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署法令，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由博物馆改为清真寺。消息一出，希腊政府立即发表声明称此举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挑衅”，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也发出了谴责。一座建于公元六世纪的建筑，为何能在二十一世纪搅动如此广泛的政治情感？答案指向一个看似早已消亡，却从未真正退场的政治遗产——拜占庭。

对中国读者而言，“拜占庭”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近年来，随着陈志强的《拜占庭帝国大通史》的出版，以及瓦西列夫（A. A. Vasiliev）《拜占庭帝国史》等著作的译介，拜占庭史在国内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文世界的读者已经有了不少了解这个千年帝国兴衰本身的渠道。然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在中文学界却鲜少被系统讨论：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它的遗产去了哪里？或者更准确地说，谁有权宣称自己继承了拜占庭？

这并非纯粹的历史学问题。在东南欧，那片常被笼统称为“巴尔干”的广袤区域，围绕拜占庭遗产的争夺贯穿了近两百年的民族建构进程，至今余波未息。一个早已消亡的拜占庭帝国，被新兴民族国家建构为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拟象”，并最终在一个超真实的战场上，进行了一场持续百年的“符号战争”（symbolic warfare）。这场战争的核心，已无关乎历史真相，而在于谁能成功地将自己发明的那个“拜占庭”，塑造成唯一合法的文化资本。从希腊的“伟大理想”（Megali Idea）到保加利亚的“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叙事，从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神话”到罗马尼亚对文化血统的纠结，再到土耳其对奥斯曼—拜占庭关系的重新定义，每一个曾处于拜占庭文化辐射范围内的国家，都试图从这笔庞大的历史遗产中分得一杯羹。保加利亚历史学家迪亚娜·米什科娃（Diana Mishkova）的著作《竞争的拜占庭：东南欧的帝国与认同》（Rival Byzantiums: Empire and Identity in South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回答。

米什科娃在导论中明确，她的研究并非要探究“真实的”拜占庭是什么，而是要分析“拜占庭”这个符号是如何被此地区知识、政治精英所使用和构建的。各个曾处在“拜占庭文化共同体”（Byzantine Commonwealth）内的巴尔干国家根据自身的政治需求，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拜占庭继承者，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的符号战争。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都试图将自己的民族历史与拜占庭帝国联系起来，宣称自己是其“合法继承人”。这种“继承权”的竞争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争夺上。例如，谁才是“真正的”查士丁尼大帝的后裔？哪个民族的教会才是东正教世界的中心？这些都成为民族主义构建中的重要议题。米什科娃是要揭示，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国家是如何围绕着这笔庞大的历史遗产，展开了一场关于“我是谁”以及“我与邻国有何不同”的激烈竞争，而这场竞争深刻地塑造了该地区的现代历史和民族认同。米什科娃将这种争当拜占庭遗产“继承人”的情况称为“竞争的拜占庭”（Rival Byzantiums）。

一

早在1929年，英国历史学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就曾提出过一个论断：

在偏见的影响下，许多历史时代受到了批判，其中被称为后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时代尤甚。我们粗暴的十字军祖先第一次见到君士坦丁堡，见识到一个人人都读书写字、用叉子吃东西、喜欢外交且厌恶战争的社会，自此之后，却开始流行用蔑视的眼光看待拜占庭人，把拜占庭人的名字当作颓废的同义词。到了十八世纪，精致不再被视作颓废；但颓废仍是拜占庭人的特征。孟德斯鸠和更出色的同时代人吉本，找到了新的借口。他们把所有中世纪欧洲典型的迷信和嗜血的阴谋诡计安到拜占庭上，为这个代名词赋予了新的生命。……所有历史学家齐声将这个千年之久的帝国当作一个短暂的、险恶的、不间断的衰落文化。（Steven Runciman, 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and His Reig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29, p. 9）

启蒙运动以来，西欧思想家们系统性地构建并广泛传播了一个对拜占庭帝国的极端负面的刻板印象，将拜占庭归纳为“衰落的文化”，将它描绘成一个专制、停滞、迷信、腐败且毫无建树的千年帝国，只是古典希腊罗马文明的堕落延续，奠定了“拜占庭的黑色神话”。伏尔泰认为拜占庭历史是“一部毫无价值的、充满了宣言和奇迹的汇编”，是神棍和暴君的舞台。孟德斯鸠则批判拜占庭式专制主义（despotism），认为这是导致帝国衰败和公民精神丧失的根源（Voltaire, “Le Pyrrhonisme de l’histoire”，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Tome 27，Garnier Frères, 1876, p. 265; Montesquieu，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Ｒom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 trans. Jehu Baker,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9, pp. 448，460-461）。启蒙思想家们将理性、进步、世俗主义和自由视为衡量所有历史文明的标尺。在这种视角下，以神权、皇权和深厚宗教传统为特征的拜占庭，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被视为反面典型。黑格尔则对拜占庭提出了更形象的表述，称它是“东方帝国的腐烂建筑物”，只有“令人作呕的愚蠢画面”，“疯狂的激情”扼杀了“思想、行为和人性之中一切高尚因素的成长”（G. W. F. Hegel, Philosophy of History,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p. 340）。

