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追更的“前额叶主理人”“爸爸哥”杨雨坤,是一名计算神经科学博士。因为种种意外,他独自在异国开启了一边带娃、一边读博的极限生活。

　　作为育儿赛道里的“异类”,他常常被问“妈妈去哪了”,这让他既无奈又烦躁——“我从没见过哪个妈妈带孩子的视频下,有人去问:‘孩子爸爸呢?’”

　　他在论文与尿布之间狼狈穿行,在“母婴室”门外手足无措,也在笑泪横飞、狼狈又温情的带娃日常中,悄然掀起一场颠覆传统的育儿革命。在他看来,妈妈带娃并非本能,爸爸带娃也不该被视作奇观,他只是做了爸爸应该做的事——你必须走进那个现场,才能看见那些被默认给母亲的责任。

　　□杨雨坤

父亲不是帮手

而是主角

　　除了生理结构直接决定的差异,男女之间不应有默认的责任划分。既然是孩子的爸爸,照顾孩子就是我该尽的责任。况且妻子在怀孕和生产中经历了更多艰难与风险,爸爸更应该在育儿中主动承担更多。

　　我成长在一个较为传统的家庭。父母用他们理解的“男人应当是什么样”影响我,很少让我做家务,强调“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觉得“男强女弱”才平衡,主张“大事男人说了算,小事女人决定”。这些观念我一直难以认同,也因此和他们争论过不止一次。

　　我拒绝接受这些模式,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从小就遇到太多优秀的女生。小学、中学、大学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比我更出色的女同学。当我在一道题前焦头烂额时,她们可以轻松解出来,那种真切的佩服不会因为“我是男的”而减少。体力之外,男女应有同等的能力与价值,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

　　可我或多或少还是受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至少在育儿这件事上,最初我隐隐觉得它“不完全属于我”。女儿刚出生那会儿,我理所当然地把事业放在家庭前面。

　　我是在和老婆一次次争吵,又一次次回到日常里慢慢转变过来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深度参与育儿。照顾孩子绝不是“在家享清福”,是一份体力、情绪和注意力全时在线的高强度劳动。父母的身份不是由“性别”决定的,而是由“参与”决定的。是不是妈妈,不决定是否亲密；是不是爸爸,也不决定是否能共情。真正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孩子付出精力和照料。就像小王子与玫瑰,正因为持续的照料和在场,那朵玫瑰才变得独一无二。

　　这种观念一旦扎根,遇到不平等就更容易激起反应。当有人理所当然地希望我妻子多做家务、多管孩子,当她被理所当然地要求成为一个“好妈妈”,我会想站出来说明我们的做法。我希望在我们的小家庭里,先按我们认可的方式生活,不必为了迎合外界期待而违背各自的习惯和意愿。所以我从不觉得自己带孩子有什么“值得夸”的——因为我是爸爸,我不带,谁带?

　　但现实是,光是做“一个爸爸该做的”就已经是在跟传统观念作对。我日常发一些育儿视频,评论区最多的问题永远是:“孩子妈妈去哪了?”“你是单亲爸爸吗?”实在令人烦躁。我从没见过在哪个妈妈带孩子的视频下,有人去问:“孩子爸爸呢?”这就是大众潜意识里的刻板印象,也正是我想对抗的部分。爸爸带孩子,本应是一件跟妈妈带孩子一样正常的事情,不该让人惊讶,更不值得被打听、质疑或者歌颂。

　　如果一个爸爸不够警惕,很容易被社会期待“洗脑”,一不小心就会在家里强调:“我帮你带了多少娃”“我有多辛苦”。我不想这样。行为准则不该只是顺应社会规训,而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对错的方式。遇到不同观点时,先判断是非再决定是否采纳,这大概也是所谓“批判性思维”。

　　在我们家,女儿布布认定我就是她最依赖的那个人,所以我的“在场”对她意义重大,因为我是她最信任的“主要抚养人”。父母都在身边当然最好,但“妈妈缺席必出事”这种论调,恰恰是捆绑女性的枷锁,从我们家的真实经历来看,完全不成立。

　　怎么冲奶粉,用哪款尿不湿,哪种屁屁膏治湿疹效果更好,怎么哄睡不造成抱睡依赖……这些没人教我,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这些事不该只是妈妈懂,爸爸也要懂,而且要懂得一样多。

　　如果总默认“妈妈天然会带孩子”,而“爸爸只要在场就很棒”,那就是在纵容一种不平衡的结构。妈妈逐渐地就会成为那个“必须什么都懂、什么都做”的人,而爸爸永远只是“偶尔出现、令人感动”的配角。

　　我不想当配角。

　　我并不是在“帮她”,我是她的队友,是我们家庭真正的另一半。

情绪劳动的缺位

是对亲密关系的耗损

　　受理工科思维影响,在有小孩之前,我总觉得所有问题都有解法,流程总可以优化。可真正开始育儿后,这套思维在孩子面前几乎全线崩溃。小孩会情绪崩溃,会执拗,会害怕分离,会在毫无预警的时刻爆发情绪,他们对大人的注意力和耐心有着无限需求,这才是对父母真正的考验。在这些时刻,我真正学会的第一课是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学会共情,理解孩子,而不是急着纠正她。

