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细节的结合产生感官的火花，一本书才得以获得生命。”纳博科夫在解读托尔斯泰（《俄罗斯文学讲稿》）时提到，“一个好的读者要想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则必须在脑海中构想出一百年前莫斯科到彼得堡的夜车上一节火车车厢里的布局。”是的，通过阅读《安娜·卡列尼娜》，你可以读到网球在1870年代的打法，俄罗斯人三餐吃什么甚至女士在滑冰时穿什么衣服——前提是，如果你是一个有能力感受这些细节的读者的话。

燕妮·埃彭贝克在《凯罗斯》也是这么做的，她创造了大量具体的细节，以此为饵把读者网罗进更宏大的非现实，或者说更宏大的现实之中。作为读者，你不可能不注意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东柏林的日常种种，比如：

上学的头八年，从墙另一边《柏林晨报》（西柏林）总部大楼那巨大而明亮的时钟上，她能看到课间休息还剩多长时间；若她忘带家门钥匙，要等母亲回家，她就从十三楼的走廊窗户向外看，数一数施布林格大厦——那是阶级敌人的高堡——前面驶过了多少双层巴士。整个西边的味道，都和外婆和姨妈寄来的包裹一样吗：洗衣粉，小熊橡皮糖和咖啡？。

唯有这些托举出来的生活，才能让埃彭贝克小说中的隐喻落地——如她自己所言：起初看似正确的事物，怎么会变成错误？这既可以指向错代的婚外恋，也可以指向战后德国的政治历史。要理解东德，你得看一看这一对叫做卡特琳娜和汉斯的恋人都经历了什么，然后你回头审视，那被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可能会是怎样的作用力。这样的探讨，历史和社会学家当然也可以进行，但是小说家赋予的是一个——如纳博科夫所言——可以产生感官火花的世界，这是独属于小说家的荣耀。如果失去了这些和背后宏大的历史探讨，这不过是另一本老男人PUA小女生的小说而已。

经出品方“理想国”授权，我们把开头发布如下：

序 章

你会来我的葬礼吗？

她低下头，看着面前的咖啡杯，什么都没说。

你会来我的葬礼吗？他又问。

她说，你还活得好好的。

而他又问第三次：你会来我的葬礼吗？

会，她说，我当然会去你的葬礼。

我选的那个墓地，旁边有棵白桦树。

很好，她说。

四个月后，她在匹兹堡收到他去世的消息。

那天是她的生日，在欧洲第一个生日祝福到达前，路德维希，他的儿子，给她打来电话说：父亲今天去世了。

在她生日这天。

葬礼举行的时候，她还在匹兹堡。

清晨5点，东柏林的10点，她准时在仪式开始时起床，在酒店房间摆上一支蜡烛，点燃，在网上找到为他播放的音乐。

莫扎特《d小调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的咏叹调。

肖邦《降A大调玛祖卡》。

每首都被广告打断了。

新款现代汽车。银行房贷。感冒药。

六周后她才从匹兹堡回到柏林，看到新的土丘和旁边的白桦树。她托朋友放在墓上的玫瑰已经被清走了。那个朋友跟她讲了葬礼的经过，他们放了音乐。

什么音乐，她问。

莫扎特、巴赫和肖邦，朋友回答。

她点点头。

半年后，她丈夫在家时，一位女士送来了两个大纸箱。

她哭了，他说，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直到秋天，纸箱还在卡塔琳娜的书房。

清洁工过来时，卡塔琳娜把纸箱放到沙发上，房间打扫干净后，再把它们放回地板。要用书梯时，她就把它们推到一边。书架上放不下这两个大纸箱，地下室又在漏水。要不然就当垃圾丢掉好了？她打开上层的纸箱，看看里面，又合上。

凯罗斯*，时机之神，据说他的前额垂着一绺鬈发，唯有抓住头发才能抓住他。这神拥有带翼的双足，一旦飞掠而过，人们就只能看到他光秃的后脑勺，光滑得无处下手。十九岁那年遇到汉斯的那个瞬间，算不算这样的时机？十一月初的某天，她坐在地板上，开始一页一页、一册一册地读第一个纸箱里的东西，然后读第二个。像是在清理废墟。最早的记录始于1986年，最晚的在1992年。有信件和复写件，便笺，购物单，日程本，照片和底片，明信片，拼贴画，偶尔还夹着剪报。一块克兰茨勒咖啡馆的方糖在她指尖碎成了粉末。压平的枯叶从书页间掉了出来，证件照用回形针别在纸页上，小火柴盒里有一绺头发。

