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政绩观，是为官从政的价值标尺，决定施政方向、举措与成效，近关一方百姓福祉，远系朝代社稷兴衰。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逐步形成体系完备、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古代政绩观培育范式，不仅孕育出大批清廉务实、勤政惠民的循吏良臣，更凝练出以民为本、务实笃行、清正勤政的为政核心，为后世树立正确政绩观、涵养官德政风，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

　　以道驭政

　　筑牢为官初心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历代王朝塑造官吏政绩观的根本遵循与思想根基。后世儒者又因时阐发、赓续义理，不断丰富政绩观的内涵与实践要求，使儒家教化成为涵养官德、校准政向的源头活水，从思想本源上回答了“为何为官、为谁施政”这一根本命题。

　　西汉大儒董仲舒融合先秦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天人感应”理论，将官吏的政绩与“天意”深度绑定，将抽象的“天意”与具体的“民心向背”联系起来，以天道的权威强化官吏“以民为本”的施政意识。其在《天人三策》中强调“天之任德不任刑”，意思是说上天的法则是倚重德治、不倚重刑罚，故而施政要以“仁”为核心，推行“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盐铁归民”等策略，以实现厚民生的治国目标‌。在此理论指导下，汉代将“仁政”作为政绩考核核心，官吏能否推行德治、教化乡邻、平理狱讼、安抚流民，成为其升迁贬谪、赏罚奖惩的关键依据。由此，汉代涌现出一大批践行仁政的良吏。南阳太守召信臣，修水利、劝农桑、禁奢靡，让当地“民得其利，蓄积有余”，百姓安居乐业，甚至为其立祠纪念，尊为“召父”；杜诗继任后延续仁政治略，修治陂池、广拓水田，还发明水排鼓风冶铁，百姓广受其益，因感念其德，称之为“杜母”。“‌召父杜母‌”便是“父母官”一词的由来，召信臣和杜诗成为汉代仁政政绩观落地的鲜活例证。

　　宋代理学兴盛，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理论，为宋代“重实际、重实效、重民生”政绩观的培育与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朱熹反对官吏空谈义理、不求实际、坐而论道的浮薄之风，主张要深入实际、体察民情，探究地方治理的实际规律，以务实之举解民忧、纾民困、惠民生。他认为，政绩是“脚踏实地”的实效，是“为民谋利”的实绩，官吏需“修身正心”且“经世致用”。这一思想被深度融入官学教育与科举取士中，科举考试不再单纯侧重诗赋辞章，而是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该理念也成为宋代官员施政的核心理念。范仲淹知苏州，亲察水情，定“修围、浚河、置闸”之策，根治水患、灌溉良田，奠定“苏湖熟，天下足”之基；苏轼守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设安乐坊救贫济困、医治病患，事事直击民生痛点；朱熹治南康、漳州，兴水利、赈灾荒、清吏治、减赋税，重修白鹿洞书院，以治学辅治政、以义理化百姓。三人皆以实干纾民困、以实绩惠民生，尽显为民尽责的为政本色。

　　儒家教化的核心，在于以道德理念引导官吏的价值追求，以思想浸润筑牢官吏的为官初心，塑造官员修己立身、慈惠爱民、忠君报国的价值取向。这种从思想源头开展的教化，让官吏自入仕之初便确立“为官须为民”的为政理念，深刻认识到政绩之本在于百姓的安乐与信服，而非个人的功名与官阶。它既为古代官吏施政划定了不可逾越的思想红线，也为树立正确政绩观筑牢了坚实的精神根基。

　　以箴明责

　　规范施政之举

　　官箴，是古代为官者的行为规范与道德箴言，多由历任官吏结合自身治政实践撰写而成，以简洁凝练、通俗易懂的文字，阐释为官之道、施政之要、修身之则，涵盖治政各方面，是历代王朝规范官吏行为、培育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中国官箴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最初多为百官劝谏君王的“官箴王阙”，后演变为帝王约束百官的“箴官”，并最终定格为官吏自我规诫的“官吏自箴”。‌

