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张磊 校对 赵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摘要中指出，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胃肠肿瘤转化研究实验室主任季加孚提出，提高癌症诊治和慢病防治水平，有利于推进“十五五”中健康目标的完成，但当前，我国仍面临癌症筛查人群覆盖率偏低、基层专业人才匮乏、居民健康素养有待提高等问题。

医疗机构癌症“诊-治”服务能力发展仍不充分

新京报：今年“十五五”的目标之一是将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作为肿瘤领域的专家，你对这个目标怎么看？从医学上有哪些可以做的？

季加孚：肿瘤分为良性与恶性，恶性肿瘤就是癌症，是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早诊早治是我国癌症二级预防的核心策略，规范化筛查是降低人群癌症死亡率的关键举措。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明确提出，要推广癌症早诊早治，建立健全癌症筛查长效机制。对于癌症等重大慢性疾病，需构建“防-筛-诊-治-康-管”全周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形成“防-筛-康-管”在基层、“诊-治”在二、三级医院的分级诊疗格局。然而，当前工作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破解，对于提高相关人群的健康水平和寿命是有益的。

新京报：这些问题集中在哪些方面？

季加孚：一方面是医疗水平，一方面是人群的健康素养。

癌症的发生发展机制复杂，且具有显著的人群异质性，其全周期管理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因此可以看到目前居民遇到癌症相关问题往往首选大医院就诊。

即使在医疗卫生资源相对丰富的发达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在癌症预防（高危因素宣教及干预）、筛查（高危人群识别）、管理（高危人群随访）等方面的服务能力依然薄弱，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而从全国范围看，二级及以上医院的癌症“诊-治”服务能力发展仍不充分、不均衡。

与此同时，人们癌症筛查参与意识薄弱。

研究表明，我国癌症筛查的人群覆盖率总体偏低。即使在医疗服务可及性较高的经济发达地区，癌症筛查参与率依然不容乐观——以北京市为例，40—74岁居民接受过上消化道肿瘤和结直肠癌筛查的比例分别仅为6.4%和3.2%；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内蒙古自治区，同年龄段居民接受上述两项筛查的比例更是低至2.91%和0.86%。这一现状严重制约了癌症筛查策略的实施效果。

基层医院应配备至少1名有癌症筛查能力的医生

新京报：提高基层的服务水平是近年来医改一直强调的内容，但如你提到的，肿瘤的发病机制很复杂，对专业技术水平要求很高，基层全科医生在肿瘤防治中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有哪些可行的办法？

季加孚：基层医生的定位不是治疗癌症，而是在更前端进行筛查与早诊。我认为应当确保每家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至少配备1名掌握癌症危险因素控制、筛查与早诊技术的全科医师，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从技能上来说，这类医生应当提升癌症高危人群识别与管理能力。在做法上，可以依托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专科委员会的技术优势，推进基于价值导向的基层癌症防治能力建设，使基层真正成为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新京报：从普通市民的角度，如何增强他们的癌症预防意识？

季加孚：我认为应当结合各地癌症疾病谱特点，针对重点高发癌种开展科学规范的防癌科普宣教，多途径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并且着重加强经济欠发达及边远地区的防癌健康教育。

这种宣教可以在公共场所、媒体上进行，如充分利用公共交通站点、人员密集且流动性大的公共场所宣传栏，以官方媒体形式发布癌症危险因素、筛查及早诊早治等科普海报；也可以由医生来强化，如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派驻专家为当地患者诊疗时，也可以将科学规范的防癌理念传递给当地居民。

建议科研院所与基层共建“健康小屋”

新京报：你今年带上会的建议中还提到了慢病防控的问题，为什么关注慢病？

季加孚：我国慢性病防控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慢性病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慢性病死亡人数占居民总死亡的比例超过80%，而慢性病由于发病率高、病程长、有效控制率低、经济负担重等特点，已经成为威胁群众健康、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然而，相关专业人才匮乏仍是制约慢病防控工作的重要瓶颈。

慢病防控的“主战场”是基层医疗机构，他们缺乏慢性病筛查、干预的专业人才和设备，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尤为突出，面临专业人才短缺、技术设备不足、健康管理能力薄弱等困境；科研院所虽拥有人才与技术优势，但存在研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科研院所的研究多聚焦理论层面，缺乏基于基层真实场景的数据支撑，导致慢病防控技术成果转化率低；同时，研究生实践育人环节与基层实际需求结合不紧密，未能充分发挥科研资源对基层慢病防控的支撑作用，形成“研究难落地、实践缺指导”的双重困境。

此外，卫生健康、教育、科技等部门在慢病防控工作中缺乏常态化协作机制，资源整合不足；健康小屋等基层服务载体缺乏统一的建设标准和政策支持，难以形成防控合力。

新京报：你提出的解决思路是什么？

季加孚：我建议借鉴科技小院“产学研用”融合模式，推动科研院所与基层共建健康小屋。支持科研院所基于小屋真实数据开展慢病危险因素分析、干预效果评价等研究，形成可推广的适宜技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这样既能实现优质资源下沉、提升基层慢病防控能力，又能为科研院所提供真实世界研究场景、助力研究生实践育人，是打通慢病防控“最后一公里”、实现医防融合的创新路径。

新京报：这套模式怎样运行？

季加孚：可以推行“1所科研院所+1家基层医疗机构+N个社区/村”的健康小屋共建架构：科研院所负责技术支持与人才派驻，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场地与基础医护力量，联合覆盖周边N个社区或行政村的慢病管理工作。

制定《健康小屋建设与管理规范》，明确其“筛查评估、干预指导、随访管理、科研实践”四位一体功能，配备智能体重秤、体成分分析仪等基础设备，重点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争到2027年覆盖80%以上的县级行政区域。

同时，建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科研院所与基层共建健康小屋实施意见》，将共建工作纳入地方政府慢病防控考核指标。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补助资金，地方按1:1比例配套，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形成多元化资金支持模式。建立“月度监测、年度评估”机制，重点考核服务人数、慢病管理效果等指标，对优秀示范点给予资金奖励并推广经验。

值班编辑 古丽 实习生 赵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