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报）

转自：中国改革报

□ 本报记者 白 雪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3张地图引人关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布局图、中国世界遗产分布图、清洁能源基地布局示意图。其中，中国世界遗产分布图是“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未曾出现的新面孔。在国家发展规划中以地图形式集中呈现世界遗产分布，这在五年规划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十四五”到“十五五”，文化遗产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显示度”显著提升。60项世界遗产以地图形式被“点亮”，109项重大工程为系统性保护提供坚实支撑，科技创新与活态传承双轮驱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之路愈发清晰：保护不再是文化和旅游部门的“家务事”，而是关乎文化自信、文明标识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国家大事”。

从“部门专项”上升为“国家战略资产”

“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内容以文字表述为主。“十五五”规划《纲要》用一张图来呈现，表面上是形式之变，深层则是理念之升。

业内专家认为，“‘十四五’规划《纲要》用条文罗列，传递的是‘管理清单’思维。而‘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可视化地图呈现，意味着遗产保护已进入‘挂图作战’阶段。”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用一句话概括了这张图的意义：“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空间总坐标，标志着文化遗产从‘部门专项’上升为‘国家战略资产’。”

这张图将分散的文化遗产资源从“点状认知”升级为“全局统筹”，是文化遗产资源的“国家坐标图”。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进一步解释，“每一处世界遗产都不再是孤立的文化符号，而是纳入国家整体文化战略布局的核心资产。”

分布图上，41处世界文化遗产从莫高窟到良渚、15项世界自然遗产和4项双遗产从东南沿海到西北荒漠，60个圆点串联起中华文明的高光时刻。

如果说新增地图是“可视化宣言”，那么109项重大工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项目，则是让宣言落地的“施工图”。该工程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专栏14“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涵盖建设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保护提升世界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等一系列具体任务。

袁帅分析认为，项目设计体现了“一处一策”的精准适配思路：对于生态脆弱区的遗产，优先配置生态保护和病害防治资源；对于人口密集区的遗产，重点平衡城市更新和遗产保护关系；对于具备独特文化标识性的遗产，侧重挖掘文化传播价值。

王鹏则以“按图索骥，精准施策”概括这种对应关系，“分布图提供了空间靶向，109项重大工程则是资金与资源的精准投放，对世界遗产侧重监测预警，对名城街区侧重功能织补，确保每一处图上的‘红点’都有对应的工程包支撑”。

从“分领域守田”到“全链条一体”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十五五”规划《纲要》则明确“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措辞之变，折射的是治理逻辑之变。

在王鹏看来，以往侧重“抢救性、属地化”保护，而“统一监管”的实质在于整合过去散落在文物、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的职能，建立监督制度。“理念转变的核心，是从‘谁家孩子谁管’的碎片化管理，转变为全疆域、全要素的统一监管。”

“最核心的实质区别在于责任主体和管理逻辑的转变。”袁帅告诉本报记者，“文化遗产保护从‘分领域守好各自责任田’转向‘全链条构建一体化保护体系’，后续所有保护政策的落地都将有统一的顶层规则作为依据。”

在109项重大工程中，“加强河西走廊国家文化遗产线路和蜀道、秦直道等整体性保护”的提法值得关注。这些跨越多个省份、市县的线性文化遗产，若按属地分割管理，必然出现“各管一段”的局面。

“此项提法和过往保护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突破了属地管理的边界。”在袁帅看来，过往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是各个省市分段负责，相邻区域的保护标准、开发节奏很难统一，很容易出现“邻段保护缺位影响整片遗产价值”的问题。要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跨区域协同，核心是要建立跨省市的统一协调机制，明确权责划分和利益共享规则。

事实上，目前大运河、长城等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已经探索出了较为成熟的经验。通过设立国家级的统筹机构，统一制定保护规划、统一调度资源、统一考核成效，既兼顾了地方的实际需求，又保证了线性遗产整体价值的完整性。

从“单体保护”到“整体提升”，同样是一步关键跨越。单体保护解决的是建筑安全、文物修复等技术问题，整体提升则要求统筹遗产地与周边社区、产业、生态的关系，实现风貌协调、功能优化、民生改善的系统性升级。

袁帅直言，从“单体保护”到“整体提升”的转变，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不再局限于保护遗产本体的物理存续，而是要将遗产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周边的人文生态、活态的文化传承都纳入保护范畴，让遗产从“被隔离的文物”重新回到大众的生活场景中，成为承载地方文化记忆的活的载体。

王鹏认为：“整体提升意味着保护不再是封锁，而是让文化价值外溢至城市发展。”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如何在提升街区生活品质、推进现代化改造的同时，保留原有的“烟火气”和历史真迹，避免过度商业化等。

从“静态保存”到“活态传承”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在王鹏看来，该创新中心将成为遗产保护的“工业化”大脑，成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原始创新策源地。这就要求创新中心打通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为全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统一的技术支撑。

谈及在技术攻关上应该优先突破的方向，袁帅认为应瞄准文化遗产病害的无损监测和防治技术，以及数字化保护和传播技术。前者能够解决很多珍贵遗产面临的自然侵蚀难题，延长遗产的存续时间；后者能够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文化遗产的价值。与此同时，还要重点攻关不同类型遗产保护的通用技术标准，解决当前不同领域技术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科技是手段，“活态传承”才是目的。“活态传承”的核心是要避免把文化遗产变成“博物馆里的死标本”，而是要让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基因、生活智慧、精神价值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目标。

我国在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广东省梅州市圣品沉香博物馆馆长梁华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经验的共同点是把“人”重新放回遗产保护的中心位置。

对此，他进一步介绍，一是社区主体模式，如云南省元阳县阿者科村将哈尼梯田的“四素同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农耕智慧转化为乡村振兴模板，让村民成为遗产守护的受益主体；二是“非遗+科技”场景，如浙江省泰顺县木拱桥营造技艺在2016年三座廊桥被冲毁后成功修复的过程中实现“文物修复+非遗传承”的融合，培育出4个建桥团队、7位传承人；三是生态博物馆路径，如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通过规划、展览、社区教育，让遗产保护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外部强加的项目。

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60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首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国。然而，拥有数量优势并不等于具备了匹配体量的保护能力和文化影响力。如何进一步提升保护水平、增强治理能力、扩大国际贡献，正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有关专家将这一跨越概括为“三步走”，从“数量多”到“治理精”，从“保得住”到“传得开”，从“国内看”到“世界引”。

袁帅进一步细化了需要补齐的四块短板。首先是保护理念的短板，要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不仅要关注世界遗产的申报数量，更要关注每一处遗产的保护质量和价值传播效果。其次是制度体系的短板，要进一步理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保护机制，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和考核体系，避免出现保护责任悬空的问题。再次是技术和人才的短板，要培养更多专业化的保护人才，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最后是价值传播的短板，要把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东方文化价值传播到全世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让文化遗产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