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晚间，韩国总统政策室长金容范在个人Facebook账号发布长文，阐述他关于AI超额利润应返还给全体国民的初步建议。

韩国总统政策室长，是韩国总统府（现龙山总统府）核心幕僚层中的政策总设计师，由总统任命，直属总统，向总统汇报，其权力不体现在法定行政执行权上，而体现在政策协调与总统影响力上。

作为韩国政府高层，金容范认为，AI时代的超额利润有可能结构性扩大社会内部的K型差距，换句话说，扩大社会贫富差距，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他提议参考挪威发现石油后建立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把资源繁荣转化为长期社会资产。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韩国KOSPI指数累计上涨超过80%，领涨全球股市，而该指数中电子电气设备板块整体占比超过50%，其中三星电子、SK海力士两家企业的合计权重超过40%。

金容范此文在韩国引发极大争议，5月12日韩国KOSPI指数一度重挫。金容范随后补充道，相关资金来源AI产业带来的「超额税收」，而非对企业利润征收新的暴利税。

借助多个AI翻译、互相校对，我们将这篇文章的全文分享给大家。

作者：金容范

来源：金容范个人Facebook

不同维度的国家：AI时代韩国的长期战略（全文）

文/金容范（韩国总统政策室长）

现在韩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套用传统的经济周期视角去理解，总是对不上。出口向好、半导体繁荣、KOSPI上涨——这些都是事实。但仅凭这些又不够。或许，当下的变化并非简单的行业景气回升，而是「产业结构」与「国家结构」同时重组的过程？

本文从这个大胆的假设出发。AI不是单纯的软件产业，而是全新的产业基础设施。而韩国正处于这场基础设施转型的中心。如果这个初始假设成立，那么韩国将不再以传统意义上的循环型出口经济模式运转。它有可能转向一种以结构性稀缺性和持续性超额利润为基础的、接近「技术垄断经济」的结构。而且这种变化将超越增长率或股价水平，甚至可能改变国家的性质本身。

当然，我们不能断定这已经成为现实。只是，如果把最近几年同时出现的几股潮流——半导体产业地位的变化、AI基础设施竞争、电力网与数据中心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议程、以及韩国资产市场重估动向——放在一起看，就能明显发现一些用传统经济周期语言无法解释的变化征兆。重要的不是现在就要下结论，而是要在早期阶段讨论这种可能性。

这次不一样——AI需求结构的不可逆性

「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这是历史上被证明错误次数最多的话之一。互联网泡沫、日本房地产、中国增长论、美国次贷危机，都是伴随着这句话而来，又随之崩塌的。这种冷嘲热讽无疑也会指向本文。

不过有一点需要先厘清：历史上「这次不一样」的失败，几乎都是关于资产「价格」的故事。房价、股价、估值、泡沫——价格跑在结构前面，然后崩塌。本文不谈价格。供应链结构、物理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存储器的战略资产化——这是体制转换的假设。

另一方面，真正的体制转换，通常不是以新产业突然出现的方式到来，而是以现有产业战略地位发生变化的方式到来。石油原本只是黑色液体，存储器原本也只是通用零部件。

很多人把现在的AI半导体需求解读为现有存储周期的延长线。2021-22年繁荣、2023-24年调整、然后再次迎来繁荣——熟悉过去模式的人看来，现在似乎也像是迟早会结束的循环。

但这次的需求结构不同。初期AI投资始于以训练为中心的数据中心扩张，但需求已经向下一个阶段移动。推理基础设施、AI智能体、主权AI，以及长期看还会延伸到物理AI和机器人技术的新层级正在同时打开。重要的是，每个层级都比之前要求更高的存储器密集度。层级叠加时，需求不是被替代，而是以非线性方式累积。

AI基础设施不是一次性设备投资。一旦建成的基础设施会持续产生升级需求。像HBM这样性能、能效、集成度同时提升的产品，代际更替是必需的。它不像智能手机换代那样需求会饱和，而是基础设施本身持续创造新需求的结构。这是本次局面与过去存储周期决定性的不同之处。

AI不是软件产业，而是产业基础设施

如果把AI看作现有互联网产业的延伸，很多数字看起来像是夸张。但如果把AI看作电力、铁路、通信网那样的产业基础设施转型，画面就不同了。

AI不是单纯开发App的技术。它是连接数据中心、电力网、冷却系统、变压器、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城市基础设施的庞大物理系统。AI越是不停留在云端、越是进入现实世界，需要的就不仅是软件。存储器半导体、电力设备、电池、精密机械、传感器、显示器、机器人制造能力等整个物理供应链都变得重要。这种转型意味着，从全球化时代的轻资产经济，重新转向以产业能力为核心的世界。