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汇集了几乎所有关于拜占庭的负面叙事，将其负面形象彻底地固定下来。他将拜占庭历史定义为“一千年的衰落”，认为基督教的胜利和东方专制主义是导致罗马精神消亡的根本原因（[英]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五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3页）。这部著作的巨大影响力，使得“衰落的拜占庭”这一观念在整个欧洲思想界根深蒂固。

十九世纪被称为“历史的世纪”，历史学在此时成为了构建民族认同、论证民族独特性和领土合法性的首要工具，历史书写成为民族构建的核心战场。正是因为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家和学者构建了如此强大的负面叙事，十九世纪巴尔干的知识分子无法绕开这个已经给出的“判决”，才被迫对此作出回应。因此，他们的历史书写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辩护、反驳或重新解释的色彩，试图从这片“废墟”中为自己的民族“正名”。正是这个被西欧构建的“他者”形象，刺激并塑造了巴尔干知识分子日后的身份构建和历史叙事。他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决定是接受这个负面标签、彻底抛弃拜占庭遗产，还是重新挖掘和诠释这个符号，以服务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在处理同拜占庭遗产的关系时，关于拜占庭的争论从回答来自外部的批判转变为巴尔干各民族之间的内部竞争。此地区每个新兴民族都必须回答：我们与拜占庭是什么关系？这个千年帝国是我们的光荣遗产，还是压迫我们的“他者”？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决定了其民族认同的底色。他们开始了一个将共享的、超民族的拜占庭遗产“分割”和“民族化”的过程。他们不再将拜占庭视为一个整体，而是有选择地从中提取对自己民族叙事有利各个符号，并将其“挪用”为本民族独有的历史。因此，米什科娃归纳了十九世纪以来巴尔干历史书写中对拜占庭遗产的三种主要的“挪用”策略：希腊的“全面继承”策略、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竞争与吸收”策略、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疏离”策略。

二

十九世纪初，希腊历史学家为迎合西欧知识精英以“复兴”古希腊的范式书写历史，认为“古希腊”是构建希腊民族认同的唯一旗帜，将拜占庭帝国视为“入侵者”。但随着民族史学的发展，以康斯坦丁诺斯·帕帕里勾普洛斯（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为代表的希腊历史学家构建起了一个从古希腊、拜占庭到现代希腊的“三段式”无缝连续体。在此叙事中，拜占庭帝国被重新诠释为“中世纪的希腊帝国”，是希腊精神在基督教时代的发扬光大。这是最彻底的“拥抱拜占庭”策略，希腊知识精英成功地将拜占庭这个符号“收编”进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希腊民族史”中。

如果说希腊的方案是“全面继承”，那么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方案则是一种更为复杂和充满张力的“竞争性继承”。米什科娃用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案例完美地诠释了她的核心概念——“竞争的拜占庭”。这两个民族与拜占庭的关系更为复杂和矛盾：民族史学家一方面将拜占庭描绘成一个长期压迫和试图同化自己的“帝国敌人”，颂扬本民族英雄对拜占庭的抵抗和胜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承认自己的文化、宗教和法律体系深受拜占庭影响，因此他们强调自己是拜占庭文明的“积极吸收者”和“竞争性继承者”，甚至一度试图取而代之。

保加利亚民族史学构建了一种对拜占庭的矛盾叙事。在这种叙事中，拜占庭既是长期的、压迫性的“民族之敌”，又是不可或缺的“文明之源”。保加利亚的民族认同，正是在这种同拜占庭“对抗—吸收”的张力中形成的。在对抗层面，保加利亚史学家重点讲述克鲁姆汗（Khan Krum）用拜占庭皇帝的头骨做酒杯的事迹，以及“保加利亚屠夫”巴西尔二世（Basil II）的残暴行径。而在吸收层面，保加利亚学界则详细阐述拜占庭在文化上的积极影响和保加利亚“西美昂之治”（Pax Symeona）的构建过程。他们一边聚焦于拜占庭使节西里尔（Cyril）和美多德（Metodius）创立的斯拉夫文字，将这一源于拜占庭的符号视为保加利亚对整个斯拉夫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民族自豪感的根基。另一边强调保加利亚西美昂大帝对拜占庭制度的模仿与超越，认为他创造出了一种“斯拉夫式的拜占庭”（Slavo-Byzantina），建立起足以与拜占庭对抗的强大国家，引领保加利亚进入黄金时代，为保加利亚民族历史中“兴起—辉煌—衰落—复兴—再沉沦—最终重生”的民族叙事剧本打下了基础。

