的原创研究，直面并回答真实的、具体的一个个“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从而不辜负这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时代对中国学人的期望！

圆桌讨论

何婕：刚才张老师的演讲，一方面带大家回溯了十五年前那场与福山的著名学术辩论，您刚才提到，其背后是两种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碰撞，而这场碰撞的结果如今已越来越清晰，但是回溯这段历史非常有意义。金老师是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参与者，这场辩论本身也是您参与组织的，对吗？

金仲伟：十五年前了，2011年6月，我当时从《东方早报》出来创业，创办了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那个时候，观察者网还没有上线，正在酝酿中，我们缺乏发声平台，因此通过组织学者辩论作为传播平台，邀请世界著名学者参与。2011年正值“阿拉伯之春”甚嚣尘上，就是“颜色革命”的第二波，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非常大，世界范围内的体制之争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

其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到2011年之前，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2001年的“9·11”事件就被认为是文明冲突的开端，表明历史并未终结。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就批评福山，你的这个“历史终结论”是有重大缺陷，忽视了文明、文化、种族和族群对世界历史的塑造力量，你完全忽视了这些东西。

福山的老师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更有洞见

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冲突，其危机未解，历史仍在演变。这个情况下，我跟我们的李世默先生一起商量：放眼世界当时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福山“历史终结论”，我们这边张维为老师提出的“文明型国家”理论，这两个是两套叙事、两套知识体系，我们想让他们到中国来碰撞，让福山也看看中国，这个对话，我们有很大的期待。

何婕：这样一次交流也是思想交锋，给后人无数启发。因为就像您说的，那时，整个世界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应放在什么水准考量并不清楚，不只是福山有绝对的自信，可能很多普通人也觉得西方民主制度代表某种高度。

但十五年过去，我们更能回看这场思想辩论的价值所在。因为带有这种预测性的辩论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历史终结论”的缺陷之所以被更多人看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反例。

张维为：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模式站得住脚，它有不足之处，但经得起比较，包括和美国比较。如果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那么我的“文明型国家”背后是文明多元主义。

何婕：“历史终结论”是代表福山对于他们所在的制度的某种绝对的自信，但恰恰我们说的“文明型国家”我们的理论，代表历史可以无限地延续，无限地被人民不断地创造。

张维为：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我们做学问，最终要注意哲学层面的问题，特别是本体论，这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历史终结论”的本质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跟他不一样，他们用一个“绝对真理”，这个真理找到之后就无往而不胜，就跟宗教信仰一样，就一个上帝，你不信，你就是异教徒，西方这个传统源远流长。

但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比方说《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这里的“道”就是本体论，就是世界根本性的一些东西，根本性的规律等，语言是表达不出来的，这是很深的智慧。所以你要不停地研究、体验、感悟，最后逐步地接近真理，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道德经》讲的是“常无欲，以观其妙”，你应该放空自己去观察、感悟其妙，或者是“常有欲，以观其徼”，你自己想去了解的时候，去了解规律的外围、边界，逐步接近真理。所以中国哲学思想是非常伟大的。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了老子《道德经》之后，想把它翻译成德文，结果翻到一半，翻不下去了，由于种种原因，但《道德经》的思想深深影响他，最终他终结了西方“形而上”追求“绝对真理”的意义，因为没有这个东西，人类语言的局限放在这里。

何婕：您说出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大的问题，当时很多人是抱有这种迷思的，放眼现在依然存在，可能数量少一些，但当时可能更多。

金仲伟：“历史终结论”之所以会“暴得大名”，出了这么畅销的一本书，它并非福山一人之功，而是美国的出版界和新闻界、整个执政精英需要这样一套学说，来说明他们是怎么赢得冷战的。然后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赢得冷战以后，这个世界往哪里去，以后我们过怎么样的日子，我们受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指导，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当整个西方执政者、上层精英极度自信和傲慢的时候，才需要这样一份时代宣言。

何婕：等于他们要给世界提供答案了。而且事实上，这套宣传不仅影响了西方很多人，也深深影响了其他非西方社会和世界，很多人确实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好像是某种标准答案、一种终点。

张维为：邓小平在这一点上非常了不起，他在大家非常迷茫的时候，在苏联解体前4个月有一个内部谈话，现在全公开了。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他在当年8月的时候说“东欧要乱，苏联要乱”，然后他还加了一句，“世界历史在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遇”。