　　南宋吕本中在《官箴》中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清”为为官第一要义，非廉无以立身，非廉无以成事，要求官吏洁身自好、坚守廉洁；“慎”要求官吏施政三思而后行，谨言慎行、秉公断事，避免主观臆断酿成失误；“勤”则要求官吏勤于政事、恪尽职守，以勤补拙，以勤成事，以实干解民忧。自宋代以后，“清、慎、勤”被历朝奉为治官之要，或刻于官衙墙壁之上，或载于官吏典籍之中，成为官吏入职教育的必修内容。清代于成龙，便是践行“清、慎、勤”的典范。他无论身为县令，还是位极人臣的总督，始终秉持“清、慎、勤”的准则，清廉自守，布衣蔬食。任两江总督时，他“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被百姓称为“于青菜”；他审慎用权，宽严相济，断狱如神，既以雷霆手段打击匪患，又以仁恕之心教化百姓；他勤于政事，日夜操劳，事必躬亲，每到一地便与百姓同甘共苦——在罗城剿匪安民、劝农兴学，在黄州平叛救灾、整顿吏治，在两江整肃官场、革除积弊，所到之处百姓安居乐业。康熙皇帝誉其为“天下廉吏第一”。与于成龙齐名的清代廉吏张伯行，历任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职，恪守“清、慎、勤”之道，为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亲书《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其清廉自守、谨慎履职、勤勉奉公的作风，不仅成为清代官吏的楷模，更是对“清、慎、勤”三字官箴的生动诠释。

　　南宋胡太初所著《昼帘绪论》，则聚焦地方州县官员的治理实践，以“洁己清心、爱民勤政”为根本宗旨，强调为官当以“便民、省事、务实”为要，力戒虚浮扰民，为基层官吏的施政实践提供了具体而细致的指导，是中国古代基层官箴教育的代表性著作。胡太初认为，基层施政最忌形式主义、繁文缛节，当以“便民”为核心，摒弃“官本位”、树立“民本位”。所谓“便民”，即便利百姓，简化政务流程、方便百姓办事、减少百姓负担，如断狱要及时公正，征税要量力而行，兴役要择时而行；“省事”即精简事务，摒弃无用的繁文缛节，减少对百姓的干扰；“务实”即务求实效，无论是劝农桑、兴水利，还是平盗贼、办教育，都要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让百姓真正受益。“便民、省事、务实”成为南宋许多地方官员的施政遵循。陈襄任浦城代理知县时，革新诉讼旧弊，亲自坐堂断案，做到“事无留滞，民怨渐消”。宁德县令李泽民审案从不拖延，民间小纠纷多劝和调解，杜绝繁文缛节；征收赋税时亲自核账，依各乡收成重定税额，歉收村落一概减免，避免衙役苛扰百姓。陈襄与李泽民的施政之举，正是“便民、省事、务实”官箴要求的具体实践。

　　如果说儒家教化为官吏政绩观塑造了思想内核、筑牢了精神根基，那么官箴教育则为官吏施政行为划定了具体准则、明确了实践规范，使为官者知所循、知所守、知所戒。官箴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将抽象的政绩理念转化为可遵可行的行为标尺，将宏大的治政理想转化为细致务实的履职要求。它立足从政实际、紧扣民生疾苦、贴合治理现实，使正确政绩观不再流于空洞口号，而是真正融入日常施政的细微之处、嵌入履职尽责的全过程。这种培育范式，为官吏履职提供了清晰的行为导向，使其时刻自省自律、严守为政底线，确保施政举措始终围绕百姓利益、贴合治理实际，以实干实绩取信于民、造福一方。

　　以训立规

　　凝聚施政共识

　　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下，帝王训诫拥有至高的政治权威与极强的行为约束力，是引导官吏树立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抓手。历史上那些励精图治的君王，多以诏书、诰命明示天下，或以廷对、面谕诫饬百官，明确施政导向、规范政绩标准、传导治国理念，将帝王治政思想转化为官吏从政遵循，以帝王的权威确保政绩观真正落到实处、见诸施行。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战乱，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将“以民为本”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贞观初年，唐太宗就严肃地对官员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九年，他又语重心长地对侍臣们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在训诫群臣的同时，唐太宗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官员考核标准，将“户口增、仓廪实、百姓安、刑狱清”等作为考核核心指标，要求各地官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些深刻蕴含“民本”精神的训诫，成为唐代官吏施政的基本遵循，深植于每一位为官者心中。在其引导下，唐代官吏普遍树立起“民本”的政绩观，形成了清廉务实、为民造福的施政风气，贤臣良吏辈出：魏徵以直言进谏著称，屡次劝阻唐太宗劳民伤财之举；戴胄执掌司法，秉公执法、体恤民情，践行“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精神；薛大鼎任沧州刺史，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使百姓安居乐业，与贾敦颐、郑德本并称“铛脚刺史”‌。唐代“贞观之治”的出现，正是“民本型”政绩观落地的结果，彼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封建王朝治世的典范。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深知元末官吏贪腐怠政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推翻元朝后，他以务实兴邦、实干安民为治国理念，经常训诫官吏：“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凡事皆须务实，毋事虚文。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明太祖亲自主导编纂《大诰》《臣戒录》等警示性文献，将贪腐怠政、虚报政绩的官吏案例公之于众，颁行全国，以严刑峻法震慑官场，强化“重典治吏”的政治秩序。他明确指出，官吏能否修水利、劝农桑、平盗贼、安民生，能否让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是检验其政绩的唯一标准。明太祖还建立了空前严苛的监察与考核体系，设立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形成“科道”并立的双轨监察格局，对各级官吏实施全方位、常态化的监督；同时推行“考满”与“考察”制度，以政绩实效为标准考核官员，对勤政实干者予以擢升，对贪腐怠政、虚报政绩者施以重罚。在其训诫与约束下，“务实”成为明代官吏的从政底线。陶安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安抚流民、劝课农桑，让江西在战乱之后迅速恢复安定；方克勤任济宁知府，轻徭薄赋、兴修水利、重视教化，使当地“民皆安业，户口增倍，仓廪丰实”。明代“洪武之治”的形成，正是“务实型”政绩观推动的结果，为明代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根基。

