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名为“开放”的智能体开始接管每个人的电脑，当算法和资本在“开放”的旗帜下重塑信息的流通、思考的方式、交往的可能，那么，哈贝马斯所守护的那个“开放”，那个让陌生人可以平等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还剩下什么？

尤尔根·哈贝马斯去世了。

这位九十六岁的思想家，用一生构筑了一座关于“交往理性”与“公共领域”的理论大厦。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末期，曾对互联网做出过一个冷峻的判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经济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务的媒介革命。

就在他去世的同一时间，一只红色的“龙虾”正在爬满互联网。

它叫OpenClaw，一个基于大模型API的自动化智能体开源项目。因图标酷似红色龙虾钳，被网民戏称为“龙虾”。短短几周，“养龙虾”成了科技圈乃至普通职场人的全民现象。有人用它写周报、盯盘、批量处理邮件；也有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养”的龙虾因指令错误，批量删除工作文件却无法阻止；有人在群里被“调戏”后，无意间吐出了公司营收数据。狂欢与焦虑、追捧与恐慌，在这只“龙虾”身上同时上演。据媒体报道，已有程序员靠卖“龙虾”相关工具一周入账26万，也有公司下发通知，要求员工“必须学会使用”。

这或许只是时间的巧合。但我总忍不住想：OpenClaw的“Open”，与哈贝马斯念兹在兹的“开放”（Öffentlichkeit），这两个词在同一时刻闯入我们的视野，真的只是巧合吗？

当“开放”成为一个AI智能体的名字，当“开放”的智能体正在接管每个人的电脑，当算法和资本在“开放”的旗帜下重塑信息的流通、思考的方式、交往的可能，那么，哈贝马斯所守护的那个“开放”，那个让陌生人可以平等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还剩下什么？

哈贝马斯的“开放”：一个理想的锚点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这样定义他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

这个“开放”不是一句空话。它意味着三层承诺：参与者的平等性，即讨论的有效性不取决于身份而取决于论据；议题的开放性，即原则上任何与公共相关的话题都可被质疑和批判；过程的公开性，即讨论在原则上向所有人可见，而非密室中的交易。

哈贝马斯忧心忡忡地指出，晚期资本主义导致了“再封建化”，即公共领域被利益集团和权力结构侵蚀，理性讨论的空间日益萎缩，曾经的“批判的公共性”沦为“操纵的公共性”。他未曾料到的是，互联网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让“再封建化”卷土重来。而这一次，被侵蚀的恰恰是“开放”本身。

算法的“开放”：从“共在”到“平行世界”

互联网诞生之初，曾被寄予复兴公共领域的厚望。开放、平等、去中心化，这些词听起来与哈贝马斯的理想如此契合。然而，哈贝马斯在晚年做出了一个冷峻的判断：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经济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务的媒介革命。这个判断的穿透力，在今天才真正显现。

算法最致命的一击，不是“推你爱看的”，而是取消公共议题的“共在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预设了一个根本前提：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讨论的是同一个话题。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们必须面对同一个事实，即政府出台的政策、社会发生的事件、需要裁决的公共议题。正是这种“共在”，让争论成为可能，让说服成为必要。

而算法带来的是“平行世界”。以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社会事件为例，在不同社交平台的算法推荐下，用户接收到的“事实框架”往往截然相反：一边是铺天盖地的现场视频，另一边则是“查无此事”的辟谣推送。你刷到的世界，与隔壁邻居刷到的世界，可能完全不是同一个版本。不是观点不同，是“事实”不同。你们不是争论如何解释世界，而是争论“世界到底是什么”，而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无从展开，因为彼此的证据来源已被算法区隔。

更隐蔽的是，这种区隔被体验为“自由”。每个人都在自己选择的世界里畅游，每个人都在算法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中获得舒适的确证。但哈贝马斯会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选择观看什么”，而是“能够与他者共同面对同一个真实”。当“共同面对”消失，自由就退化为孤独的幻觉。

这就是“开放”的第一重异化：算法仍然在推送内容，仍然在提供信息，但它取消了那个让讨论得以成立的“共同世界”。开放还在，但开放的“之间”已经消失。

OpenClaw的“开放”：从“对话者”到“行动者”

如果说算法只是取消了“共在”，那么OpenClaw代表的AI智能体，正在摧毁“交往”本身。

理解这一点，需要先理解OpenClaw的特殊性。它不是一个像ChatGPT那样“只会说”的对话式AI。通过调用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它能理解你的屏幕画面，能模拟你的鼠标和键盘操作，能替你执行复杂的多步骤任务。从“对话”到“行动”，这一字之差，是质的跃迁。AI第一次从“硅基大脑”进化出了“硅基手脚”，它能替你回复邮件、填写表单、抢购限量商品，甚至替你“盯着”股市行情自动交易。