当时极少有这样的观点，但邓小平看到了机遇。苏联解体是12月25日，20多天后，他就开始南巡了，因为当时很多人不自信，称不能再开放了，但邓小平坚持继续开放，这非常了不起。这一步走对了，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最终一定能成功。这就是伟人的远见卓识，这一步棋非常关键。

金仲伟：首先，中国通过十五年的实践证明了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我们要有我们的解释，也就是要有一套我们的叙事、新的知识体系，我们这十五年的努力使实践走在了前面。

西方很善于制造概念、理念和理论，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他们坚信这些话语能解释清楚，善于宣传和制造新的理念。我们的实践虽然行得通，而且已走通，但是国内现有的大多数理论是源自西方的，而西方的这个理论是有缺陷的，就像它们二元对立式的，要么专制，要么民主，要么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计划经济，都是二元对立的。

我们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理论，从中国实践出发，从中华文明传统中汲取营养，就像张老师这样，创立一套新的理论来阐释。现在在大国竞争当中，用“文明型国家”这个理论来阐释，这非常有用，能够看透许多以前说不清楚的东西。

张维为：我们跟福山最大差别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地调研，他们认为已经发现了“绝对真理”，不需要调研。

西方学者也好，媒体也好，问中国多少年都是同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是要搞多党制、搞一人一票，你不搞这个，就是没有政治改革，所以它是从这个绝对理念出发的。我们是实事求是的。最近我看英国广播公司有一篇东西挺有意思的文章说，“原来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弱点，后来发现全是中国的优点。”

何婕：那说明他们都没有真正地读懂过中国。现在我们也注意到，随着交流的增多，很多国外普通人来了中国，看了中国的发展成就之后，都会改变他们心中的这种固有的错误的观念。

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他的儿媳妇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她说她在中国看到的跟她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不一样。就连这样身份的人都能产生鲜明认知反差，普通美国民众实地到访后的冲击感可想而知。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未来对国外的思想学界也会给他们许多震撼，让他们更加要从实际出发来看懂中国。

金仲伟：西方主流媒体一直对大众思想进行控制，虽然他们看上去是独立自主的、言论自由的，实际上主流媒体对大众传播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交锋的工具，我们“文明型国家”的理论就不是这样的。

普京总统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前几年在瓦尔代论坛说，从今天看来，俄罗斯人已经意识到，地缘政治就是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冲突。这个东西比意识形态是更深刻的东西，这是苏联崩溃后的教训。

观众互动

观众：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生。自从特朗普二次入主白宫以来，美国似乎进入了一种高度不可预测且不可信任的混沌状态。相比当下为“赢学”所支配的政治氛围，战后美国大战略传统中，曾存在以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植根于现实主义的冷峻认知的学者，但是当下美国已无此类现实主义学者，还是这类人才难以获得核心重用？人才缺位，将对美国本土及其盟友、合作伙伴造成何种影响？谢谢。

张维为：特朗普对美国问题，其实看得蛮准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在四年多前，拜登当选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拜登政府大概率只是一届过渡政府，最后政权还会回到特朗普手中，原因在于他对很多问题的认知比拜登更准，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不行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当时也这么判断，现在也这么判断。

但特朗普周边全是拍马屁的人，结果就导致现在决策荒谬，尤其在伊朗相关战事决策上，美方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战略失误，其经济、军事霸权根基正愈发岌岌可危。

金仲伟：我补充一下，刚才这位同学提出来的，现在是不是没有了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的外交大师、学者？事情应该这么看，原来的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以及现在还发声的米尔斯海默，都是现实主义的学者、外交家、战略家。

美国政府如果还用这样的现实主义战略家、思想家，那么它就要承认现实，这是现实主义的前提。为什么当初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一批人能大放异彩，是因为当初只要诉诸现实，他们就赢了。因为在冷战时期，“苏东集团”确实不如西方，它们的治理和民众生活状况，一旦放到现实层面比较，确实不如西方。就是在实践层面、在现实层面，因为西方现实比苏东强，所以西方就诉诸现实。

米尔斯海默

但是今天让美国的智囊诉诸现实，把两边的事实都摊开给老百姓看，像米尔斯海默，他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战略家，只要立足客观现实做研判，结论自然会偏向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对不对？两国的现实一摆出来，他必须认同中国的情况，这对于美国政府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你一旦诉诸现实，那就是自己的体制出了问题了，那就是天塌了。我还怎么来说服自己的老百姓来凝聚共识，怎么来跟中国竞争呢？

