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细细勾勒，人人都是传奇。“历史缝隙里的人”旨在调动史料，打捞历史夹缝中的跌宕人生。

“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看过《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的人，一定对嘉靖皇帝这句咆哮不陌生。当时，太监吕芳向嘉靖皇帝奏明鄢懋卿巡盐的收入，一共得530万两，其中200万两为严党上下私分，230万两进了国库，最后只有100万两给了嘉靖皇帝个人，于是就有了嘉靖皇帝的这句愤怒咆哮。历史上嘉靖皇帝的吃相有没有这么难看，已经不得而知，但却有另一位皇帝，真真实实地通过史料记载，留下了他在“分赃不均”时对自己的理财大臣发出的不满咆哮。他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而这位理财大臣就是桑哥。据《汉藏史集》记载，在桑哥倒台后，忽必烈曾责问他说：“汉人织匠为我织成无缝衣服，献给我两件，你手中却有三件，甚至超过了我，这不是你的罪过吗？”那熟悉的一幕，仿佛跃然纸上。

西番通事初登场

桑哥在元朝历史上红极一时，严格来说不算小人物，但因其族属身份，今天还关注他的人并不算多。桑哥这个名字，有人认为是藏语“狮子”的意思，也有人认为是梵文“僧伽”的音译。桑哥到底是哪一族人，目前也还没有定论，有人说他是吐蕃噶玛洛部族人，也有人说他是畏兀儿人，还有人说他其实是藏畏合璧家庭的后裔，各有血缘。桑哥其人最大的本事是语言天赋，据历史记载，他通晓诸族语言，最早便是担任西番译史起家。

在元朝，翻译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因当时蒙古人通过一系列战争统合了欧亚大陆许多地方，人类第一次得以较为自由地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迁徙。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来自遥远的欧洲、中西亚的人来到了东方，来自传统西域、吐蕃、漠北的各族人民更是数不胜数。但各族属人言语不通，因此需要有能够精通各种语言的人来作沟通桥梁之中介。这一点在国家政务处理上尤为重要，蒙元时期的公文书需要以如蒙、汉、藏等多种语言写就，因此，承担这种翻译职能的官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译史就是这样一个序列中负责翻译的基层吏职，其上还有负有同样职能的官员通事，或称“怯里马赤”。

桑哥本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技术官僚的工作，其人“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往好了说，他很务实，深知“财利国本”的道理；往坏了说，他就是个利欲熏心之辈。他后来的官场经历，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成也言利，败也言利。而桑哥的语言天赋，又恰好给了他在官场纵横捭阖搞交际的资本。

桑哥的早期发家史比较模糊，只知道在他的仕进路上，帝师八思巴发挥了关键作用。八思巴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藏传佛教僧人，出生于西藏贵族家庭。1253年，八思巴于六盘山与还是宗王的忽必烈会面，被忽必烈奉为上师。忽必烈即位后，又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予其统领天下佛教之大权。桑哥什么时候谒见八思巴，史料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博闻强识有学识，桑哥受到八思巴的喜爱和重用。后来于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回大都觐见忽必烈，桑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跟随八思巴来到中原，受到忽必烈的接见，随后又于八思巴管理的总制院任职，摇身一变，从西番通事变成了中央机构的官员。

突如其来的身份跃迁令桑哥倍感振奋，他感激八思巴的赏识，于是在八思巴的大都住处旁修建了一座求法佛堂。不知道是因为挪用公款还是非法用地，桑哥被御史台官员纠弹，并被关入狱中。好在不久之后，八思巴与忽必烈共赏歌舞时，将此事奏报了忽必烈，桑哥才得免囹圄之灾。桑哥曾拜另一位八思巴举荐的僧人胆巴为师，但师徒关系不佳，桑哥在飞黄腾达后不仅讳言胆巴，甚至设法迫害胆巴，一度将其贬到岭南潮州。但是，因为八思巴的赏识，桑哥平步青云，很快就当上了新的总制院使，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及藏族地区军政事务。