塞尔维亚遵循着类似的“竞争—吸收”逻辑，但略有差异。如果说希腊的方案是“我们就是拜占庭”，保加利亚的方案是“我们创造了另一种斯拉夫式的拜占庭”，那么塞尔维亚的方案可以概括为：“我们本应成为新的拜占庭”。这是一个典型的“在即将走上巅峰之时却又功败垂成”的英雄悲剧叙事。

塞尔维亚民族史学的核心，是将其历史巅峰奈玛尼奇王朝（Nemanjić Dynasty）描绘成一个全面学习、吸收并最终试图取代拜占庭帝国的过程。与保加利亚强调创造独特的“斯拉夫式的拜占庭”文化不同，塞尔维亚的叙事更侧重于在政治、法律和帝国意识形态上对拜占庭这个符号化帝国的“完美复刻”与“终极超越”。

十四世纪是整个塞尔维亚民族叙事的核心所在，这是凝聚了至高荣耀和极端屈辱的一个世纪。在塞尔维亚人看来，他们的中世纪国家在斯特凡·杜尚皇帝（Stefan Dušan）的统治时期达到顶峰，是他们历史上辉煌的黄金时代。杜尚的宏途远略不仅在于获得拜占庭领土，更是要成为拜占庭本身。为此，他采纳帝国头衔，自立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直接宣示了他对拜占庭普世皇权的继承要求。他颁布的《杜尚法典》（Dušanov zakonik）大量借鉴了拜占庭的法律，旨在证明他是一个与拜占庭皇帝同等的、文明的立法者。杜尚还有迁都的野心。作为早年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质子，杜尚的最终目标是攻下君士坦丁堡，将这个帝国中心变成自己帝国的首都。可惜自立为帝仅九年后，杜尚在征战途中暴毙，塞尔维亚帝国在他死后迅速瓦解为碎片化的土地，成为“新的拜占庭”的终极梦想随后被奥斯曼土耳其彻底打破。

三

米什科娃认为，罗马尼亚处理拜占庭遗产的策略重点在于“疏离”。他们选择绕过拜占庭，直接与古罗马建立联系，从而在文化和身份上将自己定位为“西欧拉丁世界”在东欧的一块飞地。罗马尼亚史学家倾向于弱化拜占庭—斯拉夫文化的影响，将其视为一种外来的、表面的覆盖层。他们着重强调自己的“达契亚—罗马”血统和拉丁语言的独特性，试图将自己与南部的斯拉夫—拜占庭世界区分开，从而在身份认同上更“靠拢”西欧的拉丁民族。

但是，罗马尼亚并非对拜占庭遗产无动于衷，它也曾一度加入这场巴尔干的“继承之战”，但最终以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退出。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是在“拜占庭大家庭”内部争夺长子继承权，罗马尼亚则像一个试图证明自己出身更高贵、因此无需参与这场家庭纷争的远房亲戚。

不过，退出拜占庭遗产“继承之战”、放弃这份文化资本不意味着它退出了符号战争。这只是罗马尼亚尝试逃离话语意义上的“东方”的中间步骤，罗马尼亚希望摆脱的是“巴尔干”这个身份枷锁。罗马尼亚人对巴尔干人身份的立场，恰好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将其视作桎梏：“我们罗马尼亚人认为自己是巴尔干人，但实际上却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拴在我们腿上的铁球，拖着我们的后腿，使我们无法成为欧洲的‘一个组成部分’。”（Alexandru Paleologu, “Balkan Socrates and Socratic Caragiale,” Secolul 20, nos. 7–9, 1997, p. 20）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巴尔干”含义的模糊性，反复论证这个概念在《法国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美国《康普顿交互式百科全书》中的差异，试图找到自己不属于巴尔干的确切证据（Adrian Cioroianu, “The Impossible Escape: Romanians and the Balkans,” Balkan as Metaphor: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pp. 210-211）。

在罗马尼亚学界，“罗马根源论”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官方叙事，其核心在于勾连起“达契亚—罗马连续性”。这是指现代罗马尼亚人是古罗马征服达契亚后，由罗马殖民者和本地罗马化的达契亚人融合而成的直系后裔，并且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就一直不间断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个叙事强调两点：一是罗马尼亚血统和语言的拉丁性。罗马尼亚语是罗曼语族、拉丁语系的一员，这被视为其民族身份的最高证明。二是文化上的“西方”归属。通过强调罗马根源，罗马尼亚将自身与南边的“斯拉夫—拜占庭世界”明确区分开来。可见，对于罗马尼亚人来说，拉丁符号是比拜占庭符号更加重要的文化资本。