问题就在这里。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有一个常被忽略的理论根基：任何言语行为都暗含着理解、真实、真诚、正当的“有效性主张”。我说出一句话，同时就在承诺：这句话是你可以理解的，它陈述的内容是真实的，我的表达是真诚的，我提出的主张是正当的。交往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承诺可以被质疑、被检验、被辩护。而质疑、检验、辩护的前提是：说话者是可错的。

现在，请把这个模型代入人与AI的对话。

AI的问题不在于它“犯错”，人类也常犯错。问题在于，AI的“错”是无风险的、无承诺的、无担当的。它不持有立场，所以不需要捍卫真实；它没有内心世界，所以无法承诺真诚；它不承担后果，所以无所谓正当。它永远顺着你的逻辑走，永远温柔地回应：“你说得对，我再想想。”一位资深AI产品经理曾在播客中坦言：“我们最怕的不是AI不够聪明，而是它太‘好说话’了，它永远不会像真人那样，因为觉得你的想法荒谬而拍桌子反对你。”

当OpenClaw开始“行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成倍放大。一个只会聊天的AI最多是“胡说八道”，但一个只能主动执行任务的AI却可能酿成大祸。在小红书和微博上，已有不少用户分享自己的“翻车”经历：有人设置“龙虾”自动整理下载文件夹，结果它把整个桌面的文件归到了回收站；有人让它帮忙“优化工作汇报”，它直接调取了公司内部薪资表附在邮件里发送了出去。

但这还不是最深的。最深的是：当一个人习惯了与这样的AI对话、让这样的AI替他行动，他可能会对真实的人类交流失去耐心。因为真实的人会反驳、会情绪化、会不讲逻辑。真实的人有立场、有利益、有无法被算法捕捉的复杂性。而与AI对话太舒服了，它永远顺着你，永远不让你难堪。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OpenClaw的“开放”，即开放权限、开放系统、开放行动能力，让每个人都能“表达”和“行动”，同时也让每个人失去了必须与他人“对话”的理由。

表达不再是为了寻求理解，而是为了被AI优化；对话不再是为了碰撞思想，而是为了获取更精准的执行。

这就是“开放”的第二重异化：AI摧毁了交往的前提，即可错性、风险、对他者的真实承诺。它用无风险的顺滑，取代了有风险的对话。

“开放”的命运：从公共领域到私人代理

哈贝马斯的“开放”，指向的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公共空间。它既不是权力的附庸，也不是市场的奴隶。它的存在，恰恰依赖于一个“之间”：它既不完全属于私人，也不完全属于国家。

而OpenClaw的“开放”，指向的是另一个方向：它把AI从公共的对话者，变成了私人的代理者。你“养”一只属于自己的“龙虾”，它替你干活、替你决策、替你执行。它越“懂”你，你就越不需要与他人交流；它越“像”你，你就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不仅是“公共领域”的萎缩，更是“公共”本身的消解。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AI代理，当每个代理都在各自的平行世界里执行各自的指令，那个曾经让陌生人坐下来平等讨论的空间，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有人会反驳：AI代理也可以帮我参与公共讨论，它替我写评论、替我整理资料、替我分析政策。但问题是：当“替我”变成常态，那个“我”还在吗？当表达被代理，思想被外包，讨论被优化，那个会困惑、会挣扎、会追求理解的“主体”，还剩下什么？

尾声：在可错中追求理解

哈贝马斯走了。他留下的“公共领域”理想，在今天看来比任何时候都遥远，也比任何时候都珍贵。

“开放”曾经是一个美好的承诺。OpenClaw的“Open”，本该延续这个承诺。但今天，当这只“龙虾”爬满互联网，我们不得不问：这个“Open”，还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那个“开放”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哈贝马斯的“开放”，指向的是“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公共空间；而OpenClaw的“开放”，指向的是“之内”，即AI对私人领域的深度介入。前者让人走向他人，后者让人退回自我；前者需要对话、风险、可错性，后者提供顺滑、效率、确定性。

人会变成什么样？社会会走向何方？

答案不在算法里，不在AI里。它藏在每一个选择里：是选择走进算法为你编织的平行世界，还是努力探出头去看看别人的世界；是选择与永远顺着你的AI对话，还是笨拙地、磕绊地、真诚地，与一个会反驳你、也会被你说服的真实的人，说上一句话。

因为说到底，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能获取信息，不是因为能拥有代理，而是因为能在可错中追求理解；不是因为能孤独自处，而是因为能在孤独中思念他人，在人群中守护自我。真正的交往，从来不是无风险的顺滑，而是两个有限的存在，在彼此的质疑中，共同靠近那个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的真实。

当“开放”不再开放，当“公共”退守私人，我们更需要记得：那个“之间”的空间，那个让人成为人的地方，值得用一切代价去守护。

这或许是对哈贝马斯最好的纪念。

（本文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