　　我研究的方向也在育儿中帮了我不少。比如,人类大脑中负责理性决策和计划制订的“前额叶”——就是额头后面那一块区域——要一直到二十五岁左右才能完全发育成熟。也就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二十五岁之前的人类都可以被称作“脑残”,更别提一两岁的小孩子了。

　　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和孩子计较,不要太较真,也别指望讲道理能有多大用处。小孩的倔强、脾气、情绪崩溃,很多时候是生理机制决定的。

　　每天早上,我都着急去办公室处理导师的科研邮件,但带女儿起床一直到收拾好出门真的不容易。有天我边给她穿袜子边一遍遍看着时间,估算着几点能把她送去托管班,几点我能到办公室。但她偏要自己穿,那双小脚在袜子口拧来拧去,就是套不上。

　　“爸爸帮你一下?”我伸出手帮她拉了一点。

　　她抬头瞪我,把已经穿到一半的袜子脱下来从头开始。等她终于穿好鞋,又说尿布上的图案不好看。于是我们又把外裤、秋裤、袜子、鞋子一层层拆下来,换成另一个图案的尿布。这种劳心费力的对孩子的尊重,外人很难理解,甚至有人说是我“没立场”。

　　其实这是“秩序敏感期”,两岁左右的孩子会通过满足自己内心的秩序需求来建立安全感。

　　布布有一阵子执着于“门一定要她来关”,我要是抢先关了,她就会大哭大闹,怎么哄都没用。“电梯按钮必须她按”,我一动手,她立刻情绪崩溃,非得等门打开再关上,再由自己重新按一遍才肯罢休。父母越是尊重这种需求,越是给予理解,这个阶段反而越容易平稳度过。

　　育儿不仅是体力活,更是情绪活。孩子不是机器,不是“喂饱”“洗净”就能搞定的对象。凌晨三点发烧,抱着她一遍遍换湿毛巾,监测体温；腹泻两天三夜,半小时换一次尿布。这些付出的都不仅是体力,还有耐心。

　　这些知识,我是一边查资料一边在生活中一点点验证得来的。理解孩子,其实也是父母的修行。

　　相比这些时刻,周末带孩子去玩一个小时、买个冰激凌、拍几段视频,真的很轻松。但很多爸爸只停留在这里,他们没经历过高烧、腹泻、崩溃大哭,也就很难和孩子建立深的情感联结。妈妈和爸爸之间的“育儿经验鸿沟”会逐渐变成真正的情感裂痕。一方心里想的是:“你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而另一方则会说:“我也不是没陪过孩子啊,不就是自己带孩子,至于吗?”

　　正是劳动经验的割裂造成了这种误解。我很庆幸自己在那些耗人的日子里是“在场”的,没有隔着一道玻璃看她成长。那段时间,我不仅摸索出各种缓解办法,也在一次次情绪拉扯中学会了和孩子并肩。

父母的身份

不由性别决定

　　在独自带娃读博的这一年里,我也有过几次“累到极点”“无助到想哭”的时刻。凌晨两点,布布哭得嗓子都哑了,我抱着她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窗外是一片安静的黑。那种无助感并非妈妈专属的痛苦,而是我作为父亲实实在在的体验。而正是这些体验让我真正理解了我的妻子,理解了那些被迫承担多重角色的女性。

　　常有人说,“谁赚得多谁去工作,赚得少的那个就理所当然照顾家”。听上去似乎在讲现实,其实很多家庭的收入差距本来就是分工不均造成的。一个人如果长期承担大部分家庭事务,就意味着没有更多精力去提升自己,职场发展受限,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最终陷入一个“越顾家越无法追赶”的死循环。再叠加职场里对女性的隐性门槛——晋升机会少、歧视多、压力重,这种“以收入定分工”的逻辑很容易把人困进厨房和育婴室。

　　家庭分工不该看性别,甚至不该只看收入。更合理的方式是夫妻双方基于彼此的兴趣、节奏和阶段,以及各自的工作类型、工作环境,找到对彼此都最合适的方案。有理想、有事业的一方,理应得到支持；更喜欢稳定,注重居家节奏的一方也会被尊重。

　　只有这个社会能让父亲像母亲一样理所当然地承担育儿责任,妈妈在职场上才能获得真正的公平竞争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参与育儿是一种社会责任。

　　反过来看,认为“男人就该专注事业”的观念,其实也是对男性的压迫。

　　有几个月,我的科研项目推进得格外困难。那年3月,正好赶上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截稿。我一边带娃,一边见缝插针跑实验、写论文,焦虑值飙到顶。孩子一睡着,我还来不及坐下来喘口气就得先收拾家务,忙完家务赶紧打开电脑工作。刚写几行,女儿又该醒了。导师人在美国,隔三岔五发邮件催进度,还要开视频确认实验细节。那阵子,我的情绪几乎要崩溃。

　　当时的我在导师的催促、自己的高要求,以及“好学生”的惯性驱动下,总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学业做好,但忽视了家庭责任,结果很可能是两边都没做好。我从一开始的焦虑,到慢慢接受,也意外获得了一种过去在应试教育中从未拥有的“放空窗口”。哪怕科研几个月毫无进展,又能怎么样?我有多重身份,何必只盯着“事业”那一个标签不放?我依然是研究者,但我也是布布的爸爸,有资格也有责任在她的童年里留下完整的身影,而不是错过她还不会叫我爸爸的那最初几年。

　　(本文摘选自《为父则刚》,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