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

李大钊先生走进北大红楼

开启了他与北大的不解之缘

一百多年后

未名湖畔

北大校史馆研究员杨琥老师

潜心钻研二十余年

追寻着这位杰出北大学术先贤的历史足迹

最终编成了135万字的著作——

《李大钊年谱》

这本获得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中国历史研究院2020年“中国历史学五部优秀著作”

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三项大奖

并连续18个月跻身

北京大学博雅堂书店畅销书排行榜的书

不仅让革命先驱的形象“活起来”

更在字里行间

镌刻出一位当代学人

追寻先贤的执着身影

杨琥

二十余年磨一书

一部学术著作，往往凝结着研究者长久而默默的努力。在持续二十余年的史料搜集、挖掘与考辨、研究之后，杨琥最终完成了这部上下两册共计135万字的《李大钊年谱》。全书分为谱主事略、诗文系年、时事纪要三个子目，主要从李大钊的生平事迹、社会政治活动及师友交往、诗文系年与重要论著解析、学术贡献与思想观念等方面进行了考察与论述。

与以往仅按年份简单纪事的年谱不同，这部著作在结构上更加立体：以李大钊生平活动为主线，以其诗文著述为经纬，并辅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使人物与时代相互映照。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杨琥还通过文献学方法对史料进行校勘、辨伪和考证，对一些长期沿用但证据不足的说法提出新的解释，同时补充了大量此前未被注意的史料线索。

从报刊、档案、日记和书信等史料中，杨琥广泛搜集和深入发掘有关李大钊的各种记载，取得了不少学术新成果。如确定了李大钊入职北大的时间为1917年，考证了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这段在北大校史和中共党史上流传甚广的佳话发生的具体时间等。

同时，在比较和印证多方资料后，该书还采纳了可信的多人回忆，如关于“五四时期”北大新思想碰撞、讨论之场所和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诞生之地——北大红楼一层李大钊办公室的回忆。关于李大钊办公室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张申府回忆：“主任室设在东南角上的两大间。从此，那两间房子也就成了一时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大本营……谈到‘五四’，谈到中国的革命，是绝不可以忘掉那个地方的。”罗家伦的回忆也称李大钊办公室为“饱无堂”：那里“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张国焘、傅斯年也有相似的回忆。《李大钊年谱》征引了这些材料，以充分说明李大钊及其办公室在“五四时期”之影响和作用。

《李大钊年谱》出版后，迅速受到学界关注。该书连续18个月进入北京大学博雅堂书店畅销书排行榜，被许多学者视为研究李大钊及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案头书”。

凭借扎实的史料基础与严谨的学术方法，该书先后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20年“中国历史学五部优秀著作”、教育部第九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多项重要奖项。作为北京大学长期推动李大钊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不仅丰富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也为理解中国革命早期历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做一个学术上的“笨人”

1990年，杨琥考入了刘桂生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入学不久，他发现身边不少同学本科都毕业于北大、清华等名校，见识广博、思维敏捷，相比之下，他感到自己很“笨”。

听到学生的感慨，刘桂生先生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说：“聪明的人不一定做出多大成绩，而笨人也未必就做不好学问。”又说：“做学问就是要下笨功夫，只有下笨功夫，才能做出真实的成绩。”这些话深深触动了杨琥，也成为他日后做历史研究的座右铭。

刘桂生先生曾受业于陈寅恪、刘节、雷海宗、邵循正等著名史学家，他强调要让学生读《书目答问》和《四库提要》；学会如何去读书和搞研究；他教导学生既要有宏观大视野，同时又要经受严谨细密的学术训练。而这种训练的最佳方法，就是为经典性文本作注释。经过这种训练，才可培养学生扎实、细致、严谨的科学态度与学风。杨琥经刘桂生先生三年的培养训练，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入职北京印刷学院。

1997年，杨琥又考回到刘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就参加到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组织、党中央批准设立的“李大钊文集”编委会“文集注释组”。当时组内成员多为年长学者，需要年轻人频繁往返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核对引文，年轻的杨琥自然而然地承担起这项基础工作。

杨琥在北大校史馆前

起初，他主要负责为文集上册撰写注释条目初稿。由于工作细致扎实，很快得到了刘桂生先生的认可。随着项目推进，“注释组”改为“编注组”，杨琥参与的工作范围也不断扩大，不仅要撰写注释，还要参与文本校勘，并与其他老师一起前往中央档案馆搜集新的文献材料。

1999年10月，《李大钊文集》问世，这是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王学珍先生领导编注组全体同志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日夜奋战的成果，而杨琥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多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因为此，2000年8月杨琥博士毕业时，王学珍先生建议让他留校。这样，他毕业后，就开始在北大党史校史研究室工作。

为更好地传承与发扬李大钊的宝贵精神遗产，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在《李大钊文集》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增补本《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2009年，该版荣获“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杨琥则主动承担了这次修订工作的大部分任务。