她也有个装满信件、复写件和纪念品的皮箱，按照档案学术语，它们大多是平面资料。还有她的日记本和日程本。第二天，她爬上书梯，从书架最顶层取下皮箱，里外都积满了灰尘。他的纸箱和她的皮箱中这些纸页，在很久之前，它们曾彼此对话。现在，它们一起与时间对话。在这么一个皮箱，在这么一个纸箱中，结局、开端与中场，冷漠地在数十年的灰尘中共存：为欺骗而写下的文字，因真相而生出的想法，被隐瞒的和被说出的，这一切，无论它们是否愿意，全都紧紧挤在一起；那些自相矛盾的陈述，沉默下来的愤怒和沉默下来的爱，共存于同一个信封中，同一个文件夹里；被遗忘的东西，和被记得的东西，无论清晰还是模糊，同样泛黄、变皱。卡塔琳娜翻看着这些旧文件夹，双手渐渐沾满灰尘，她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父亲总在她过生日时扮演魔术师。他把一整沓纸牌抛向空中，从纷飞的卡片中抽出一张来，正好就是她或其他孩子之前记住的那张。

纸箱一

世界唯有你我：

若此二人不在，

神将不复为神，

苍穹亦将坠落。

—安吉鲁斯·西里修斯*

I/1

七月的这个周五，她想：哪怕他现在过来，我也要走了。

七月的这个周五，为了两行句子他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这口饭可比想象的难挣，他想。

她想：他就自己看着办吧。

他想：今天是不会有起色了。

她：唱片可能已经到了。

他：匈牙利人那儿应该会有卢卡奇*的书？

她拿上手包和夹克，出门走上街。

他拿上西装外套和香烟。

她穿过桥。

他沿着腓特烈大街往前走。

而她，因为公交车还没来，顺路拐进了旧书店。

他路过法兰西街。

她买了一本书，书的价格是12马克。

公交车停下，他上了车。

她的零钱刚好能凑整。

公交车正要关门时，她从店里走出来。

看到公交车在等她，她便开始跑。

公交车司机破例，为她重新打开了后门。

她上了车。

在歌剧院咖啡厅附近，天色突然变暗，太子宫前下起了暴雨，公交车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停下开门时，大雨刮到乘客身上。人们纷纷挤进车厢，试图躲避大雨。于是，本来紧挨门口站着的她，被挤到了车厢中间。

车门又关上，车子启动，她伸手去够扶手。

她看到了他。

他也看到她。

车厢外暴雨倾盆，车厢内弥漫着刚上来的乘客的湿衣服散发的蒸气。

下一站在亚历山大广场，不过车站位于城铁大桥下。

下车后，她待在桥下，等着雨停。

其他刚下车的人也待在桥下，等着雨停。

他也下了车，待在桥下。

她第二次看向他。

他也看向她。

雨后的空气变冷了，她拉紧了夹克。

她看到他在笑，也跟着笑了。

然后她意识到，原来她把夹克穿在了手提包外面。她感到难为情，现在她明白他为什么笑了。她把衣服整理好，继续等。

雨停了。

她准备从桥下走出去时，第三次看了他一眼。

他回应了她的目光，也朝她的方向走。

走了没几步，她的鞋跟卡在了地砖缝里，他也放慢了脚步。她赶快把鞋跟拔了出来，继续走。他也马上加速，跟上了她的步伐。

现在，他们都在走路，眼睛望向地面微笑。

他们就这样，走下了台阶，穿过长长的隧道，再上台阶，到了街的另一边。

匈牙利文化中心下午6点关门，当时已经超过五分钟了。

她转身朝他说：已经关门了。

他回答她说：我们去喝个咖啡？

她说：好。

这就是全部。一切就像注定要发生那样，发生了。

1986年7月11日。

现在怎么才能摆脱她，这个女孩？如果有人在这儿看到他们在一起怎么办？她大概多大年纪？她想：我得点杯黑咖啡，不加糖，这样他就会把我当回事了。他想：聊几句就走。她叫什么名字？卡塔琳娜。那他呢？汉斯。

