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商业银行杂志）

文_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程实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徐婕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交汇期。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正在深刻重塑生产函数的底层结构。中国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在既有产业体系长期积累的深厚基础上，围绕技术突破、要素重组与产业升级展开的一次系统性跃迁，体现了生产力发展接续演进、新旧动能协同转换的内在规律。在这一进程中，金融的角色也顺应着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阶段特征与结构特点同步演进。规模扩张阶段，金融有力支撑了经济总量的稳步提升，为产业体系的完备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金融在继续服务实体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在塑造增长结构与质量、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对中国的商业银行而言，这既是一场必须回应的深刻变革，也是一轮值得把握的战略机遇。

“破”：传统银行模式的三重约束

　　理解商业银行在服务新质生产力过程中面临的挑战，首先需要正视传统模式中三个深层结构性约束。

　　一是现有风险识别机制仍需更好适应科技创新企业特征。商业银行的风险评估体系形成于工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主要通过抵押物价值、历史财务数据和行业经验，以此判断借款人的偿债能力。这一体系在传统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较为成熟，原因在于相关行业资产形态清晰、现金流相对稳定、周期规律也较容易把握，在支撑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科技创新企业往往呈现出轻资产、研发周期长、收益兑现存在不确定性等特点。比如，处于研发阶段的生物医药企业，核心价值可能集中在尚未商业化的专利储备和研发团队。又例如，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价值评估，也更多取决于技术能力、场景落地前景和未来成长空间，当期收入规模只是参考维度之一。这对商业银行在识别逻辑、评价维度和专业能力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一些具有较强技术含量和成长潜力的科创项目，与传统授信框架的匹配度还有提升空间，融资支持的精准性有待增强。这既反映出银行支持科技创新的意愿，也说明现有制度安排和工具体系还需要与时俱进。

　　二是收益机制仍需与科技创新规律更好衔接。科技创新项目通常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特点，不同阶段项目的回报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股权投资能够覆盖较高风险，原因在于其可以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较大收益空间，少数成功项目形成的高回报，能够对冲部分项目的失败损失。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利息收入获取回报，收益相对稳定，这一模式在服务实体经济、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同时在覆盖高风险创新项目方面也有其适用边界。正因如此，银行在支持早期科技创新时，需要立足自身功能定位，找准与创新需求相匹配的发力区间。从科技金融整体格局看，关键在于推动银行、股权投资、资本市场等各类金融力量各展所长、协同联动，在技术路径逐步清晰、商业模式逐渐成熟、现金流预期更可评估的阶段，银行可以更加主动地发挥作用，通过分阶段支持、差异化定价和多样化金融协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三是金融资源配置仍有向创新领域优化的空间。我国金融体系在服务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形成了与当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模式，为完善产业体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也面临新的调整要求。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对应的资金需求，往往更加多样、更具持续性，也更加依赖长期陪伴和风险容忍度，这与传统信贷体系习惯服务的规模较大、周期较短、风险相对可控的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这既涉及资金总量，更关乎结构优化。面向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动增量金融资源更多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普惠民生等重点领域配置，引导存量金融资源在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同时，向新动能、新产业、新模式有序延伸，让金融供给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更好匹配。

“立”：商业银行转型的三条路径

　　认识到约束之后，商业银行能做什么、可以怎么做？可以立足自身优势，在审慎经营前提下重新明确自身在创新融资体系中的定位，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战略部署，有序推进转型升级。

　　一是从单一信贷服务走向融资生态组织。传统模式下，银行与企业更多是点对点关系，企业提出贷款申请，银行完成审批和投放，这一模式在服务成熟产业时运转有效。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种子期更需要天使投资支持，成长期更依赖风险资本，扩张期对债务融资需求上升，成熟期则更适合对接资本市场。不同阶段的风险特征不同，适配的资金类型也不同。对商业银行而言，发力重点可以从单纯提供贷款，拓展为整合资源、联结资金、协同服务，逐步成为融资生态中的重要组织者。具体来看，银行可以依托自身客户网络、风险管理能力和跨境服务优势，搭建多样化融资对接平台，把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政府引导基金等各类资金有效组织起来，为科创企业提供覆盖不同成长阶段的综合融资方案。近年来，投贷联动、并购贷款、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业务持续推进，为银行从融资提供者转向生态组织者积累了实践基础。商业银行在科技金融中的竞争力，既体现在信贷投放能力上，也越来越体现在资源整合、平台搭建和资金链接能力上。把不同风险偏好、不同期限特征、不同资金属性的参与者组织起来，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能力，也是商业银行践行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导向、提升金融供给适配性的现实方向。