为什么是韩国——全栈制造能力的稀缺性

AI时代的核心问题很简单。不是谁在制造AI模型，而是谁能够实际供应AI基础设施？

从这个视角看，韩国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美国在设计和平台方面压倒性领先，但制造基础有限。中国拥有大规模制造能力，但面临地缘政治信任问题。日本在材料和设备方面有优势，德国在机械和化学方面强大。台湾拥有世界最高水平的代工能力。

相反，韩国是罕见地同时拥有存储器半导体、电池、显示器、精密制造、电力设备、工业自动化等整个供应链的国家。样样俱全，堪称八面玲珑。

这不仅是产业竞争力。在供应链主权成为国家战略核心变量的时代，这种制造能力接近地缘政治杠杆。AI基础设施在全球扩散得越多，韩国产业生态系统的战略重要性就越发凸显。

只是这种变化不会像北海油田那样，以谁都能立刻理解意义的形式出现。在产业结构内部确保战略地位的变化，通常要等很久之后才会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原来那时候潮流已经开始」。人类对线性变化熟悉，但对体制转换迟钝。

更何况存储器半导体和制造业本来就是韩国一直在做的产业。解释「看起来是同样的产业，为什么这次特别」本身就不容易。所以在现阶段，这个论点听起来可能像是夸张乐观论。这是完全可能的反应。

循环型出口经济能否转换为技术垄断经济结构

韩国经济长期以来是典型的循环型出口经济。出口好转则增长率上升，全球经济放缓则迅速回落。过去韩国制造业总是在竞争加剧、中国追赶、利润挤压、大规模设备投资负担中运转。

但AI基础设施产业的性质不同。它同时具备高技术壁垒、极少数企业主导结构、国家安全供应链、持续性升级需求等特征。这意味着存储器正在从单纯通用材料向战略基础设施层级移动。

如果AI时代的存储器·基础设施需求是长期结构变化，那么韩国可能首次接近持续产生超额利润的国家。从循环型出口经济向技术垄断性质较强的经济结构移动——这就是现在韩国面前敞开的可能性的核心本质。

宏观经济变量的重置

如果这种变化成为现实，现有宏观变量的均衡点也会改变。

现有统计体系可能无法充分反映AI存储器产业的变化。在性能、集成度、能效同时提升的产业中，越来越难以把价格变化和质量改进分开。结果可能是企业利润暴增，但实际GDP看起来相对平庸的落差反复出现。真正重要的是名义GDP、贸易收支、企业营业利润，以及国民购买力（贸易条件）的变化。

如果贸易顺差结构性扩大，韩元将长期面临升值压力。韩元升值会降低进口物价，部分抵消通胀压力。高增长、相对稳定的物价、强势货币、资产价格上涨同时出现的新宏观局面成为可能。这就是韩国版的金发姑娘（Goldilocks）局面。

这种情况下，韩国人均GNI中长期可能接近OECD上游水平。这不仅是数字变化，而是改变国家地位、资产价格体系、国民消费结构、全球人才流动的变化。

但K型差距可能扩大

如果在这里停笔，就只完成了一半的分析。

AI时代的超额利润本质上是集中的。像存储器企业股东、核心工程师、首都圈资产持有者这样已经掌握生产资产的阶层，很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巨大收益。相反，相当部分中间阶层只能享受韩元升值带来的购买力改善、有限的财政转移、部分资产上涨等间接效应。

国家变富裕了，但财富分布不会自动扩散。韩国在增长方面很强，但在将增长果实社会性地扩散方面很弱。AI时代的核心问题不是简单的增长率，而是如何把超额利润社会性地稳定化。

AI时代韩国型国家的重新设计

现有的解法大致有两种。一是扩大公共就业岗位，二是扩大福利转移支出。两者都需要。但仅靠两者不够。在AI快速替代常规业务的时代，单纯以维持就业为中心的政策难以创造长期活力。公共就业岗位接近用税金延长AI会替代的工作岗位，这不是分配而是拖延。

更重要的是，人类创造新价值的方式是什么，以及国家如何支持这种转换成本。这里有两个轴线：创业和文化。

AI工具的民主化正在快速降低创业门槛。过去需要资本、组织和技术人员才能创业。现在个人的想法和判断力变得更重要。AI已经开始为小规模团队提供过去大企业水平的生产力。

