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本报记者 许晨星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持续低迷的生育态势已成为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挑战。为积极应对这一局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对3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孩每年3600元标准发放补贴。“十五五”规划纲要设专章部署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努力稳定新出生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截至2026年初，育儿补贴政策已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放人数超3000万，2025年度发放率达80%，真金白银的支持正逐步传导至家庭端。然而，从“有补贴”到“敢生育”，中间仍隔着托育、职场、公共服务、社会观念等多重关卡。近日，本报记者围绕这一议题，采访了多位来自教育、医疗、社区等领域的民主党派成员，剖析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痛点”并提出对策建议。

　　育儿补贴

　　从“有”到“优”的精准升级

　　“每年3600元的全国性育儿补贴，对北京家庭来说只覆盖了养育成本的2.16%，对中产的激励作用确实有限。”台盟盟员、金融街惠爱幼儿园（白云桥园）园长黄艳直指当前补贴政策的现实困境。在她看来，初期补贴的普惠性背后藏着三个突出问题：金额偏低、覆盖不均、时效偏慢。“部分符合条件的家庭没领到钱，有的不知道政策，有的嫌流程麻烦、审核时间长，还有的几个月才到账。”她说。

　　民进会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振杰则给出了更系统的分析：“补贴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要真正落地，必须从粗放发放转向精准直达。”他建议依托户籍、医保、出生登记等数据共享，实现“免申即享、直达快享”，让群众不用跑腿、不用交材料，补贴自动打到卡上。

　　民盟北京市委会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姚建平的关注点则在差异化与长效性方面。“现在的补贴多聚焦二孩、三孩，且只发放到3岁，短期‘催生’导向太强。”他提出两条优化路径：一是延长补贴周期，逐步从3岁延伸至学龄前甚至义务教育阶段；二是建立补贴与收入挂钩的机制。“养育压力不是到3岁就结束了，小学阶段的兴趣班、课后托管同样是家庭的一大负担；低收入家庭生育意愿更强，但对成本更敏感，应该给他们更高的补贴额度，让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姚建平说。

　　针对补贴对发达地区生育改善刺激性不强的问题，姚建平补充道：“北上广深的生活成本高，若补贴标准和中西部一样，根本起不到激励作用。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引导发达地区结合自身财力提高补贴水平，避免‘一刀切’。”

　　非经济支持

　　破解“职场妈妈之困”的关键

　　“我同事休完产假回来，工位被挪到了角落，绩效考核直接降了一档。”一位年轻妈妈的经历道出了许多职场女性的共同困境，也引发了多位专家的深切共鸣。当“生娃”与“失业”“边缘化”挂钩，经济补贴再到位，也难以消解女性的后顾之忧。

　　黄艳将职场支持列为非经济支持的首位，“首先要让灵活办公‘真落地’，而不是写在制度里的一句空话。允许育儿阶段的女性阶段性减工时、半职返岗，保留职级和晋升通道，不能因为对方‘不能加班’就否定其工作能力。”她特别强调反歧视的刚性约束，要明确禁止因婚育、怀孕、哺乳降薪、调岗，不能把“是否全勤、是否加班”当成考核的唯一标准。

　　王振杰则从供需错配的角度指出托育的重要性：“双职工家庭的核心痛点是‘没人带’，0-3岁普惠托育的缺口太大了。要推动托育服务就近可及、价格可负担，同时加大性别歧视治理力度，让妈妈不用在‘上班’和‘带娃’之间二选一。”

　　作为社区医疗工作者，民进会员、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邵丽颖看到了更隐秘的压力：“很多职场妈妈产后复工时，已经处于‘心理崩溃的边缘’。孩子夜醒、喂养困难、反复生病，导致她们既要应付工作，又要扛着全家人的育儿期待，却找不到人倾诉。”她建议强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育儿支持功能，利用预防接种日、儿保体检的时间，提供短时临时托管；开设“妈妈减压工作坊”，做心理疏导；依托家庭医生签约，给妈妈们开设线上咨询通道。

