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是静态的、单一的语义阐释，而是一种关涉人的存在及其历史的理论范畴，内在蕴含自由劳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张力，呈现出对异化的扬弃与对人的本质复归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指出劳动对人的创造性作用，确证了劳动对于人的存在论意蕴；通过揭示劳动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现实条件生成的推动作用，赋予了劳动以深刻的社会历史性意义。马克思以消解强制性、奴役性的劳动为价值旨归，指出只有自由自觉的劳动才构成真正“创造人本身”的劳动。立足新的历史条件，重新思考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辩证内涵，明确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价值旨归与历史意义，有利于理解劳动与人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同时，凸显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论述的时代意义。

　　劳动的存在论意蕴

　　马克思论述的“劳动”既包括满足人的生物性需求的一般劳动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活动，也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劳动即异化劳动，还包括体现人之“类本质”的自由自觉活动。无论基于何种语境，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都共同表达了劳动对人本身的创造意义，强调“劳动”具有的存在论意蕴，切实反映了人的本质与人的生存境遇。

　　马克思最初以人类社会整体历史过程为视域，将劳动视为一般性劳动，揭示了一般劳动之于人的存在论基础地位。马克思认为，劳动促使人和自然之间发生物质交换，使人在把握自然必然性对自身客观规定的基础上追求能动性，摆脱对自然界的片面依赖。在他看来，“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从劳动的主体维度来说，人对自身需要的满足不是以直接的自然物为对象，也不是完全受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是借助劳动展开自身需要和自然必然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劳动塑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自然物只有转化为劳动的产物，才能成为人需要的对象。基于劳动的展开过程，人不仅在劳动中得以自我熏陶、教育，而且在改造自然物的过程中使外在自然物不断满足人的主观需要，逐步克服自然物对人的强制性力量。具有自然属性的劳动仅仅是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一般性分析结果，不能表达马克思“劳动”命题的全部内涵与本真意蕴。马克思还将满足生存需要的劳动视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

　　当马克思深入考察工人劳动的具体处境时，他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呈现为雇佣劳动的形式，本质上是一种异化劳动。从哲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视域出发，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劳动异化境遇，表达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切关怀。为了克服劳动异化境遇，马克思从微观层面剖析劳动如何从人的本质活动异化为外在的、强制性的生存手段。马克思揭示出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呈现出的复杂性与双重性：一方面，劳动确实推动着生产力发展与文明进步；另一方面，劳动又成为压迫人、束缚人的异己性力量。正是在这种矛盾张力中，马克思展开了对劳动解放与人的自由可能性的深入探索。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沦为一种异己性活动，人在劳动中不再是肯定自身作为人的尊严，而是生产否定自身的异己关系。当劳动陷入异己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就会沦为异己性的劳动。在克服异己性劳动的问题上，致力于工人解放的政治运动成为马克思追求人的解放的现实载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关系构成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现实依据。借助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己性劳动的揭示，马克思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问题置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中。

　　马克思还揭示了劳动降格为资本增殖工具的奴役性活动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展开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当工人劳动被嵌入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时，资本逻辑与人的现实命运、资本增殖与人的贬值之间呈现出一种复杂且多变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增殖的双重支配下，劳动不仅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价值增殖规律，而且在实质上也沦为被资本规定的增殖手段，劳动的本质力量被遮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劳动既遭受资本增殖规律的强制性支配，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稳固自身地位的现实手段。当劳动成为直观性、剥削性的工具活动时，基于这种劳动所形成的思想认识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价值观念中的反映。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使劳动被固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并通过资本利润、工资收入等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量。

