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颜

　　通读中国古今文学作品会发现，方言一直是在场的。作为文学创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方言是体现地域精神、地域内涵最有效、最重要的手段。一个作家，无论怎样熟练地运用普通话，仍会不自觉地将口语形诸笔端，不经意间便烙上了方言的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方言恰恰是构建文学作品独特魅力的一道法门。

　　阅读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便很容易被其中不经意流露的方言带入东北农村，带入那个悲怆而凄惨的时代。作为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在鲁迅先生的力荐下得以发表，很快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

　　譬如她写到“麦场、窖子、石滚、炕角、窗纸、筐篮、胰子”，写到“河沟、乱岗子、棺材铺、屯子里”，写到“井上汲水的桶子，搅酱缸的耙子，喂猪的槽子，掘菜的刀子，掘坑的铲子”……那些东北农村的日常事物与场所，散发着语言的光芒，将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活脱脱地呈现在眼前，使我跟随她的文字，进入那个地域，体味那样一种质朴、辛劳又粗粝的生活。

　　农民们的生活是和牲畜、土地相依相伴的。小说中一次次出现“马勒带，马槽子，小狗生出来，山羊嘴上的粘沫”“田间的浅苗湛着青色”“你踏碎了俺的白菜”这样土味十足的表述，是作家在细微观察生活之后获得的经验。其间，许多动词的使用也颇具方言特色，如“绞上水桶”“走漏消息”“使他去抢”“跌在山根的大树干上”，读来准确又生动，于不动声色中融入了对故土的情感，作者建立了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这片土地曾经遭受无比残酷的蹂躏。整部小说用情感丰沛的笔调，细致地描摹着东北农民“贫苦无告”的生活，到处是“乱坟岗子，坍落的房屋，污没着鞋子的道路”。严酷的生存条件，不堪的社会环境，使他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都得不到满足，以至于人人麻木不仁、暴躁冷酷，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

　　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没有正经的名字，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或外号：罗圈腿、麻面婆、二里半、老王婆……这般称呼，堪称一种带着血泪的幽默。他们总是活得不如意，总是无奈地发泄着怨恨与愤怒，于是骂人的方言便充斥了通篇，比如“混账、败家鬼、吵家鬼、该死的”等。在那个时代，死亡发生得如此频繁，如此悲惨：备受丈夫折磨的月英在孤独无望中死去，成业亲手摔死了才满月的女儿小金枝……当活命都已成奢侈，临盆的女人得不到丈夫的关爱，人的生命变得微不足道，心底的愤怒和暴戾也被激发。萧红驾轻就熟地描述着男人、女人、孩子、动物的悲苦遭际，将那块灾难深重的黑土地上一个个痛苦的家庭，刻画得淋漓尽致、入骨入血。

　　胡适在《海上花列传》的序中写道：“方言的文学之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的确，在《生死场》的最后，农民们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实在活不下去了，民族意识和反抗情绪逐渐苏醒。是故，我们在小说中会读到“镰刀会、红胡子”，也会读到老毛子、日本子、洋鬼子这样的方言表述，那是他们对侵略者浸透着仇恨的称呼。小说还写到“枪子”，写起义的人，每人走到那枪口前就跪倒下去盟誓：“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被亡国之恨激发的斗志，在这裹着方言的盟誓中，于每个人的胸膛里激荡着。正如小说中时常出现的一句话：“有什么法子呢？”反抗，也许是最后的法子。

　　此时是傍晚，我搁下笔，如小说中所言，“阳光比正午钝了些”。所幸，那些含有丰富文化价值的词汇，仍在方言中鲜活着，在文学作品中抵达着普通话无法抵达的微妙、准确而又迷人之境。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