　　帝王训诫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最高权威确立政绩观的核心标准，以制度约束推动政绩观的落地践行，快速凝聚官吏的施政共识。从唐太宗的民本训诫到明太祖的务实要求，历代明君的训诫都紧扣时代需求，立足王朝治理实际，将王朝的治国理念与百姓的利益诉求深度结合，让官吏明确施政的方向与目标，明晰政绩的根本与要义。这种以权威为支撑、以制度为保障的培育方式，能够快速将政绩观的核心要求传递到各级官吏，形成强大的引导力和约束力，确保政绩观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

　　以吏为师

　　引领施政新风

　　中国古代政绩观养成，历来重视选树循吏典范。通过彰扬其清廉务实、勤政爱民的实绩，倡导以民为本、实干兴邦的为政导向，使为官者知所趋赴、行有标杆，进而发挥以典型正风气、以榜样引吏治的示范引领作用。

　　汉代黄霸被称为“循吏之冠”，其“教化先行、不尚苛察”的政绩实践，为后世官吏树立了为民施政、以德治政的标杆。黄霸出身低微，深知百姓疾苦，任颍川太守时，面对当地民风剽悍、社会混乱的局面，未用严刑峻法，而是将教化百姓、安定民生作为施政的核心。他整顿吏治、设立乡学、表彰善行，以教化培育淳朴民风；处理争讼情理结合，耐心调解，对轻微过失以劝诫为主；同时关注民生细节，亲自制定劝农桑、兴水利的举措，过问百姓日常生计。数年之间，颍川实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的大治局面，汉宣帝下诏称其“‌可谓贤人君子矣‌”，并誉其“‌治为天下第一‌”。在黄霸的示范下，汉代涌现出大批循吏，推动了仁政政绩观的全面践行，让汉代关注民生的施政理念深入人心，也影响了后世无数官吏。

　　明代官员况钟任苏州知府十三年，他刚正廉洁、孜孜爱民、严惩贪腐、简化政务、审理积案，让苏州“囹圄空虚，百姓安业”，被百姓尊称为“况青天”，离任后数万百姓上书请其回任。明代海瑞被百姓尊称为“海青天”，他一生秉持“‌民为本、公为先、法不阿贵‌”的为官信念，不畏权贵、坚守原则，始终将百姓利益放在首位，是明代务实政绩观的典范。他任淳安知县时，严格按照规定接待，拒绝权贵的无理要求，甚至敢于顶撞当朝首辅严嵩的党羽鄢懋卿，让权贵们不敢再随意骚扰淳安百姓；任应天巡抚时，不惧豪强，推行“一条鞭法”，清查并归还被侵占的百姓土地，治理吴淞江、白茆河，消弭水患。海瑞的施政，立足实际、务实为民，他不搞花架子、不谋个人私利，始终清廉自守，布衣蔬食，甚至死后家无余财，仅有几件破旧的衣物和几卷书籍，其清贫的境况让前来吊唁的官吏百姓无不落泪。在况钟、海瑞等循吏的示范引领下，明代各地涌现出一大批务实为民、刚正不阿的官吏，如汤显祖任遂昌知县时，劝农桑、兴教育、废苛政，深受百姓爱戴；袁宏道任吴县知县时，简化政务、体恤民情，被百姓称为“袁贤令”。他们以海瑞等人为榜样，坚守初心、务实履职、为民造福，推动了明代务实政绩观的进一步强化。

　　循吏示范的价值，在于以鲜活的实践诠释正确的政绩观，以真实的事迹传递为民的施政理念，让官吏学有榜样、行有标杆、赶有目标。历代王朝通过宣扬循吏事迹、表彰循吏功绩、为循吏立祠纪念等方式，让循吏的榜样力量深入人心，让正确的政绩观成为历代官吏的追求与信仰。这种以榜样为引领、以实践为示范的培育方式，让政绩观变得生动具体、可感可学，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成为古代政绩观培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