　　马克思正是由于深刻意识到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沦为异己性、奴役性的活动，才致力于探寻自由劳动的实现方式。马克思认为，自由劳动不是向人“类本质”的抽象复归，而是扬弃异化劳动基础上人本身的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它既构成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历史依据，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构建提供了规范性指引。马克思对自由劳动的理解在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思想过程中得以形成。黑格尔在关于自我意识的论述中形成了对人的本质的抽象表达，但其对抽象劳动的界定遮蔽了市民社会的异化劳动问题。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学说，将劳动和人的类本质问题置于资产阶级社会中予以审视，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将劳动指认为感性对象性活动。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以直观唯物主义对人的类本质的阐释，实际上是一种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规定。马克思基于异化劳动批判提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对人的类本质的现实把握，他强调与人的类本质相一致的自由劳动只有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实践，才能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展现出来并成为现实社会的建构性力量。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既不同于黑格尔对抽象劳动的思辨分析，也不同于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与劳动的直观性理解。马克思认为，劳动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降格为资本增殖的手段，但其同样能够在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中找到实现自身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工具性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劳动，既是人的类本质的现实呈现，也彰显了劳动对人本身的历史创造。

　　劳动的社会历史性意义

　　除了揭示劳动的存在论意蕴，马克思还指出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并由此构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社会生产方式，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的论证，不仅阐明了劳动对人本身的创造作用，而且揭示了劳动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现实条件生成的推动作用，赋予劳动以深刻的社会历史性意义。

　　劳动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塑造了人的社会形象。劳动把人从对自然的片面依赖中解放出来，促使人能够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彰显自身的现实本质，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同于其他动物被动地受制于生物必需性的自然束缚，劳动使人能够自主地作用于自然物，将其改造为适应人的需要的对象物。在这一过程中，人能够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生物联系嵌入自我主宰的社会关系。在劳动的展开过程中，人对自然对象的占有不是直接地否定对象，而是赋予对象以人的存在形式，促使其成为以人的方式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物。具有人的形象的自然存在物，意味着人在劳动中克服了对自然必然性的动物性依赖，将人的生物需要从同自然的被动关系中历史性地解放出来。劳动促使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创造了属于人本身的现实存在。对自然世界中客观规律的认识意味着人能够摆脱对自然必然性的被动依赖，将自然规律把握为意识活动的对象。而动物则受自然必然性的直接支配，无法将自身生命和自然必然性区别开来，也无法形成关于自然对象的能动认识。在劳动过程中，人可以基于自身需要能动地展开与自然对象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不是湮没在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之中。劳动对自然存在物的实际作用，能将人的主观需要和自然物的客观属性相联结，在赋予自然对象以人的形式的同时，培养出人普遍的劳动技能，推动人从具体自然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逐渐实现人的类本质的普遍性发展。正是在自然物的对象性形式中，人通过劳动现实地确证自身，促使自身成为有意识的现实存在。

　　在创造人的现实存在的过程中，劳动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劳动不仅生产出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而且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劳动的两个方面。人之所以能够通过劳动摆脱对自然必然性的依赖，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创造了归属于人自身的、具有人的属性的社会。另一方面，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和表达人与人关系的社会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劳动的社会历史内涵。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劳动关系的双重维度彼此关联且相互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动态关联与劳动的历史演变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与同构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仅呈现为劳动面对的历史困境，而且构成了劳动解放的历史动力。当生产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素时，劳动才能真正成为确证人的类本质的活动。

　　生产力的进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劳动对人的生成的历史性意义集中表现为生产力的进步之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推动作用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却同时产生了限制人自主性发展的负面因素。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劳动不得不以形式从属或实际从属等方式被嵌入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提高成为资本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不断提升的生产力降低了工人自我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得归属于资本的剩余劳动时间不断增加。对于劳动的实际承担者来说，虽然生产力的提高能够满足人的各种物质需求，使得劳动不再是艰辛的、令人疲惫的实践活动，但蕴含在劳动中的支配关系仍是劳动者不得不面对的异己性力量。劳动的异己性、奴役性不仅没有因劳动艰辛程度的降低而消失，反而在生产过程中成为工人劳动的基本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的进步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但只有在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扬弃劳动中的支配关系，将生产力真正转化为确证人的自主性的现实力量。

