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这一举动，开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进程，也开始了美国在外汇政策上的新时代

文| 于杰

编辑 | 苏琦

1985年的广场会议，之所以能够在该年9月22日开成，最直接的原因是里根总统第二任期伊始便安排詹姆斯·贝克接任财政部长。

詹姆斯·贝克1985年1月8日获得提名，2月3日正式接任。里根第一任期时期的财政部长，即贝克的前任唐纳德·里甘，及其副手斯普林科尔是坚定的市场派，笃信市场决定汇率，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斯普林科尔关于干预的立场近乎绝对：政府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有必要介入汇市。他说的“极端情况”，指的是里根总统遇刺。里甘本人则是直接拒绝联邦德国和日本方面干预汇市的建议，甚至对着提出干预暗示的日本大藏省官员拍桌子，这导致贝克上任后考虑联合干预市场、遏制美元涨势时，日本官员普遍怀疑美方态度的真实性，甚至在9月21日会议召开前仍不确定。

1985年时的贝克对金融市场尚不熟悉，调整汇率是智库和助手们给出的削减美国贸易赤字的选项之一，没有学派理念和意识形态包袱的贝克决定一试，广场会议就此促成。这是美国1970年以来，美国因财政部长更迭而改变政府汇率政策取向的又一鲜明案例。

此间第一个也是迄今影响国际货币体系的最重大转向，则发生在尼克松时期。1971年2月，康纳利刚接任财政部长，便着手推动美国将美元同黄金脱钩。康纳利跟贝克一样来自得克萨斯，上任时同样对国际金融知之不多。但康纳利身上的得克萨斯牛仔风格更突出，行事出其不意。

在康纳利之前的十多年里，美国财政部对美元的态度，遵循的是狄龙-鲁萨的思路：捍卫美元汇率、维持美元-黄金可兑换、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一系列修修补补的对策。但在康纳利看来，美国的所有努力并没有换来应得的回报，西方的大小国家借助美国的35美元/盎司黄金的承诺，不同程度地持续消耗美国的黄金储备；而美国则承担了体系成本，却得不到相应配合，好处更谈不上。这是他不能接受和容忍的，美国不应该继续承担旧体系的约束。

客观而言，美国的黄金库存在1971年尚未真正达到难以为继的临界点。然而康纳利上任仅半年（与贝克推动广场会议的时间节点如出一辙），尼克松便在他的推动下在戴维营紧急召开秘密会议，随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整个过程，事先没有知会任何西方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任总裁施韦策是在8月15日当晚被临时通知赶赴美国财政部办公室看的电视直播。这完全是一次单边行动，虽然美国放弃美元-黄金的可兑换只是不再继续其1935年开始的单方面承诺，这仍然在事后留下了很多指责。

这个操作方式，显然是狄龙-鲁萨模式的根本逆转，传递出一副“我不跟你们玩了”的鲜明信号。康纳利事后在罗马会议上留下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麻烦”，则给出了“你们也有今天”的画面感。

康纳利的这一举动，开启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进程，也开始了美国在外汇政策上的新时代。

笔者曾在2019年曾当面请教沃尔克先生：美国在放弃美元-黄金的可兑换之后，是否在寻找新的锚？比如坊间传说的“锚定石油”。他的回复是：“我没有听说（美元以石油为锚）。美元脱钩黄金是美国的去锚过程，尼克松、康纳利都不希望美元被束缚。我在同日本和欧洲国家沟通时，他们都希望恢复（美元-黄金）可兑换，恢复（可兑换）是没有可能了。他们又说，不能恢复可兑换，至少继续固定汇率。欧洲当时还是希望能继续钉住美元”。

1972年中即接任康纳利的舒尔茨是个温和的市场派，支持浮动汇率但态度不失弹性。更重要的是，自舒尔茨开始，美国的外汇政策逐渐显现出一副坦然旁观者的姿态：没有了单边行动，凡事多讨论；市场主导的浮动汇率取向；美元主导货币的角色，不争取也不主动放弃。

1971年8月15日，当时仍任联邦德国国防部长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从电话里得知美国停止美元-黄金可兑换的消息后说：至少在货币事务上，美国不愿意继续当西方的头了。一年半后的1973年3月初，货币危机再度爆发。联邦德国政府致电华盛顿，通报欧共体正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朝着联合浮动方向推进。尼克松将电报转给基辛格征求意见，一直置身货币事务之外的基辛格在读完电文后对舒尔茨等财经团队成员说：“在一次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货币安排，且美国利益可能受到影响的国际会议上，美国完全放弃领导权是不明智之举。”然而就在一周后的巴黎会议上，舒尔茨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欧洲方面给美国提出的全部要求：干预市场、支持美元、承诺可兑换，且明确表态要“清洁浮动”。基辛格所担忧的“领导权”，在舒尔茨这里不是一个汇率政策问题。欧洲内部关于联合浮动的方案意见也不统一。已任联邦德国财政部长的施密特随即感叹：“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了”。

此后，美国财政部愈发坚定的浮动汇率取向，以及美元汇率以下跌趋势为主的大幅波动，动摇了很多国家的信心，虽然各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例在增加，但开始有国家陆续将本币转向钉住特别提款权（SDR），典型如伊朗、沙特等中东产油国，且时间恰恰在坊间流传的“美沙秘密协议”之后的1975年。这是SDR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而美国对这种安排同样听之任之（可见美国公开市场委员会2021年2月揭秘的1975年档案）。这是更坚定的市场派西蒙（1974年7月接任新财长）担任财政部长时期。针对英国1975/76年间提出的拯救英镑计划、续命维系英镑汇率的《巴塞尔协议》的请求，西蒙表面温和实则坚定（要求英国必须符合IMF指标要求）的态度，完美阐释了他坚持的“市场规则、美国利益为先”的信条。

对于“石油美元”回流，美国官员里直接的参与者是西蒙和沃尔克。西蒙接任财政部长后，受尼克松委托赴沙特安排“回流”事宜；沃尔克在1975年5月接任纽约联储行长，而包括沙特在内的美国国债买卖均通过纽约联储操作。

直到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法国都在同美国角力：黄金的货币角色、某种程度的固定汇率安排、浮动汇率机制的期限。西蒙等美国代表以一种相对淡然而温和的方式拒绝着法国的要求，并最终在1976年初的牙买加会议上赢得了胜利：黄金去货币化、浮动汇率机制。对SDR，美国不反对也不支持，对各国官方手中美元储备的法律定位，不积极、不主动，也不拒绝。

正如事后的研究者和官员分析的那样：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是美元本位，牙买加会议只是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特点。牙买加会议的参与者事后将1976年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之为“无体系时代”。完全浮动的信用货币，根本不需要一个实物的锚。

在美国几任财政部长之后，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元的全球地位和角色、全世界的汇率机制已然确定，这个“无体系时代”的本质，是美国用40年的时间，系统性地拒绝被任何规则束缚的结果，是国家意志的阳谋。

（作者为资深翻译人士，译有《时运变迁》《管理美元》《石油美元》《石油英镑》《石油央行》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