说了十来句之后，他发现自己曾见过她。多年前的五一游行，那个拉着母亲的手哭泣的小女孩。她母亲是艾丽卡·安巴赫。她正说着“剪辫子”的事，啜了一口黑咖啡。当年，她母亲还是博士生，她所在的学院和他妻子的第一个研究实验室在同一栋楼。您结婚了吗？对对。他当真想起了那个剪了短发的小丫头，母亲得把她抱到肩上她才停止哭泣，视野的转换缓解了孩子的情绪。他记住了这个方法，后来也这样哄他自己的儿子。您有一个儿子？是的。他叫什么？路德维希。路德维希，路德维希，这小暴徒真奇异†，她说着，希望他会笑。他笑了，说：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句：他尖叫，谁把我烧着？手里握着汤勺？为了演示，他拿起了咖啡勺。就在十年前，母亲还在床前为她读《蓬头彼得》，直到她入睡。他放下勺子，拿出一支香烟。您抽烟吗。不抽。她记起了被剪掉的辫子，还有那次游行，记起了不得不那副模样穿过人群的羞耻感。但她忘了，经过舞台时，母亲为了安慰她把她举在肩上。真稀奇，这么多年了，我生命中的一小块竟然藏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头脑中，现在他又还给了我。她的眼睛是蓝色还是绿色？我待会儿得走了，他说。她能看出来他在撒谎吗，今天，妻子和儿子并没有在等他。儿子十四岁了，那她应该是十八九岁。太太1970年去了另一所学院，是在那之后的一年怀孕的。十九岁，她说，一边将一块方糖丢进黑咖啡里。现在头发长回来了。是的，谢天谢地。她看上去顶多十六岁。您在上大学吗？我在学排版，在国家出版社，我想去哈勒‡学实用美术。那就是搞艺术了。是吧，我得先通过入学考试。您呢？我写书。小说？是的。书店里真正的书？当然，他说，而且他想，她马上就要问他姓什么了。汉斯，什么？她这就问了，他告诉她姓氏，她点点头，很显然，她没听说过他。我写的东西并不适合您。您怎么知道，她回答，还是加了奶油。他的第一本书出版时，她刚出生。他是在希特勒的年代学会走路的。像她这样的女孩，怎么会读一本关于死亡的书呢？她觉得他可能认为她不读书。而他担心，他在这双年轻的眼睛里是一个老头。您母亲现在在做什么呢？她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您父亲呢？在莱比锡教书，五年了。教什么？文化史。嗯。接下来又提到几个名字，她父母的圈子，她自己的圈子，还有朋友们的父母。这些旧事他都知道，所有人跟所有人都有段过去，他们曾经年少，后来交叉着生了孩子，结婚，离婚，恋爱，成为敌人，成为朋友，有意疏远，或者彻底不再来往。总是这些人，在节庆、酒吧、展览开幕和戏剧首演上见面。在如此小而难以离开的国度里，一切注定近亲繁殖。现在，他不就和安巴赫的女儿一起坐在咖啡厅里么。闪耀的阳光从皇宫酒店的窗户折射进来。就像在纽约一样，他说。您去过那儿？对，去出差。八月份我可能要去科隆，她说，只要能被批准。在西边有亲戚？是我外婆要过七十岁生日。科隆是个乱窝，他说。但是科隆大教堂在那儿，它一定不会差。和克里姆林宫的教堂比，科隆大教堂又怎么样呢？我没去过莫斯科。杯子慢慢空了，还有汉斯面前的小烈酒杯，他开始四处张望，找服务员。而女孩用手托着脸，再次注视着他。她脸上透着清澈。纯粹，这个词已经过时了。这目的如此高贵，如此纯粹，如此真挚。《魔笛》第一幕。她的双臂那么光洁。全身都如此吗？

他得赶紧结账了。

在门口，他避免与她握手，只说了一句：再会。

在街上走的前三步，他们还是一起的，接着，他朝她点了点头，转身离去。她也走了，朝另一个方向，但只走到红绿灯。她停下了。她知道他的姓氏，要找到他的地址一定不难。往邮箱里投一封信，或者在他家门口等。电车叮当作响，汽车驶过水洼，人行道的灯变绿，又变红。这感觉让她痛到指尖。她还在停在那儿，人行道的灯变绿了，又变红了。她听着车轮在湿滑的柏油路上咯吱作响。没有他，她不想去任何地方。他说了再会。再会。连手都没握一下。真是她误会了吗？而这时，他突然在她背后说：要不，今晚我们还是在一起吧？我儿子和太太今天在乡下一个女友家过夜。

坐地铁从亚历山大广场到潘科，从那儿坐三站电车，之后斜穿过广场，从那棵被修剪过的树下走过。这树的发型可真奇怪，他说。她笑了，但看不出来，因为她一直都在微笑，之后他们进到楼里，上到四层。

公寓里有股香水味。前厅铺着地毯，墙上挂着油画、版画、照片，彼得堡式画墙，他说，她点点头，欣赏着。我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了，他说，来吧，我带您转转。他带着她穿过朝左的狭窄走廊，走到一扇开着的门前。厨房，他说，她看到一个矮橱柜、洗碗池、蓝色的厨房桌，木质的转角台，后面是一扇朝向内院的窗户。这儿一棵树都没有，他说，可每天早上都有一只黑山雀在那儿唱歌，谁知道它为什么偏偏喜欢这个地方。洗碗池里有一口锅和几只玻璃杯。早餐的碗盘还摆在桌上，还有一个蜂蜜罐。她看到盘子里的蛋壳，一把白色的搪瓷茶壶，三只杯子。那边是卧室，他边走边说，指着黑暗的走廊深处，这儿是浴室，他用指节敲了敲厨房旁的小门。她看到对面的另一扇门上挂着一块手写的牌子：禁止入内。那是路德维希的房间，他说着，握住门把手，但并没有打开。然后他们回到彼得堡画墙前，继续走，走到公寓的另一边。这是个拐角房，他说。

