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留在人间的最后回响。

清明风起，烈士纪念碑前，人们仰头辨认那些或庄重、或粗粝、或陌生的字眼。有的来自排行，有的是小名，有的只是化名，有的依旧无名。它们沉默如铁、映照山河，在每一个春天，被后人轻轻念出。

念出，便是相认。

有人牺牲时只留下了小名，有人放弃了好名字

清明时节，连云港抗日山烈士陵园又迎来烈士亲属的祭扫。这里安葬着1800余位烈士，其中有102座无名烈士墓，长眠着318位无名烈士。他们的守护和祭扫，由志愿者们承担。

94岁的抗战老兵马入营，坚持守护这些无名烈士长达74年。马老去世后，青年志愿者接过接力棒。他们还用AI技术复原了马老年轻时的音容笑貌，将他的故事制成一本“会说话的相册”，让他和战友们永远留在新时代。

翻阅安葬在连云港的烈士名录，不难发现几种名字频繁出现。连云港市赣榆区抗日山烈士陵园服务中心主任贺龙广总结说，留下英名的烈士有的深深打下时代的烙印，如德胜、德善、长宝、学义；有的只留下了乳名，如二柱、二丑；有的女烈士连这样的名字都没有，只留下“朱杨氏”等代称；还有的只留下了职务，如朱排长、王士兵。

旧社会极高的文盲率，让许多烈士直至牺牲都没有个“学名”。有的烈士则为了革命，主动放弃了原来的名字。

1894年，邓典谟为刚出生的次子取名邓隆渤、取字仲澥。而邓隆渤的兄长名叫邓隆泮，字伯池。“兄弟的名和字都体现了深厚的传统文化。”雨花英烈研究会理事胡卓然解释说，“隆”是辈分；兄弟二人表字中“伯”和“仲”常用于兄弟间，即按长幼以“伯仲叔季”排行；兄弟俩名和字结尾用字也有讲究，哥哥的合成一个词“泮池”，弟弟的则是“渤澥”。泮池是位于各地文庙大成门正前方的半月形水池，也是古代的官学标志。“澥”指伸入陆地的海湾，对应家乡邓家湾的地名，“渤澥”还是渤海古称。

“从泮宫之池到浩荡大海，邓典谟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修养融入了对儿子们取名之中，也表达了对兄弟二人的深厚期望。”胡卓然说。

这样一个好名字，邓隆渤却放弃了。

1920年，邓隆渤参加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秋深入到北京城郊铁路工人集中的长辛店开展工作，与工人群众密切联系，并组织筹建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提升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当时，劳苦大众缺乏教育机会，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无论是邓隆渤还是邓仲澥，工人们都认不得、记不住。“他觉得名字这么复杂难写，怎么好融入工人群众呢？于是从‘仲澥’谐音出发，改名‘中夏’让工人们好认易记。”胡卓然说，这个举动充满了革命者对工人的深情厚谊，也在革命史上留下了一个光辉的名字——邓中夏。

从历史中追寻英烈本名

如上文提到的“二柱”“二丑”一样，许多烈士名字来自排行。“小二潭子”也是如此。但把这个名字和著名战斗英雄徐佳标联系到一起，则用了几十年。

1945年淮阴城攻坚战中，19岁的徐佳标担任尖刀班班长，双腿被子弹打断后，毅然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机枪眼。因他舍身堵枪眼的壮举，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为“佳标门”，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徐佳标班”。

这样一位响当当的英雄，因战争年代部队转战频繁和战友牺牲，烈士家乡具体在哪却长期不为人知。直至2014年，报纸刊登徐佳标事迹后，多个部门展开追踪、取证。连云港海州区板浦镇罗圩村的老人颜井胜、颜文世一眼认出了故友——徐佳标就是儿时乳名“小二潭子”的小伙伴。史料与口述相互印证，这位被风尘掩盖多年的英雄，终于魂归故里。

一些烈士参加革命后改了名，家人苦寻却经年不得。胡卓然常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复原的许包野故居，向人讲述“半个世纪的等待”的故事。

