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农业务总监

梁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乡村振兴金融部综合管理处处长

程浩，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乡村振兴金融部专员

在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利率下行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向。政策的“甘霖”是否能真正滋润农村、惠及农民，成为当前农村金融改革与宏观调控协同的重要课题。王兆阳、梁芸、程浩《降息能让农民增收吗？——LPR下行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与政策启示》系统揭示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为理解利率政策的结构性影响提供了重要经验证据。

一、研究背景：货币政策转向下的农村金融新命题

自2024年起，我国货币政策结束长达十余年的“稳健”基调，转向“适度宽松”。作为信贷市场核心定价基准，5年期LPR从2015年的4.3%降至2024年的3.1%，推动涉农贷款利率降至历史低位。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避免“大水漫灌”，让利率政策精准发挥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成为亟待解答的政策命题。

现有研究对利率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尚未形成共识：部分学者认为低利率推升资产价格，使富裕家庭受益更多；也有研究指出低利率刺激实体经济，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还有观点认为利率政策的长期作用有限。更重要的是，既有文献多聚焦整体收入分配，缺乏农村金融视角下的系统性研究，对区域异质性和金融机构传导作用的考察尤为不足。

二、核心发现：LPR下行缩小城乡差距，但效应边际递减

文章基于2015—2024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得出四个核心结论。

第一，LPR下行总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民增收作用更强。数据显示，LPR每下降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升幅度显著高于城镇居民。这一差异源于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的分野：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达33.9%，远高于城镇居民的11.5%，而降息对生产经营性融资成本的降低更为直接。同时，LPR下行通过缓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约束，稳定和创造了大量本地就业岗位，强化了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二，增收效应呈现边际递减特征。通过引入LPR平方项，研究验证了利率政策影响的非线性特征——随着LPR持续下行至历史低位，其增收效应逐步减弱。这背后的机理在于：有效抵押物充足、信用良好的经营主体已完成融资扩产，剩余潜在需求受限于抵押品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较难释放；低利率环境可能弱化农户对于资金使用效率的审慎考量；存贷利差收窄则导致银行涉农投放趋于谨慎。这一发现提示政策制定者，利率并非越低越好。

第三，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与房价异质性。区域维度上，中西部地区增收效应最显著，东部较弱，东北则出现传导失真——LPR下行不仅未能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反而降低了城镇居民收入。房价维度上，低房价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均获提升且农村更强；高房价地区则仅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居民影响不显著。这种异质性源于区域金融深化程度、产业结构、信贷配置偏好的差异：高房价地区银行存在强烈的房地产抵押偏好，降息释放的流动性多流向债务置换而非实体经济，难以转化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第四，研究首次验证了A涉农大型商业银行涉农贷款占比提升能够强化LPR的增收效应，但这一调节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仅在中部地区显著，在东部、西部、东北均不显著。中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适中，既无东部的多元替代渠道，也未面临西部的信贷供给不足，加之房价冲击温和，使得优质信贷资源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三、政策启示：构建精准协同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基于上述发现，作者提出三维度政策建议。

宏观层面，应保持农村金融领域合理利率水平，建立利率波动区间和收入分配效应前置评估机制；强化贴息政策精准设置，建立后评价机制防止政策泛化；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健全短中长期搭配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深化农村产权抵押融资改革，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

中观层面，需因地制宜打好房地产、金融、产业等政策组合拳。中西部和低房价地区应强化金融与产业政策协同，放大核心增收效应；东部和高房价地区需矫正信贷资源错配，健全“以城补乡”定价机制；东北地区则应探索超常规政策组合，通过设立区域性信贷风险缓释基金等方式，重塑传导基础。

微观层面，应引导金融机构错位发展、协同支农。强化涉农大型商业银行主力军作用，压实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支小定位，健全银团贷款等协同机制；创新“整村授信+批量放贷”等作业模式，降低对房地产抵押的依赖；强化科技赋能，破解农村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的传统难题。

原文出自：王兆阳，梁芸，程浩．降息能让农民增收吗？——LPR下行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与政策启示[J].金融市场研究，2026(4):1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