　　生产力的进步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积极保障，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奠定必备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生产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必将逐步演化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经济社会领域中的生产危机构成无产阶级运动的经济根源，只有基于社会生产关系中劳动与资本增殖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成为消灭阶级统治关系、指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作为扬弃资产阶级社会的全新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超越不是返回到生产力落后的原始社会，而是形成以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由于发达的生产力消解了劳动中的支配关系，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不再是奴役性的异己活动，而是人的自主性活动。

　　劳动概念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劳动概念蕴含一种旨在消解强制性、奴役性劳动与探寻自由劳动的价值取向。马克思认为，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支配关系，构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劳动关系，劳动才能真正转化为自主性活动，自由劳动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自由劳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规定：第一，人不是被迫劳动，而是自觉、自主地从事劳动；第二，人不受畸形和强制的分工限制，能够展开自由全面的劳动；第三，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物质生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统一。以上关于劳动的三点规定基本呈现了“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的劳动的整体面貌，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首先，自由劳动的实现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瓦解，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力将失去自身的合法性。资本通过原始积累和商品生产等形式建立了对劳动的统治关系，但是摆脱资本支配关系的自由劳动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仍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支配劳动的资本而言，自由劳动的实现意味着资本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源泉，表征着以资本支配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废除。当劳动摆脱资本权力的限制时，资本对劳动的抽象统治以及资本家对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统治都将被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劳动关系。对于作为主体的人而言，自由劳动意味着劳动是人的自主性活动，而不是源于外部强制力量的异己性劳动。自由劳动不再局限于固有的分工体系，而是呈现为以人的自由发展为导向的多方面活动；自由劳动不再仅仅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而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劳动才能成为彻底归属于人自身的活动。在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劳动能够借助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克服旧有生产关系的限制和束缚，生产出适应自身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

　　其次，人的本质的复归只有在实现自由劳动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完成。自由劳动蕴含了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意蕴。当劳动关系不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归属于人自身的社会关系时，自由劳动才能既构成人实现自由的现实途径，也成为人的自由的真正呈现。一方面，劳动不仅将人塑造成为人，而且奠定了人实现自由的现实基础。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恩格斯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关键意义在于，彰显劳动之于人实现真正自由的推进作用。源于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自由劳动，能够将自由劳动主体的广度扩展为“普遍的人”的自由，而不是使其局限于部分阶级成员的狭隘自由。另一方面，只有劳动自由才能表达人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既不是停留于社会生产领域中的经济自由，也不是公共政治生活中的自由，而是人们能够以人的完整形象在现实劳动中自由发挥自身的本质力量。生成于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之中的自由劳动，不仅实现了人的彻底自由，而且彰显了人类自由的普遍性。劳动关系也不再是异己的支配关系，而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的平等关系。在自由劳动的历史展开中，人的自由获得了真正呈现，社会历史也将是人自身的历史，不再是资本支配人的历史。

　　最后，就自由劳动本身而言，自由劳动意味着物质生产和人类能力的真正统一。在发达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物质生产不是谋生活动，人类能力的发展也不是脱离物质生产的审美游戏。劳动自由是物质生产活动的自由，也是人类能力全面发展的自由。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作为社会生活的第一需要，本质上是人的能力的现实呈现。只有在物质生产和人类能力的双重基础上，自由劳动才具有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多重内涵从不同维度指向了劳动和人本身以及人的自由之间的本质关联。劳动生产力的进步奠定了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凸显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在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上实现的自由劳动，必然在“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机制中生成人的真正自由。把握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辩证内涵，彰显劳动对人本身以及人的自由的历史生成作用，有利于深化对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契合性的深刻认识，进一步凸显马克思劳动概念在当代的现实价值与理论生命力。

　　《光明日报》（2026年04月05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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