至元十七年（1280年），乌思藏发生叛乱，当时帝师八思巴在萨斯迦，被叛军谋害。桑哥是懂得感恩也是睚眦必报之人，听到自己的恩人遇害，桑哥决心复仇。忽必烈命桑哥带兵前去平定叛乱，桑哥欣然领命，一路攻下叛军据点，杀死叛军头目，平定了叛乱。

由于平叛有功，桑哥尽显“文武双全”，更得忽必烈宠信。在名利场角逐日久，桑哥也渐渐显露其政治野心。一些趋炎附势之人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西番译史”的不简单，他们利用桑哥爱财图利的特点，向桑哥输送利益，而桑哥则凭借忽必烈的信任，欲望日渐膨胀，对于向他投诚的人几乎照单全收，其爪牙势力也逐渐从总制院外溢，开始伸向其他中央机构。有一天，御史台官员向忽必烈奏请任命章闾为按察使，没想到忽必烈爽快地答应了，原因是此前桑哥曾向他举荐过此人。此时的桑哥早已不是掌握方面大权的总制院使，而是“无冕之王”、实际的宰相，一张围绕着桑哥织成的人情大网正逐渐笼罩在元朝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中。

王公辅政兼财利

在众多桑哥的拥趸中，大名商人卢世荣头角崭露。早在阿合马主政时期，卢世荣就利用自己商人之资向达官显贵们输送利益，由此而获授江西榷茶转运使的肥差。至元十九年（1282年），阿合马遭遇谋杀。由于当时朝廷党争色彩浓郁，不少反阿合马党大臣，利用皇太子真金厌恶阿合马的特点，团结在其周围，形成势力。因此，阿合马甫一被谋杀，远在上都的忽必烈立即警觉，仿佛想起了当年李璮造反时朝廷中的不寻常氛围。利用这一契机，忽必烈进行了一场打着彻查旗号的政治清洗运动，长期款附阿合马的大臣遭到了清算，真金势力崛起。虽然是父子，但年迈的忽必烈对于真金势力的崛起亦颇感担忧，因此一旦有其他得为外援的势力出现，忽必烈会毫不犹豫地予以接纳。

桑哥势力的外溢，多少与这种政治背景有关。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忽必烈一面警惕着日渐成型的真金势力，一面担忧着吞并南宋后国家经济面临的失控局面，桑哥恰到好处地举荐卢世荣，称他有理财之术，能够拯救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此举甚合忽必烈之意，引入一个“能人”，不仅可以解决国家运转问题，还能在真金的党羽势力中撕开一道口子。对于桑哥而言，卢世荣亦无非是一次“试水”，他很可能想知道后阿合马时代，朝廷上下对于财利的看法，这是他的所长，只不知此时是不是自己大施拳脚的时机。只有素无根脚的卢世荣，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

实事求是地讲，卢世荣的经济政策颇有可取之处，但似乎不被真金势力买单。且不论卢世荣的想法是否符合“节用而爱民”的传统，单就他为了推行经济政策而大量启用阿合马旧党人这一点，就注定要遭遇失败。执政百日，卢世荣遭到蒙、汉各族官员猛烈的攻击和弹劾。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监察御史陈天祥上书痛陈卢世荣祸国殃民，卢世荣论罪下狱。由于此事得到太子首肯，桑哥也三缄其口，不敢营救。卢世荣就这样成了“炮灰”，但对于桑哥而言亦非一无所得，起码经由卢世荣这根导火索，真金与忽必烈矛盾日深，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处死卢世荣后一个月忧惧致病而亡。