所以只有“赢学”。“赢学”不顾现实，可以扭曲现实，可以自我宣布“赢”，可以抹黑对方，可以无耻地宣布自己胜利，这就是他们的所谓“赢学”的产生。

观众：老师们好，主持人好。近期特朗普、普京相继访华，两次元首会晤将为中美、中俄及中美俄三边关系带来哪些影响？本次两场会谈取得了哪些核心成果？

张维为：我们叫“北京见”，大家都北京见，红地毯几乎是一直在铺，特别是中美首脑会晤、中俄首脑会晤，两个重大的事件。中美会晤，应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我当时回答RT（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就说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强国的最高领导人会面洽谈，总是利大于弊的。

而事实证明，这次会谈最核心的一点，我们也曾预判过，就是台湾问题。这次中国领导人说，如果两岸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造成中美碰撞甚至对抗，中美关系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

如果你继续不处理好台湾问题，包括售台武器等等的话，你就破坏了两岸关系的稳定，这就要引起中美的冲突了，这样的话都说了。所以特朗普回去之后，还是蛮认真的，我们现在官方表示，中美两国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都同意了。

中国反复说明，讲得非常精确，而美方的表述比较含糊。但从特朗普回到美国之后的几次讲话来看，他确实希望中美关系稳定下来，台湾不要再制造麻烦，所以他就说，那个地方不要去搞什么独立。

他们以为独立，然后美国人会来帮助打仗，到9500英里之外打仗，而中国大陆离台湾只有六七十英里。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特朗普不支持“台独”。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受到沉重打击的是“台独分子”，还有日本和菲律宾，日菲两国都企图借机搅动亚太局势，妄图绑定美国获取更多安全庇护。

中俄关系本是肩并肩、背靠背的友好关系，特别是这次发表了两个重要的声明：一项关于战略协作关系，一项关于多极世界。你仔细看里边的很多观点，非常重要。还续签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续25年。中俄两国边界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这么长的边界，现在保持着安宁，两国经济高度互补，光这一点，就足见这层关系的重要性。这次又发布了四十个文件，其中二十个是签署的协议，二十个是达成的共识，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金仲伟：中美、中俄领导人在北京会晤的背景，是两场战争都陷入僵局。俄乌战争和美以伊战争，军事解决眼看着都没什么指望，接下来只能寻求政治解决。中国作为相对间接中立、相对超脱的大国，在政治解决过程中能发挥巨大作用，各方都需要中国。中国在接下来两场战争的政治解决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显然这是下一个阶段的重大外交舞台。

中俄关系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之一

此外，世界格局的变化往往由几场战争决定。我们可以展望两场战争之后，世界格局是怎么样的。刚才张老师说的，特别是中俄互为战略大后方，进一步稳定了世界格局，成为世界稳定的“锚”。北京的两次会晤，加速了世界单极霸权的衰落，世界多极化的进程随之加快。

观众：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就是年初的“斩杀线”爆火反映出美国国内存在一个相当庞大的“第三世界”，能否请张老师再次预测一下，美国是否有可能会倒退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中？

张维为：美国这个国家本身还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它毕竟还是地大物博，但其本国多数老百姓，约70%的人，在过去十年、十五年间，收入没有提高，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他们的生活感受会越来越差。

福山先生举了个例子：二十年前，一个穷国的人如果想移民他国，首先想到的就是美国，毫不犹豫地奔向美国。以后可能就不会了，甚至可能选择去中国，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趋势基本是客观存在的。

金仲伟：美国现在面临的内外危机，都不是现政府轻易能够解决的。当美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做出重大改变时，原有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积聚起来的内部的矛盾就会激化。那么内部的矛盾怎么解决？面临巨大的考验。

若没有根本性的体制变革，这些矛盾是解决不了的。它会怎么样解决这些矛盾？它如何安顿三亿多人的内部族群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盛行、两党党争、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如何解决高科技成果被少数群体垄断、红利难以普惠全民的问题？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的上台，正是这种矛盾急剧激化的一个表现。

何婕：今天我们从十五年前张老师与福山的那场辩论说起，我觉得这有点像一段时代的序言。十五年后再回看，我们发现整个世界读懂中国这个正章，已经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大幕，会让更多人真正读懂中国和这个世界。也非常感谢两位，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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