　　二是从风险规避走向风险分层管理和差异化定价。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银行需要在坚守风险底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风险经营能力，重点在于对风险进行识别、拆分、分层和定价，在可控边界内增强对创新主体的支持。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首先是分阶段融资。科技创新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风险类型并不相同，早期主要是技术和研发风险，中期更多体现为商业化和市场拓展风险，后期则逐步转向经营和现金流风险。银行可以围绕企业成长轨迹设计差异化融资安排，根据不同阶段动态调整授信条件、期限结构和风险容忍度，提升融资支持的针对性。其次是强化外部协同分担。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融资、风险共担基金等方式，引入更多市场参与者共同承担风险，既有助于分散单一机构压力，也有助于提高优质科创项目的融资可得性。再次是推动结构化产品创新。围绕工具持续探索，在债权和权益之间形成更加灵活的产品梯度，更好匹配科技创新企业多样化、动态化的融资需求。通过这三方面协同推进，银行风险管理可以从单一规避逻辑升级为分层经营逻辑，实现风险收益的更优平衡。

　　三是从本地服务走向全球资本联结。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本身就是开放的过程。无论是技术研发、人才流动，还是市场拓展，科技企业都越来越具有全球配置资源、全球布局业务的特征。这也意味着，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商业银行，需要在做好本地金融服务的同时，不断提升全球资源整合和跨境联结能力。这一转型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有序引入国际资本。科技企业的成长逻辑、估值体系和退出路径，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具有较强契合度。商业银行可以发挥桥梁作用，依托跨境网络和客户资源，把境外风险资本、主权基金、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有效引入国内科技创新生态，拓宽科创企业的资金来源。其次是稳健支持企业出海。当前，越来越多中国科技企业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拓展业务，银行可以围绕企业国际化进程，提供跨境支付、贸易融资、资金结算、合规咨询等综合服务，帮助企业提升全球经营效率。再次是精准服务跨境风险管理。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后，往往会同时面对汇率、利率和政策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银行可以通过外汇对冲、利率互换等产品和服务，帮助企业稳定预期、降低波动、提升跨境经营的稳健性。从全球经验看，真正具备竞争力的科技金融机构，往往都能够把本地服务能力与全球网络优势结合起来。对中国商业银行而言，这也是提升科技金融服务层级、拓展业务空间、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向。

“拓”：从支持企业到“投资于人”的服务边界

　　如果把银行转型仅仅理解为服务科技企业，这一叙事仍然不够完整。新质生产力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其中“劳动者”居于首位。技术的突破、应用的扩散、产业的升级，最终都依赖于人的能力提升、结构优化和持续积累。人力资本的升级，构成了新质生产力不断形成和壮大的深层来源。因此，商业银行服务新质生产力，视野既要覆盖企业端，也要延伸到“投资于人”。而“投资于人”可以通过清晰的金融路径加以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的科技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等，都为这一拓展提供了政策依托和业务空间。

　　一是发展普惠金融，夯实人力资本积累的民生基础。普惠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直接服务民生、连通千家万户的重要板块。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离不开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支撑。银行可以围绕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和劳动者技能提升等领域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同时，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普惠信贷投放，让更多承载创新人才的市场主体获得与其成长阶段相匹配的融资支持，把普惠金融与科技金融有机贯通起来。

　　二是发展养老金融，培育支持创新的长期资本力量。养老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结人口老龄化应对与资本市场长期资金供给的纽带。银行可以在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养老理财、银发经济和养老产业融资等领域系统布局，推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健全。养老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风险偏好稳健的特点，与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长期资金需求天然契合。健全养老金融体系，既有利于提升居民养老保障水平、稳定未来预期，也有利于为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输送更多长期资金，让养老钱转化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耐心资本。

　　三是发展数字金融，提升“投资于人”的服务可及性和精准度。数字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具有基础性、赋能性的板块。依托数字化手段，银行可以把金融服务更加便捷、精准地触达劳动者、创业者和科技人才。例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围绕职业发展阶段、技能提升需求、创业孵化进程等场景构建智能风控和画像模型，提升个人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可以运用数字化渠道延伸服务半径，让不同的就业群体能够便利获得与之匹配的金融产品，让政策红利更直接地惠及劳动者。

生态化、全球化、人本化

　　回到最初的问题，商业银行如何服务新质生产力。从“破”到“立”再到“拓”最终形成一条清晰路径。

　　一是生态化。商业银行从单一资金提供者，逐步转向资源整合者和生态组织者，围绕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搭建融资服务体系，把不同类型、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偏好的资本有效联结起来，形成支持科技创新的协同平台，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不断深化。

　　二是全球化。银行要增强全球资本联结能力，一方面有序引入国际长期资金参与国内科技创新生态，另一方面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布局，提供跨境融资、支付结算、风险管理和合规支持等综合服务，提升金融供给的开放度和适配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

　　三是人本化。银行要把服务视角从企业延伸到人，通过普惠金融、养老金融以及数字金融等方式，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和结构升级，从更深层次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

　　生态化决定了模式创新的广度，全球化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深度，人本化决定了价值创造的高度。三者相互支撑、彼此贯通，共同构成商业银行服务新质生产力、实现自身高质量转型升级的整体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