但不管政局如何变化，桑哥始终深得忽必烈信任，并没有因为卢世荣的折戟沉沙而受影响。不仅如此，桑哥越来越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干涉他职权范围之外的事务。卢世荣倒台不久，中书省命一汉人官员买卖官府用油，桑哥自告奋勇，主动请缨要自行使用采购经费购油，丞相和礼霍孙不答应，认为桑哥职不在此，不宜所为，但桑哥不服，直接与和礼霍孙对峙，两人甚至当堂互殴。最后，桑哥叫嚷道：“与其采购经费被汉人侵吞，为什么不给我们僧寺机构用来营利！”和礼霍孙不得已，给了桑哥一万斤油任其买卖。桑哥也确实表现出了商业天赋，他最终把买卖油钱所得利息摆在和礼霍孙面前时，和礼霍孙承认了自己当初没有考虑及此。

有了这次漂亮的“战绩”，桑哥开始继续向忽必烈灌输政府干预市场的和雇和买政策，以及从中可能捞到的好处。忽必烈心动了，更加意识到只让桑哥分管佛教和藏地事务是屈才了。桑哥开始得到推荐用人的非正式权力，但凡中书省选任官员、增减机构编制或提拔新人等，桑哥都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参与决策。后来，真金去世，没有他的干预，桑哥更是能自由无阻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了。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彻底从幕后转到台前，忽必烈重置尚书省，并诏告天下，任命桑哥为尚书省平章政事，地方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中央六部也改为尚书六部，全部政治资源供桑哥调用指挥。桑哥的全部改革重点都在经济，本质上是要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上层贵族攫取利益。他的第一项重大改革，是更定钞法。元朝使用纸币，最初发行了面额不等的中统钞，发行量与准备金挂钩，价值稍稳定。后来随着国家日益扩张，军费销靡，更兼政府货币发行无序，引发通货膨胀。为了重新稳定价格市场，桑哥首先锚定了纸币，通过发行面值更大的至元钞来阻缓中统钞的贬值。此举虽在一开始实行之初有所作用，但长期稳定运行需要高度依赖于国家宏观经济数据的及时抓取和反馈，因此在古代的技术支持和宏观调控能力下，钞法注定只能一时饮鸩，长期运行必出问题。

桑哥的第二项重大改革是审计，又称钩考，其核心思想是通过严查各部门经费使用是否合理、官员是否贪赃枉法，以及百姓是否存在逋欠钱谷赋税等，从社会每一根毛细血管中回流血液，充实心脏。审计作为一项制度，本身并无什么问题，但桑哥本人很贪，因此他深信朝廷内外官员亦多贪墨之辈，通过钩考必可使其吐出所得，增加财政收入。秉着这种目的，桑哥实施钩考就不是为了使审计制度重新回到法治轨道，而是单纯为了实现利益所得。党附于桑哥之流自然闻风而动，借机打压政敌，中饱私囊，省臣麦术丁、王巨济等皆被迫改投桑哥。

不仅如此，桑哥还通过各种手段杀鸡儆猴，其中冤死最惨者为中书省参政杨居宽和郭佑。桑哥在钩考中书省时，查出其亏欠数千钞两，此二人试图自辩，被桑哥拳脚相加，最终遭到处死。审计只能得一时之利，且其中不乏掺杂水分，有多人因此冤死，因此实际上会出现大量呆账、死账，使征收效果大打折扣。连桑哥自己都跟忽必烈说：“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

于是，桑哥做的第三项改革，是打通商业流通体系，同时提高赋税。与卢世荣一样，桑哥本人很支持各类工商业发展，他不仅鼓励海外贸易，也积极开辟各种交通运输通道，便利货物流转。在桑哥任内，以朱清、张瑄等为首的地方官僚积极开辟漕运道路，不仅疏浚原有京杭大运河各段，还开拓海路运粮，修凿会通河等，极大促进南北交流。不过，由于利字当头，桑哥所鼓励的工商业活动多不尽如人意。如海外贸易，由于桑哥任用了忙兀歹、沙不丁等嗜利之人，他们经常利用管理市舶之权搜刮舶商财物，导致贸易量严重下挫。又如桑哥设立的行泉府司，最终则沦为其搜刮奇珍异宝、结党营私的工具，出任泉府卿的沙不丁、胡颐孙等俱凭此阿谀逢迎，平步青云，以至最终一手遮天，成为地方豪霸。

