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1988年，19岁的江苏徐州青年王计兵跟随建筑队踏上前往沈阳的列车，开启了漫长的打工生涯。此后，辗转飘蓬的异乡生活成为他的常态。2018年，49岁的他成为一名外卖骑手。穿梭于城市街巷的间隙里，他写下大量诗句，陆续出版了《赶时间的人》（2023）、《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2023）、《低处飞行》（2024）、《手持人间一束光》（2025）、《世界把我照亮》（2025）等诗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新工人群体的崛起，一种区别于以往工农兵文艺的新工人文艺也随之浮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这些奔波于车间、街头的劳动者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创作舞台。他们劳者歌其事，在新大众文艺的潮水里翻涌起闪烁的浪花。作为其中的代表，王计兵用朴素动人的诗句记录下了劳动者的生活体验，构成了一份独特的身份宣言与时代证言。

让隐匿的劳动可见

2020年，外卖骑手正式以“网约配送员”的名称纳入我国职业分类目录。这群我们生活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是理解当代中国的关键群体。

王计兵的诗歌记录下了自己周旋于虚与实、城与乡之间，与算法和时间博弈的生存状态，构建了一个由奔跑、劳作、乡愁、疼痛与温柔交织的诗歌世界。其作品借由鲜活的日常，让数字时代隐匿不可见的劳动重新浮出地表。

那首广为流传的《赶时间的人》这样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诗人以“风”“火”“水”等自然意象，层层递进地营造出“赶”的紧迫感，将抽象的时间压力转化为具象的感受，让读者几乎能触摸到那种被驱赶的痛感。

对于王计兵而言，生活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他摘取了许多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构造作为另一面的诗歌。例如，他的作品里频繁出现“钉子”的意象。《赶单》一诗写道：“生活平整得像一块木板/骑手是一枚枚尖锐的钉子/只有挺直了腰杆/才能钉住生活的拐角/弯钉不行/每一根弯钉都会被丢弃/或者承受更猛烈的敲击/重新取直”。

这里，王计兵以钉子与木板的关系比喻外卖员与生活的关系，赋予寻常器物以诗意，也让抽象的劳动关系变得具体可感。看似寻常的意象，都来自真切而充满痛感的生活体验。

微小事物的光辉与诗意

真切的生活体验，恰恰是今天数字时代日益稀缺的事物。

在哲学家韩炳哲看来，数字时代是“接触贫乏”的时代，与日俱增的连通性却将人们孤立开来。今天，人们沉溺于方寸屏幕里，生活被社交媒体所中介，共享着一种群体性孤独，忘记了附近。与生活在云端、在群中的我们相比，外卖骑手以肉身连接着虚实世界，用脚步丈量城市空间，不断地与陌生人瞬间相逢。

王计兵的诗歌写出了这种个体与世界的种种连接。他对生活中许多习焉不察的微小事物投以深情的凝视。麻雀、野花、庄稼地、棉花、劈柴、蚁穴、木耳，这些通常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事物，在他的诗中获得了平等的光辉与诗意。那首《小花》便是例证：

大地上有很多小花/小到把任何一朵挑出来/都是笔画的一次停顿/愣神或喷嚏/但它的确是一朵花/仔细看/它也一瓣一瓣努力伸展、翻卷、后仰/相互配合着怒放/如果只是一朵/一定是草的一次意外/可它们那么多/一朵挨着一朵，一片挨着一片/这么小的花，认真地开着/认真地爱着这个人间

在网上，我没有检索到它们的名字/科目、类别、属性/自从我遇到了它们/我就一直努力开放着自己/您好，您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

这首诗以无名小花为起点，在卑微与庄严之间架起了一座诗意的桥梁。诗歌开篇便确立了“小”的基调，停顿、愣神或喷嚏的三重比喻将“小”推向了近乎无足轻重的边缘。然而诗人随即话锋一转：“但它的确是一朵花”。这一句看似平白，却暗含着不容置疑的肯定——即使微小到几乎被忽视，它依然拥有花的身份与尊严。

显然，诗人在托物言志，借花喻人。通过无名的小花，他完成了一次身份的确认。这样的修辞，频频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请原谅》里写道：“请原谅，这些走失的秒针/原谅我们争分夺秒/就像原谅浩浩荡荡的蚂蚁/在大地的裂缝搬运着粮食和水”。他将“我们”这一群体视为时代表盘里走失的秒针、大地裂缝处的蚂蚁，渺小但又不可或缺。

正如王计兵的一本书名“低处飞行”所标示的那样，他不断地在微小与低处看到了伟岸与崇高。在他的书写中，劳动被视作一种平等尊严的实践。这种平等尊严，不是来自外部赋予的承认，而是源于劳动者对自身价值的自觉肯定。

作为解药的故乡

如果说周遭的事物构成了诗人的生命镜像，那么遥远的故乡则是王计兵无可替代的精神源泉。

即便王计兵因为外卖题材创作而为人熟知，但就数量而言，他还是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给了故乡。他频繁回瞥着父母爱情、童年经历，追问着乡关何处。离家与返乡是他的诗篇中反复纠缠的核心议题，他叹息着“翻过山岗/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谋杀者》），又领悟到“只有拉开异乡这把尺子/才能量出故乡的尺寸”（《故乡的尺寸》）。对于厌倦飘蓬但又不得不背井离乡的游子而言，故乡是他层层剥落后的心灵解药：“把省剥下来/把市剥下来/把县把乡都剥下来/剥掉所有的包装/我随身携带的小村庄/像一粒药片”（《小村庄》）。

即便是那首书写外卖生活的《赶时间的人》，也将诗眼留给了故乡——“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他从外卖员的视角深切感受到现代社会空间日益沦为车站、地铁、站点等那些仅有功能而无意义的过渡性空间。但越是强调王庄村与其他地方无异，就越让王庄村成为一个特例。在流动不居的现代生活中，王庄村成为一种固定的坐标，让诗人得以确认自己的来处与归途。

王计兵对于故乡的追忆，又内在地与新工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勾连在一起。与新世纪之后浮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同，作为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民工群体，王计兵那一代人与乡村、乡土文化还有着难以割舍的精神连接。那首《打工潮》写出了那一代新工人群体浩荡又蹉跎的命运：

每年春天/当农民工大面积撤出村庄/就像一篇文章被删去标点符号/所有情节都开始杂乱无章/那些白日的哭声，夜晚的泪水/以及抑扬顿挫的歌声或叹息/都失去了转折的依据/我一直无法描述这样的场景/在辽阔的大地上/工厂、车间、出租房/以及流水线上/到处都是散落的标点符号/等着被文字重新认领

如果把乡村比作一篇文章，农民工原是起着停顿、分隔、转折作用的标点符号，他们的存在让乡村有了秩序与节奏。当他们大面积撤出，村庄失去了最基本的语法结构，变得杂乱无章。而“等着被文字重新认领”又写出了他们离开乡村后被悬置的生命状态，写出了他们从未被真正写进城市文本之中的命运。

从建筑工到外卖骑手，王计兵三十余年的打工生涯本身就是打工潮的缩影。他的写作因此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当一个标点符号开始自己书写，它就不再仅仅是别人文章中的点缀，而成为文字本身。这种从被书写到主动书写的转变，或许正是当前崛起的新大众文艺的核心价值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计兵不仅在记录自己的人生或描述一个时代，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认领那些散落的标点符号——用诗歌，为沉默者发声，为无名者赋形。

原标题：《为无名者赋形：王计兵诗歌中的劳动、尊严与故乡》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邵岭

来源：作者：李宁（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市文联青年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