曾任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的许包野，在辗转多地从事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化名为“阿宝”“保尔”“老刘”等，直至被捕后在南京牺牲也未用真名。因此，妻子叶雁苹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苦苦寻夫、始终未果。1985年，经过党史部门多方努力，确认1935年在河南开封被捕，随后牺牲于南京的河南省委书记“老刘”，就是许包野。直到他牺牲的那刻，敌人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53年、将近2万个日日夜夜，妻子等来的却是丈夫早已牺牲的消息。几个月后，苦等半个世纪的叶雁苹也离开了人世。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82年，老革命仇甫成之子仇明祥出差路过南京，到雨花台参观时，发现展出杨斌烈士遗物中，半条毛毯与家里那半条十分相似。“半条毯子”的故事是他从小耳熟能详的。1944年春节前夕的一个晚上，新四军战士仇甫成随杨斌执行伏击任务。看到衣着单薄的仇甫成在大雪中发抖，杨斌将一条毛毯剪成两片分给仇甫成。仇甫成知道杨斌有严重肺病，坚辞不受。杨斌则执意给他盖上。战斗胜利后，仇甫成将半条毛毯精心收藏起来。

那时仇甫成还不知道，杨斌并非烈士真名。次年9月，刚从天津市民政局副局长岗位上离休的谢远达也到雨花台参观，从烈士照片上认出了自己失散了45年、一直苦苦寻找的四弟。直到这一天，人们才得知，杨斌真名谢远源。走出家乡求学后，谢远源1933年春末因参加抗日活动被学校开除，就以化名继续求学和参加革命，直至牺牲。

每个研究和守护烈士的工作者，都能讲出许多这样的动人故事。连云港东海县石榴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刘福来记得，像烈士蓝天玉，本名兰立胜，1923年生于连云港东海县，1944年参加革命，1948年在山东泰安光荣牺牲。300多公里的距离，70多年的错过，直到2024年，74岁的侄子兰怀兵才在泰安革命烈士陵园找到他的二叔。

你的英名，我们的家园

和寻找兰立胜烈士类似的故事，连云港灌云县下车镇印庄村也有过。1945年5月，盐城建湖县芦沟乡双荡村芦沟河北附近，年仅25岁的县武工队队长张萍率部与日伪军激战，腹部中弹不幸牺牲。当时建湖县将双荡村改名为张萍村、芦沟乡改为张萍乡。烈士的亲人，则用了79年才确认，“张萍”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叔叔印云煦。

在盐城，还有这样以化名命名的地名。上海青浦籍烈士袁文彬，曾用名袁持中、袁志远。在盐城，他以“方强”之名广为传颂，至今当地仍有方强社区居委会和方强农场。新四军纪念馆讲解员宋钰介绍，1940年冬，袁文彬受党组织指派，带领新四军民运工作队来到盐阜地区开辟新区。他深入农户家中，与农民一起剥玉米、种地，拉家常间宣传抗日主张。1941年10月，盐东行署成立，袁文彬任主任。在筹备成立盐东县人民政府时，他不幸遭遇日伪军突袭被捕，遭受严刑拷打而不屈，最终被活埋于伍佑东郊荒野，烈士牺牲时年仅40岁。

在盐城，烈士英名不仅铭刻在纪念碑上，还记录在128个镇、街、村、居的地名中。宋钰家住盐城盐都区郭猛镇旁，从小听着、写着郭猛这位牺牲在家乡的新四军指挥员的英名长大。工作后，宋钰再度与烈士相逢。“进入纪念馆工作，在整理史料时，那些熟悉的名字再次闯入视野，我才真正走进了那段滚烫的历史。”

许多盐都区人少时从“泽夫中学”毕业。这是爱国民主人士宋泽夫创办的。“日寇入侵后，宋泽夫坚守本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发敌伪罪行，检举汉奸。”宋钰介绍，日伪以盐城县长之职利诱，宋泽夫严词拒绝，并嘱咐家人：“我被俘，不赎票。我遇难，不收尸。”虽狱中受尽折磨，宋泽夫仍再三强调：“杀头现成，改口不能。”最终，他被营救回乡后病逝。

如今宋钰也成了一位母亲，常把馆里的红色故事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新四军纪念馆里还有一支“小铁钉志愿讲解队”，孩子们利用节假日为观众志愿讲解。那些写在路牌上的名字，正在新一代人的心中，重新变得滚烫。