不得不说，桑哥是有相当不错的理财思维的，一定程度上，他的这些所谓经济改革也在短期内取得了实效，为朝廷获得相当的财政收入，满足了忽必烈一定的利益需求。与此同时，桑哥自身的利益需求也得到了极大满足，不仅从中捞到巨额财富，也借机形成自己的党羽势力，盘根错节，竟至中外。住在大都的市民史吉，大概是既得利益圈里的人，奋然要给桑哥立碑颂德。要知道，元朝的大都城跟后来明清的北京城结构不太一样，皇宫大内出来就是桑哥所在尚书省的办公地点和六部所在地，约在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处。因此为桑哥立碑之事几乎无缝衔接地传到皇宫里被忽必烈所知，不过忽必烈没有反对，而是说道：“老百姓想要立碑就去立，不仅要立，还要赶紧告诉桑哥，让他也高兴高兴。”

因此，王公辅政之碑，就在老百姓的“拥戴欢呼”下，在翰林院的“溜须拍马”下，矗立在了都省的门口，凿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民脂民膏。

君王一怒猢狲散

“王公辅政”，并不是说桑哥是王公，据毛海明先生的研究，这是因为桑哥给自己取了一个汉姓“王”，因此敬称“王桑哥”为“王公”所致。这是桑哥的高光时刻，他仿佛通过这块碑，看到了自己千秋万代、岁岁时享的伟岸形象。但有道是“亢龙有悔，物极必反”，桑哥忘了来时路，忘了自己曾经如何一步步从西番译史登上权力舞台，于是，他的势力越膨胀，就越会成为皇帝和勋贵们的眼中钉，离败亡的时间也就越近。

在桑哥权势最为如日中天时，忽必烈几乎将一应用人大权都给了桑哥。起初，桑哥并无用人专权，他想要任命谁，皆需与丞相安童商议。一次，桑哥趁着安童返回大都、自己和忽必烈待在上都的契机，向忽必烈奏称共议人选的不便，忽必烈跟他说：“我就是你的主子，不管安童在不在此，只要你看上的人，经过我的批准，就可以任命，如果谁不服，你让他来找我。”从此，桑哥获得了独自用人大权，“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此举无疑大开倖门，不少人闻风而动，都来巴结桑哥及其亲信，以求得一官半职，选官用人的机制遭到极大破坏。

桑哥用人，大概分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是与自己利益深度绑定的姻亲、党羽，这类人往往藉桑哥之势而起，成也桑哥，败也桑哥。如桑哥的妻族姻亲要束木，凭借桑哥的推荐当上了湖广行省的平章政事。此人“贪纵淫虐，诛求无厌”，甚至还敢行僭越之事。早在南宋归附之初，就听说南方富庶。上任之后，要束木令老百姓“自愿捐献”财物，并“随地置狱，株连蔓引”，没有捐献到位的人都要受到惩罚。如此暴虐之人，在桑哥失势后自然成为清算的对象，被中书省论罪数十条后就地正法。又如沙不丁，此人颇有敛财之术，既是桑哥获取巨额利益的具体执行人，也是桑哥最重要的政治同盟之一。桑哥安排其掌管市舶司，每逢贸易商船来港，就先让士兵将其封锁，由沙不丁等先行挑选好物，剩余的才正常缴纳抽分和税钱，由商人自行转贩。桑哥败亡后，沙不丁同样遭到清算，但因为他能力出众，后来又得到重新起用。