　　企业责任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动力转换

　　携程推出“生育补贴+弹性办公”政策后，员工离职率下降了三分之一。这样的案例让专家们意识到，企业是生育友好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让更多企业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作为”？

　　黄艳的建议充满“实操性”：给政策、给荣誉、给实惠。“政府给‘生育友好企业’授牌，公示评优，让消费者知悉；对育龄女职工多、落实产假政策好的企业，减免或返还部分社保费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向这类企业倾斜；还可以将国企、政府部门的闲置场地以低价或免费租给企业办托育，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王振杰谈到示范引领的路径：政府可以出台配套支持政策，对建托育设施、实行弹性用工的企业发放财政补贴、一次性奖励，再选一批典型案例进行宣传。企业看到采取生育友好措施既能留人才，又有政策红利，自然愿意跟进。

　　民革党员、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高级编辑韩玉平则从灵活性的角度出发建议，“企业可以把补贴转换成‘育儿福利包’——比如额外的育儿假、居家办公权限、育儿科普课程，大企业甚至可以自建临时托幼站。按职工的需求设计‘帮扶’方式，这比统一发钱更有效。”

　　公共服务

　　构建“从出生到上学”的全链条支撑

　　“普惠托班费用每月1800元，200人竞争60个托位，最终仅30%的申请家庭可成功入托；私营托育机构费用每月在4000元以上，远超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采访中，一位家长道出了当前托育服务的两大痛点：缺位和高价。

　　黄艳认为，破解之道在于“法治化+社区化+普惠化”。“首先要加快出台托育服务法，明确安全、师资、收费的底线，不能让托育机构‘野蛮生长’；其次要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用社区用房办‘家门口的安心驿站’，开设全日托、半日托、延时托，场地免费或租金较低，把成本降下来；最后要控价，普惠托育费用不能超过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的20%，减轻老百姓的养育成本。”

　　王振杰的思路更侧重资源整合。“要做强公办托育，鼓励幼儿园开托班，推进‘育教衔接’——托育和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打通，避免孩子3岁从托育机构毕业，上幼儿园又要从头开始适应。同时要强化卫生健康、教育、财政部门的协同，整合部门职能，明确权责划分。”

　　邵丽颖则从医疗视角提出“医育结合”的解决方案。“家长‘不敢送托’，怕孩子在托育机构生病没人管。可以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辖区托育机构‘手拉手’，儿保医生定期去巡诊，给保育员做急救、传染病防控培训，给每一个孩子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以家庭为单位签约家庭医生，实现儿童疾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健康管理全程保障。‘晨检—在托观察—异常反馈—就医转诊’无缝衔接，只有把医疗资源下沉到托育机构，家长才能放心。”

　　在采访中，专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生育友好从来不是单边行动，而是全社会的协同工程。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是为了缓解人口压力，更是为了让每一位母亲都能在社会的托举下，从容地拥抱新生命。愿未来的日子里，不再有职场对“妈妈”设置隐形门槛，不再有家庭对“养育成本”产生深深的无力感。

　　记者手记

　　“敢生愿育”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千万家庭在权衡成本与期待后的真实选择。当我们谈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时，本质上是在讨论如何为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扫清障碍，让家庭不必在“生计”与“生育”之间两难。

　　专家们的话给了我们另一种视角：生育友好不是让女性牺牲事业回家带娃，也不是让企业独自承担育儿成本，而是让全社会一起托举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这些建议的背后，藏着一个朴素的逻辑：只有当女性不用在“上班”和“带娃”之间二选一，家庭不用在“生”和“不生”之间算计成本，生育才会从“风险”变回“期待”。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或许就是从让女性不用再为请假带娃胆战心惊、托育机构的价格降到普通家庭能承担开始的。恰逢母亲节到来，更觉“生育友好”四个字的重量。每一位母亲都是疲惫却依然温柔的“超人”，她们需要的不只是鲜花与赞美，更是一个能让她们安心生育、从容育儿的社会环境。愿未来的日子里，职场对“妈妈”少一些偏见，托育给家庭多一份踏实，社会给选择多一份包容。祝天下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不只这一天，更是在每一天的烟火寻常里，都能被温柔以待。

　　（许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