王学珍先生在杨琥留校后的第一次工作谈话中，曾对杨琥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北大的重要学术先贤，但校外研究者很多，北大自身却对他们研究得不够。他问杨琥：“你已经参与过《李大钊全集》的整理，又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愿不愿意编一部李大钊年谱？”杨琥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里，他几乎阅读了所有与李大钊相关的著作、回忆录和研究成果。早期还没有电子数据库，他便利用业余时间奔走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在旧报刊、手稿、日记中寻找线索。仅抄录资料的笔记本就用了五十多本。后期集中写作时，他常常伏案数小时，右臂一度因长期劳损抬不起来，只能依靠针灸缓解。

杨琥手抄的资料

遇到学术疑难时，他仍然会去请教导师刘桂生先生。年近九旬的老师曾对他说：“你这部年谱，要让李大钊活起来、站起来。”

2020年底，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终于结出成果——135万字的《李大钊年谱》正式出版。对杨琥而言，这既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份向恩师递交的答卷。

让历史“活起来”

在着手编纂年谱之初，杨琥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明确目标：呈现一个真实、丰富、立体的李大钊。在他看来，人们往往只把李大钊理解为革命家，但这一形象并不完整。

“我的书希望让读者看到，李大钊首先是一位学者和思想家，其次才是一位革命者。正因为他是一位思想家，才能率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并将其介绍到中国。”

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后，杨琥发现当时的李大钊研究存在明显的“三多三少”：重复性成果多，原创性研究少；概念性论述多，实证研究少；宣传性文章多，学术研究少。已有的几种“李大钊年谱”也多为简略纪事，往往只是简单记录某年某月发生的事件，很少引用原始史料，也缺乏对事件背景与思想发展的深入分析。

因此，杨琥决定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做起。他首先整理出一份李大钊社会交往网络的名单，将其师长、同事、朋友、学生分别列出，再根据交往程度逐一寻找这些人的文集、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从中搜寻关于李大钊的记载。

杨琥与《李大钊年谱》

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的研究获得重要突破。2000年冬天，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老馆阁楼上发现了一批尚未整理的旧书和文稿。经过申请，杨琥得以进入馆长办公室查阅这些材料。在一堆旧书中，他发现了两本日记。其中一本记录着五四运动时的情形，这一发现令他十分震惊，因为此前从未发现过如此直接记载五四当天学生活动的北大学生日记。

继续翻阅时，他逐渐确认日记作者是北大学生苏甲荣。日记不仅详细记录了五四运动前后的校园活动，还记载了苏甲荣与李大钊之间的往来。例如，李大钊曾通过学生徐彦之联系苏甲荣，希望在广西设立《每周评论》的发行点；苏甲荣创办刊物《致知》，也曾向李大钊约稿，后来发表了李大钊的文章《平权之意义》。

这本日记中有关五四时期的七八条记录最终被收入《李大钊年谱》，为学界提供了此前未见的重要细节。对杨琥而言，这次发现也极大增强了他继续发掘新史料的信心。此后，他陆续查阅了大量私人日记和文献资料。钱玄同日记原藏于鲁迅博物馆，当时尚未公开。主持整理工作的杨天石先生整理完成后，让他阅读和摘录其中有关李大钊的内容。顾颉刚日记出版后，顾颉刚之女顾潮也第一时间通知他查阅相关材料。此外，杨昌济、赵世炎、邓中夏、瞿秋白、郑振铎等人的日记、书信与文集，只要出现“李大钊”或“李守常”的记载，他都会逐条摘录、比对和考证。

年谱的体例要求以时间为纲。杨琥尽可能将事件精确到月、甚至到日，即便是日常活动也予以记录。他认为，当下看似平常的细节，未来或许会成为理解历史的重要线索。在大量新材料的基础上，一些长期流传的说法也得到重新审视。例如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杨琥通过文献比对发现，“南下途中相约建党”的说法仅见于一次记者记录，且缺乏其他史料印证，难以作为确证史实。

通过分析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过程，他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李大钊在1918年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陈独秀思想的转变发生在1919-1920年左右，特别是在1920年上海时期阅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带来的著作并深入交流之后，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由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更应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非一次具体的谈话与会晤。

在层层史料的梳理与印证中，这位百年前的思想家逐渐走出概念化的历史叙述，恢复为一个真实而丰富、立体而鲜活的人。杨琥也完成了老师当年的期待——让李大钊在历史中重新“活起来、站起来”。

未名湖畔，博雅塔下

在北大校史馆里

杨琥先生经过二十余年的学术跋涉

让百年前那位

北大图书馆主任、思想家与革命者的身影

在历史中重新清晰地站立起来

当《李大钊年谱》合上最后一页

这场跨越百年的对话并没有结束

在北大

一代学人追寻一代先贤的足迹

让历史更加清晰

也让精神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