国家该做的事是设计这样的系统：保证每人一生一次的创业机会、失败后的重新起步安全网、AI基础创业教育、地区单位创业基础设施。「创业作为成功」而非「创业作为经历」的文化扩散。这不是单纯福利，而是AI时代的生产力政策。把部分公共就业岗位预算转向这里，长期看会创造更好的分配效果。

文化是更根本维度的问题。AI越替代生产和执行，留给人类的就是关系、感觉、表达、意义等领域。文化不是AI时代的周边产业，而是接近人类固有领域的产业。

韩国已经通过K文化证明了世界级文化生产能力。把艺术支援、内容产业、本地社区、创作生态系统单纯看作休闲政策的视角与AI时代不符。文化是分配政策，也是战略产业。在AI时代设计人类生活的密度，本身就是国家竞争力。

低生育率·老龄化是这一切情景的最大结构性约束。移民不是选择而是战略变量。向上需要吸引AI·半导体·机器人领域的全球技术人才。拥有全栈AI基础设施生态的国家，人才有聚集的可能。如果设立创业签证、永居快速通道、技术人才特别通道，韩国可以成为亚洲新的人才枢纽。

向下需要稳定供应老龄化社会必要劳动的照护人力。这不是单纯劳动输入，而是需要设计成可定居的结构。

（暂称）国民红利——新的社会契约

如果认同前述论点，财政问题会自然随之而来。

如果AI基础设施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创造结构性繁荣，并由此产生史无前例的超额税收——那么如何使用这笔钱不是选择问题，而是理应深思的设计问题。

韩国已经经历过类似的场面。2021-22年半导体繁荣期的超额税收没有事先设计的原则，而是随时随意消耗掉了。本次周期的规模可能是那时无法比拟的巨大。用同样的方式任其流逝，可能是浪费天赐的历史机遇。

当然也存在其他选项。用超额税收减少国家负债是可能的，以主权基金形式长期储备也是充分有说服力的。实际上韩国已经拥有相当规模的外汇储备和像KIC这样的主权基金结构。

但现在韩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仅是国家财务健全性。AI时代的超额利润有可能结构性扩大社会内部的K型差距。那么把超额收益的一部分用于当代社会稳定性和转换成本缓解，也不是单纯分配，而是具有体制维持费用的性质。

有多个参考模型。挪威在1990年代将石油收益存入主权基金，并按照财政原则将运用收益向社会整体返还。没有把资源繁荣当作一次性横财消费掉，而是转化为长期社会资产。韩国面临的情况性质不同，但核心问题一样：如何把结构性超额利润社会化地制度化？

本文想为这个原则暂附「国民红利」之名。核心不是个别项目，而是原则。AI基础设施时代的果实不是特定企业单独的成果。它是半个世纪以来全体国民共同积累的产业基础之上结出的。那么其果实的一部分应该在结构上返还给全体国民——这就是设计的正当性和原则。

具体项目应该在这个原则之上争论。是作为青年创业资产，还是作为渔农村基本收入，还是作为艺术人支援，还是作为养老金强化，还是作为AI时代转换教育账户——这是开放的问题。是需要通过百家争鸣式社会共识来精细化的设计领域。

不过有一点想明确。关于项目形式的争论，只有在认同前述论点之后才有意义。跳过论点只争论个别项目是不具生产性的。如果超额税收不产生，国民红利终究是虚妄之谈。但如果论点正确，毫无原则地让超额利润的果实流逝，才是更不负责任的选择。

最后

最近与总统面谈的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留下了这样的建议：AI时代无论企业还是国家，都需要「新的经济模式」。

也许韩国是那个变化最先以压缩性方式抵达的国家。AI基础设施生产能力、超高速数字社会、低生育率·老龄化、首都圈集中、制造业基础、文化产业——很多国家未来才会遇到的问题，在韩国已经同时到来。

那么现在从韩国开始的苦恼，可能不只是韩国的问题。AI时代的超额利润如何向社会分配。在技术革命中如何重新设计人类的生活与共同体。如何把创业、文化、移民、福利以什么样的新平衡来统合。我们先思考、讨论、创造出的模型，以后也可能成为AI时代国家的一个标准。

现在韩国面前摆着罕见的历史可能性。超越单纯供应AI基础设施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将AI时代超额利润返还人类生活的国家。

这种可能性不会自动实现。从现在开始的选择，可能把韩国重新拉回平凡的循环型出口经济，也可能把它推向全新类型的产业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