让他们的名字被更多人知晓

4月3日，苏州烈士陵园，雨丝细密。70岁的陆康将一束花轻轻放在当天新立的平碑前。碑上刻着：陆效文烈士，原名陆明哲……

“这是我的伯父，但我从未见过他。”陆康说，伯父牺牲那年他还没出生，9岁在父亲档案中得知自己有个伯父，1949年去了台湾，没有音信。“直到1984年，父亲收到一封来自伯父老同学的信，要将伯父的骨灰带回大陆。”陆康说，那之后他才逐渐了解“陆效文”是谁。

1922年生于昆山花桥乡石头联村的陆明哲，1942年考入国立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自己改名“效文”，意为效法孙中山先生（孙文）。“他希望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陆康说，“‘陆明哲’三个字，后来几乎只有家人和他几个同学记得。”

1948年任《沈阳日报》经理时，陆效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辗转宁沪搜集国民党军布防情况，为上海解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陆效文主动请缨赴台潜伏。他认为，自己在台湾工作过，父亲在国民党水利部任职，有人脉。1949年10月，陆效文以兴台公司业务部襄理的身份为掩护抵台。陆康查阅资料发现，陆效文情报小组常通过找老同学叙旧、喝茶，搜集报纸杂志资料等办法获取情报。“他们用暗语‘货’代表情报，‘豆饼’代表海军，‘大豆’代表陆军，‘大哥’代表空军。”陆康感慨，“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惊心动魄。”

情报不断送出。第一次，陆效文将国民党陆海军布防情况托人带往香港；第二次，以家信方式将台湾经济情况和美援情报送出；第三次，托人通过外交邮袋将陆军调动情况送到香港。

变故发生在1950年5月。陆效文情报小组策反老同学时遭对方告密，尚未送出的第四封信被查获，信中记录了台湾驻军数、海军舰队编成计划等情报。经历严酷刑讯之后，1950年11月22日清晨，时年28岁的陆效文和情报组另外五人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枪决。1991年，民政部追认陆效文等为革命烈士。

陆效文留下的最后文字里，有句话陆康反复读了很多遍：新中国成长的过程中也有了我的一滴血汗，那么纵然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倒下了，我又有什么遗憾。

让每个平凡英名都被牢记

4月3日，春日暖阳洒在淮海战役纪念馆北广场，一群中小学生正驻足凝视展板。展板上一张手绘画像下写着一行小字：孙云虎，1924年—1948年。没有波澜壮阔的事迹，这个普通战士的名字，却牵出一段跨越生死的守望。

“很多孩子会问，这些烈士是谁？他们的家人还好吗？”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文博馆员施雪敏指着展板轻声说，“孙云虎烈士的名字普通得近乎平凡，但承载的这段跨越78年的家国守望，让人刻骨铭心。”

1948年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13纵37师109团战士孙云虎，短暂回到山东烟台老家，抱着刚满1岁的女儿许诺：“等打完仗，我就回家。”可这一别，竟是永别。同年12月，24岁的他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于双堆集，忠骨永埋淮海大地，名字也渐渐湮没在岁月里。

孙云虎的妻子徐桂芝一直不知丈夫葬在何处，也一直不愿相信他牺牲。直到2024年，孙云虎的外孙女找到了姥爷的埋葬地。双堆集烈士陵园负责人张丹曾赶赴烟台，专程看望徐桂芝。“那一年，老人100岁，虽然已说不清话，但眼神里全是期待。”张丹回忆，当看到丈夫墓碑的视频时，老人只喃喃重复：“你才24岁，我都这么老了，你还能认得我吗？”外孙女带回陵园的一抔土、一株兰，成了她余生的慰藉。

展板上，柴彦轩烈士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这位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2团2连排长，在何庄战斗中带领全排向敌冲杀时英勇牺牲，被追授一等功臣。2019年，柴彦轩的弟弟柴瑞轩特意来到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工作人员回忆，这位同样参加了淮海战役的87岁老人，抚摸着英名录墙上的名字，将解放战争奖章捐赠给纪念馆。当时，他留下一句话：“希望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兔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