第二类是与桑哥颇“志同道合”之辈。桑哥来自西域，对传统汉地以农为本的经济导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而彼时不少汉人大臣与桑哥之间的矛盾，往往只在于政见不同，其本人并不见得与桑哥有何私人恩怨。同理，也有一批官员与桑哥有共同的治政理念，主张更行钞法，推进商业发展等，这些人往往与桑哥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支持桑哥的施政策略，又不与其同流合污。如南人叶李，他本人一直主张更定钞法，甚至认为桑哥能够推动许多政策的变革，因此主动推荐其为尚书省右丞相。因为这些行为，叶李长期饱受非议，为时人所不齿。桑哥倒台后，有人弹劾叶李失察之罪，并质疑其是否与桑哥有利益输送关系，但忽必烈说：“叶李廉洁刚直，朕所素知，哪有这些事！”

第三类是暂时屈服于桑哥，或仅仅作为下属替他当差的人。桑哥成立尚书省，以之为核心构建自己的人际，但大多数协助他办事的官吏，仅仅只是因为职责所在，或内心虽有不平，但无力反对桑哥的人。如崔彧，他是忽必烈非常器重的汉人，在中央几大机构先后担任过刑部尚书、御史中丞、佥枢密院事等要职。崔彧的治政理念与桑哥不同，早在卢世荣时代，他就曾因参劾卢世荣而被忽必烈外放。回到朝廷后，他又曾一度与麦术丁等向忽必烈告发桑哥施政之弊，但不了了之。后来，麦术丁转投桑哥，崔彧孤掌难鸣，也就失去了与桑哥斗争的动力。后来，桑哥决定从中央机构简拔官员，派往各地进行理算钩考，崔彧等人皆赫然在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桑哥倒台后，崔彧再度出任御史中丞，并对桑哥余党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等进行清算。

尽管桑哥用了各种手段笼络他人，但反桑哥的人也在不遗余力寻找机会，剪除桑哥。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外出狩猎，反桑哥大臣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多有一定根脚势力，如康里贵族不忽木与也里审班兄弟，蒙古人彻里、也先帖木儿等。随后，更多地位显赫的蒙古和汉人大臣加入了对桑哥的讨伐序列，这其中就有宣徽院使、怯薛长月赤察儿，奉元王贺仁杰的儿子贺伯颜等，忽必烈决意诛杀桑哥。

一旦帝王动了杀心，任何自辩都显得苍白无力。尽管御史台组织了一次桑哥自辩的辩论，但御史大夫月儿鲁早就从忽必烈那里探出了口风，他们对桑哥的政策逐条进行批判，桑哥最终理屈词穷。桑哥最终被处死抄家，据《史集》和《汉藏史集》记载，在从他家里抄出大量不亚于皇帝内库的财物时，忽必烈指着桑哥恶狠狠地说道：“你有这么多珍珠，我曾向你要两三颗，你都不给。……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又厉声指责道：“汉人织匠为我织成无缝衣服，献给我两件，你手中却有三件，甚至超过了我，这不是你的罪过吗？”

忽必烈与嘉靖皇帝一样，当然也不会感谢桑哥。明眼人都知道，如果说桑哥在整个施政过程中确实有很多违法犯罪事实，如诬陷官员，捶楚吏人，贪赃枉法等，但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大方向，用人的最终点头者，其实都是忽必烈本人。桑哥是聪明人，明白此时君王需要一个为这种种改革闹剧负责的人，而桑哥就是这不二人选。果然，在处置桑哥之后，忽必烈又将用人失察之罪转移到御史台，斥责他们“桑哥为恶，始终四年……汝台臣难云不知！”

桑哥的故事，随着他被诛杀而结束。桑哥的“辅政碑”被推倒了，当初忽必烈许诺立碑，是为了让桑哥及其党羽高兴。现在扑倒其碑，是为了让受苦于桑哥的人高兴。一切恢复了平静，君王和朝廷弄到了钱，过程中的种种残暴不公有了背锅而死去的桑哥，被桑哥打压的人通常追责其党羽而出了口气，最终只有老百姓遭了殃。后来，人们把桑哥改称丧哥、丧葛，以舒心中恶气，直到最终再没人关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