他领她去了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一张圆形木质餐桌，六把椅子，每把样子都不同。有一把椅子上挂着一件女式针织衫。角落里有一个比德麦尔式玻璃柜，里边摆着梅森瓷杯和盘子。他走到两扇窗前，把它们大大地打开。打开窗，这里几乎就像在天上一样，他说。他穿过走廊，左边显然是客厅，地板上铺着蓝色花纹的地毯，白色墙壁，一张不太稳的皮沙发，左边是壁炉，右边是一盏落地灯。鲁道夫·卢茨设计的，她说，我家也有一盏。他是我们的朋友，他说，一边把那里的窗户也打开。她站在走廊里，斜倚着门框。他会记住她现在倚靠在那里的样子。他折返回来，从她身边经过，但不会太近，然后绕过餐桌，推开右边一扇泛黄的双开门。门后是一间窄小的房间，里面是高到天花板的书架。我手艺不怎么好，他看着那些歪歪扭扭钉上的木板说道。她走近些。可这些书还在不停增长，他指着地板上的一摞摞书说。他和她一起望着自己的房间，就像在看某个陌生的地方。飘窗前有一张书桌。您在这儿写作？其实很少。我在格林卡街还有个工作室，我喜欢去别的地方写东西。这样啊，她回应道。我在电台工作需要的东西也都放在那边，我是他们的员工。做什么呢？她很好奇，她问问题的样子让他想起一只松鼠。作家，“常驻自由撰稿人”，就是这么叫的。常驻自由撰稿人？每年要写一个节目，其余的，他们会另算酬劳。都是些什么节目？她又像松鼠一样追问。有时候是历史方面的，写书查资料时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还能派上用场，他说，不然就是关于音乐的—作曲家，音乐家。我学过音乐学，对您来说可能没那么有意思。我喜欢巴赫，她说，心想有没有在收音机里听过他的节目。我也是，他说。红酒？他问。她说，好啊。

他从厨房拿酒的时候，她步入房间，环顾四周。书本前摆放着人偶和铁皮玩具，明信片靠在书脊上，一些照片被钉在木板上：一个小孩子，显然是他儿子，坐在一个小马上，空旷的风景中飘着云，一个漂亮女人坐在好莱坞秋千††上，可能是他妻子，正朝着拍照的人笑，由于照片凝固了时间，她正朝着所有看照片的人笑，也朝着她，她丈夫的女访客。她身后响起了玻璃杯的碰撞声，他一手拿着两只杯子，一手拿着酒瓶，听听音乐？他问，然后走向客厅。好的，她说，跟着他。

他抽出第一张唱片，为了看清背面的字，他戴上眼镜，选出要为她放第几首，然后将黑唱片从封套中取出，放进唱盘，用刷子扫去纹路中的灰尘，将唱针精准地放在两首之间光滑的空隙，趁这期间，她终于有时间静静地打量他。他窄削的肩膀。他的头发。相比修长的四肢，上半身显得很短，这让他的动作看上去总是有点摇晃。其实，从背面看，他简直像一个青年，像她的同龄人，可一旦转身朝她走来，他又变得成熟了。他挺直的鼻梁，薄嘴唇，灰色的眼睛。她坐在腿脚不稳的沙发上，他坐在旁边的扶手椅里。他摘下老花镜塞回衬衫口袋，点上一支烟。他倒上酒，不过他们没能碰杯，因为此时里赫特已经开始演奏肖邦的《a小调玛祖卡》。用为她放音乐的方式，他把自己交给了她。她感觉到了吗？她也弹钢琴，学过几首肖邦的圆舞曲，但直到现在和他一起倾听，她才意识到这音乐是多么濒临幽暗的深渊。降b小调谐谑曲，降A大调波兰舞曲，这期间他们什么都没说，也没有看向对方，唯有一致的沉默。直到唱片发出空转的摩擦声，唱臂“咔嗒”一声抬起，他才朝她点点头，举起酒杯和她碰杯。她喝了一口，他起身去换唱片。在此刻降临的静默中，从敞开的窗外，她听到了燕子的声音。

……

题图来自电影《名叫记忆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