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去世，享年96岁。

3月15日上午，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哈贝马斯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童世骏教授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也是在3月14日晚间陆续收到哈贝马斯96岁去世的消息，但对他来说老先生的去世还有一点意外。

一个月前的2月1日，童世骏还给哈贝马斯发了一封邮件，“他隔了27分钟就给我秒回了。哈贝马斯平时回复邮件比较快，但这一次特别快。”在2月的邮件中，童世骏教授还在跟哈贝马斯商量，是否有机会今年暑假去拜访他。去年12月23日圣诞前，童世骏照例给哈贝马斯写了一封贺年邮件， 在回信中“哈贝马斯还对我说，要来的话，不要犹豫。”

这几十年的交往，童世骏教授说，在个人层面上，哈贝马斯对他印象最深的一面就是，“他是不倦学习的一个人。”

哈贝马斯可以看作是康德以来德国哲学传统的继承者，但在哲学理论研究之外，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他也一直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几乎所有全球重大政治议题上发表自己的见解，甚至直接介入。

哈贝马斯在这样一个时代——美以伊战争、乌克兰战争、以及欧洲多国极右化——离世，也许带有一些“壮志未酬”甚至失望。

“他太失望了。”童世骏教授说，在去年的一封邮件里，“他说，他对于欧美越来越不抱希望了。他觉得欧洲早就应该不能总是跟着美国走。“但事实上，在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时期，他的观点并不如此，他觉得北约应该一致行动。

当时，哈贝马斯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兽性与人道：一场处于法律遇到的边界的战争》，这篇文章在西方受到反战人士的广泛责备。

但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联名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解放报》发表文章《论欧洲的复兴：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呼吁欧洲人尽快行动起来振兴欧洲。

在人生的最后一、二十年，童世骏教授介绍，哈贝马斯很重视美国价值和欧洲价值的不同。“当然他也说，所谓欧洲价值在某部分也是向美国学习的结果，恰恰是美国实用主义教会德国人和欧洲人要解除自我中心，所以不能从本质主义来理解欧洲价值和美国价值的区别。”

但在现实层面中，哈贝马斯越来越觉得，美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非常强的两面性。“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联邦德国在其建制发展过程中需要文化支撑，他把美国和瑞士建国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看作是典范。但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讲，美国依然保持19世纪以来的所谓自由民主主义立场，把所谓自由民主这套东西看作一个强权，向全世界推销、传播、施舍。他觉得这里犯了一个范畴性错误，他觉得 goods和values是不一样的，values成立有效，必须要相关者接受同意才行。而goods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空降压缩饼干和水，不存在文化上的差别。但空降民主和法治不是那么简单，哈贝马斯说，美国人就是一直意识不到这一点。”

乌克兰战争之后，已经发生两周的伊朗战争，哈贝马斯会怎么看待？童世骏教授说，如果用哈贝马斯的框架来看，“则是进一步的退步，完全是利益外交和强权政治，既不是人权政治也不是仁慈的帝国在施舍。”

在晚年，哈贝马斯最痛心的也许是欧洲一体化的倒退，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MAGA化。“哈贝马斯虽然依然在捍卫欧洲一体化的信念，但他对欧洲状况非常失望。这有一点像1990年代初他反对两德统一，你会觉得他非常荒谬，但他的理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形成需要文化支撑，在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两德统一很可能让德意志沙文主义死灰复燃。如果是因为德国马克、经济和消费主义统一起来，这样的共同体不是他要的。欧盟后来的几次大的扩大尤其是东扩，其实稀释了欧洲的共同价值，所以他后来一直强调核心欧洲应该发挥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反对欧盟扩大，而是认为政治精英要有更多的政治考虑而不只是经济和国际政治策略的考虑。”童世骏教授说。

在童世骏看来，按照哈贝马斯的思路，政治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是个伦理问题。道德问题是普遍的，伦理问题与特殊共同体相关，此外还涉及一个是实用问题，这个和当下具体利益结构、权力结构、效率问题相关。“空洞地讨论这三个问题是很容易的，但需要综合来考虑，不能只考虑其中的一个。”童世骏说。

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哈贝马斯一直到90多岁还在进行公共讨论，而且都是一些很难的现实问题，他也不回避。比如乌克兰问题，童世骏教授介绍，哈贝马斯很早就说，应该谈判，不能整天说要打败俄罗斯，你要考虑实际情况，因为人家是核大国，以及欧洲要做出多少牺牲。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想清楚的话，这个局面是很麻烦的。现在看来，他的判断当然是正确的。

又比如加沙问题，作为德国人，哈贝马斯也迅速表态，但也有争议。哈贝马斯认为，德国人对犹太人负有特殊的责任，他当时的声音就被理解为偏袒以色列。但你仔细看他的论证，又不是那么简单。“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么麻烦的问题，能回避就回避，但他不。”

哈贝马斯的这系列“行动”，回应了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理论与实践”问题。

2001年，哈贝马斯来到中国访学共有七场演讲，演讲地点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其中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题目就是《再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当时的演讲中，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哲学的活动场域应当在于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构成了交往行为主体共同解决日常问题的视界。现代生活世界的分化（文化、社会和个性），向哲学提出了更高的功能要求，哲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解决生活世界某个领域的问题，而应当与生活世界建立起总体性的关系。

童世骏教授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话语是一种实践，参与公共讨论是一种实践，构建政治文化也是一种实践，但现在看来仅仅这些是不够的。”

对于中国学术和社会发展，哈贝马斯也一直保持关注。童世骏教授说，在2019年的一本书中，哈贝马斯对中国作为轴心文明之一的定位，比提出者雅斯贝尔斯还要高。“我感觉，他对中国有更大的期待。”

2024年，哈贝马斯的传记作者跟他有一个采访，采访中他对世界、欧洲、美国的现状非常悲观，“悲观到他都怀疑自己因为年纪大了，看世界就灰暗了。但他说，正因为年纪大了，所以来不及放弃我原来对人类学习能力的信心，坚持人类学习能力最终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信念。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想到中国会不会具有把西方开始的人权、民主、法治这样一种事业也当作全人类的财富，而不只是西方的东西。所以他对中国多了一些原先没有的期待。”童世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