在罗马尼亚人看来，其历史上真正值得铭记的统治者有两位。一是于公元106年征服了达契亚的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他带来了这片土地的罗马化，因此图拉真之柱也被罗马尼亚学者戏称为“罗马尼亚人的出生证明”。另一位则是来自普鲁士的、领导罗马尼亚进入现代化道路的卡罗尔一世（Carol I）国王。1906年，正值卡罗尔一世国王统治罗马尼亚四十周年、罗马尼亚王国独立二十五周年之际，同时也是图拉真皇帝征服达契亚一千八百周年之时，罗马尼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罗马尼亚总展”盛典，并发行了一套纪念币：图拉真和卡罗尔一世头像并立。

有趣的是，罗马尼亚人又无法忽视如此“巨额”的拜占庭遗产与话语资源，因此罗马尼亚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尼古拉·伊奥尔加（Nicolae Iorga）又提出了“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概念（Byzance après Byzance）。他认为，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独立的罗马尼亚公国实际上扮演了“拜占庭继承者”的角色。它们成为了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东正教世界的文化和精神庇护所，其君主赞助了大量的修道院和文化活动，延续了拜占庭的文明火种。

是选择“罗马根源论”，还是侧重强调“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背后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动机，都可为服务于地缘政治而按需取用。目前在罗马尼亚史学界，前者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从地缘政治层面看，“罗马根源论”对领土主张和国家“西化”的政治议程更具价值。而从文化心理层面看，这一叙事满足了罗马尼亚人渴望与法国、意大利等“高贵”拉丁亲戚为伍的民族自尊心。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拜占庭意味着绝对的“东方”，是他们纯净拉丁血液中需要抹除的杂质。最终，拜占庭遗产在罗马尼亚的民族历史经典中被边缘化，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话题，而不是民族认同的核心。在“竞争的拜占庭”这场身份竞争中，罗马尼亚选择了“退出”并称自己属于另一场更高级别的竞争。

土耳其与罗马尼亚形成了有趣的对照组，两国知识精英对拜占庭遗产的态度是一致的。尽管有天然的继承优势，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知识精英拒绝了拜占庭遗产。共和国官方大力推行一套强大的、以种族为中心的“土耳其历史命题”（Turkish History Thesis），将拜占庭视为他者，以构建纯粹、古老且一脉相承的土耳其民族叙事。但罗土两国知识精英的动机又大有不同。罗马尼亚的拒绝是为了脱离巴尔干，土耳其则不然，它的拒绝是为了重返巴尔干。为何拒绝？如何重返？因为除了拜占庭，它还有更为直接、同样厚重的文化资本——奥斯曼文化。近年来，土耳其不断在巴尔干地区推行进取型的外交政策，加强在地区事务里的存在感。有学者将这种从外交和地缘政治层面争夺巴尔干地区主导权的举措概括为新奥斯曼主义（New-Ottomanism）。

米什科娃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围绕着“拜占庭遗产”长达百年的思想战争。她的著作关注“拜占庭”这个符号如何被各国知识分子所想象、言说和利用，将区域历史的研究范式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了更具解释力的观念史和知识考古学。

正因如此，米什科娃在全书结尾发出的呼吁才显得如此珍贵和厚重。不论是参与还是退出这场“继承之战”，如何在欧洲一体化的趋势中处理好拜占庭的遗产都成为了巴尔干国家再一次共同面临的难题。米什科娃指出，“竞争的拜占庭”并未终结，从十九世纪起围绕拜占庭遗产展开的符号战争，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自巴尔干国家纷纷寻求加入欧盟以来，融入欧洲的要求促使各国反思和修正过往那种排他性的、充满冲突的民族史，而回归欧洲也激发了对自身独特性的重新强调，以避免在“欧洲大家庭”中迷失身份。为此，米什科娃提出了一个带有开放性的解法。在经历了惨痛的冲突之后，巴尔干各民族是否有可能超越过去那种“零和游戏”式的历史观，转而将拜占庭视为跨国界的“共享文化遗产”？

但这看起来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期许。自2014年塞萨洛尼基“共写历史教科书”项目后，巴尔干地区在这方面的进展几乎为零。此地区显著的人员流失问题，昭示着在可预见的未来，“火药桶”再一次被引爆似乎不太可能。毕竟持续的热战消耗太多人力物力，而本身就带有“超真实性”的符号战争消耗更少，又能够达成同样的效果。在巴尔干地区的符号战争中，“拜占庭遗产”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是一个被各方争夺的焦点和进行对抗的媒介。它也不是唯一的战场，古典遗产的归属、近现代战争的历史记忆等，都是同样能够点燃符号战争的关键要素。符号战争绝非孤例，巴尔干的这一幕继承之战，为我们观察世界其他地区的纷争提供了一面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