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5点，老李轻手轻脚起床，先去厨房热好牛奶，又备齐了妻子美兰上午要吃的药。每天，他的生活是无数个碎片，提醒美兰吃药、上厕所，夜里哄她入睡，出门寸步不离……

对63岁的老李而言，这样的生活节奏早已成为习惯。妻子患重度阿尔茨海默病，几十年相濡以沫，作为丈夫的他不怕苦，只怕万一有一天自己倒下了，美兰该怎么办？

今年5月，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将老李指定为美兰的监护人。有了这个法律身份，他就能够将妻子后续的治疗、养老一一安排妥当。法律稳稳地托了底，老李的这块心病终于消散了。

“监护人”身份需要法律确认

老李和妻子美兰都是朝鲜族，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昆山，白手起家开了个小印花厂。创业的日子虽苦，但夫妻俩勤勉努力，厂子越办越红火。

转折发生在7年前。老李发现妻子的状态有些不对劲——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脾气变得喜怒无常，语言表达也逐渐词不达意。

这些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随着美兰的病情持续加重，渐渐发展成重度阿尔茨海默病。

今年4月23日，老李向昆山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美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自己作为美兰的监护人。法院受理后，5月11日这天，承办法官周燕通知他到法院配合调查。

“我们没有孩子，亲人也都不在身边，我能动弹就要照顾好她。就怕哪天自己也倒下了，美兰在这个世上真的就没人管了。”

调查过程中，老李说，他原本想卖掉房子，两人一起住进养老院。

“去办理时才发现寸步难行。卖房子、美兰的后续治疗、养老安置等等都需要有人签字，可我拿着结婚证跑银行、去医院、找社区，对方都直摇头，说虽然美兰糊涂了，但我不是法定监护人，无权代她签字。”

“这下我才明白，原来‘监护人’这个身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必须由法律来确认。法官，今天我就带着美兰来找您了。”昆山法院接待室里，不过六十出头却已两鬓花白的老李诉说着，期待的眼神看向周燕。

看见卷宗之外的人生

接待室里，眼前的美兰就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她一会儿拍拍老李的头，一会儿捏他的鼻子，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老李看着妻子的眼里满是心疼，他一边回答周燕的问题，一边半蹲着扶美兰坐下，像在安抚一个幼童。

看着不时想要“跑出”座位的美兰，周燕和老李商量说，会尽快到家里看一看美兰的生活状态。

5月18日，在社区工作人员陪同下，周燕和书记员到老李家做了一次入户调查。屋子不大，但被拾掇得温馨利落。即使美兰的生活自理能力已大部分丧失，她的衣服依然干净整洁，头发被梳得整整齐齐。

对话间，老李的闹钟响了两次——一次是提醒美兰吃药，一次是提醒她上厕所。美兰不时在老李身边“捣乱”，老李始终轻声安抚，不急不躁。

时钟“当当当”敲了三下，一直自顾自玩耍的美兰突然跳起来跑向厨房，老李一把将她抱住。看着周燕略带诧异的眼神，老李红了眼眶：“以前每天下午3点，美兰要给厂子里的工人做晚饭。这个习惯还是20多年前创业时养成的。没有她，这么多年厂子和我早就倒了。”

在这个家中，周燕看见的，不再是卷宗里的名字和编号，而是两个日渐羸弱的老人——他们年轻时相互支持，如今，一个在遗忘、在失语、在失认……一个还在苦苦支撑，守护着对方。

走访回来，周燕与办案团队讨论后认为，美兰的病情已有多家医院的诊断书、影像学报告相互印证，法官又通过当场面谈和入户走访进行了现场调查，确认美兰目前不能辨认自身行为、不能作出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证据链完整，事实清晰。如果机械被动地“坐等鉴定”，不仅耗时耗钱，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程序空转。

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民事行为能力通常会征询近亲属意见，以保障其知情权与异议权，排除潜在的监护人争议。鉴于此，周燕联系了美兰远在韩国的亲弟弟，对方明确表示，对认定姐姐无民事行为能力、姐夫老李担任监护人均无异议。

5月18日当天，昆山法院作出“民特”字号判决，认定美兰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丈夫老李为其监护人。从首次调查了解情况到出具判决，用时仅一周。

陪同走访的社区工作人员陆贤谈道：“老龄化人群中，老李和妻子的困境不是个案。上次老李在家里突然晕倒后，我们社区帮着照顾的同时，也都认为两人住进康复性养老院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这次法院能这么快把事情定下来，是为这个家庭也是为社会分忧。”

从“等鉴定”到“免鉴定”

快速判决的背后，是法律对一名失智失能老人的托底。近年来，昆山法院持续探索“显残免鉴定”机制——对于案件事实清晰、伤情或病情明显、证据确凿的情形，法官依据权威书证和现场调查等客观依据，结合一般生活常识与医学评定标准，并在必要时征询专业人员意见后，可直接确认伤者伤残等级或判断行为能力状态，不再被动等待鉴定结论，从而高效、简便地完成认定。

这一机制最初应用于交通事故类案件，通过快速认定人身损害事实，以尽快处理后续赔偿、医疗决策等事宜。2025年5月起，昆山法院将该机制适用范围拓展至民事行为能力认定领域，覆盖丧失认知能力的长期昏迷、重度痴呆、危重癌症病人等明显“失智”情形，核心标准在于判断当事人是否能够辨认自己的行为、作出有效的决定。

在今年3月审结的另一起紧急案件中，一名男子因罕见癌转移陷入昏迷，妻子急需取出其账户存款支付抢救费用，却因多次输错密码导致银行卡被锁定。办案团队赶赴重症监护室，现场确认患者已完全丧失自主能力，结合医疗记录和家属意见，当天即作出判决，指定妻子为监护人。“救命钱”随即顺利取出，为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阿尔茨海默病、脑卒中等导致的认知障碍是一个逐渐加重、难以逆转的过程。”苏州市人大代表、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虞乐群表示，“当这类失智患者具有明确的影像学和临床诊断依据时，法院免去重复鉴定流程，既符合医学规律，又极大减轻了家属的等待之苦和经济负担。”

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今年6月12日，昆山法院正式出台《关于在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案件中推行“显残免鉴定”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进一步明确了适用条件、认定流程和排除情形，并留有充分的救济通道，若日后行为能力恢复，本人、利害关系人或有关组织可申请撤销认定，确保“该快则快、当严则严、能退则退”。

从“伤”“残”到“病”，该机制的演进逻辑一以贯之：司法举措要务实为民，面对社会弱势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更要用司法效率为当事人争取时间与尊严。

“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并指定监护人，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在失去判断力时被人利用、财产受损，确保有人替其行使权利，更好地保障其权益。”昆山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徐淼介绍，这类案件覆盖的人群远比公众感知的更为庞大——我国目前有近1700万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患者，脑卒中、颅脑损伤等疾病导致的认知障碍患者同样不在少数，都是潜在的有认定民事行为能力需求的群体。

“近三年，昆山法院年均受理此类案件约70件。一方面，我们不断探索拓展‘显残免鉴定’机制的适用空间；另一方面，必须严格把控门槛，谨慎施行。法官须通过现场调查、审查医学资料、走访社会关系等流程逐一核实，目前适用该机制的民事行为能力认定案件有近10例。”徐淼说。

拿到判决之后，日子依旧琐碎而忙碌，但老李的心里多了一份温暖和踏实。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自己突然倒下，因为他知道，法律会继续帮他守护好美兰，守护好这个家。

人民法院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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