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崇左市龙州县把要屯的第三日，因要赶回南宁市上班，我一大早便要启程。

　　闹钟在凌晨5时半响起。天还黑着，窗外只有几颗星星亮着。车发动时，引擎声在寂静的屯子里格外清晰。从屯子到高速公路入口有8公里路，我以为自己是最早出发的，却错了——本地的砍蔗队和外地来的帮工，早已扛着砍刀下田劳作。本地人多骑摩托车至田边，车筐里放着馒头和水壶；外地人则住在设在田边的临时工棚里，方便就近砍甘蔗。

　　正是收甘蔗的旺季。甘蔗多是机械化收种，但南方多地地势崎岖，机器进不去，只能靠人工砍。砍甘蔗按捆计费，熟练的工人一天能砍200多捆，日入300至500元不等。每年寒假，还有不少广西本地高校的学生来崇左参加社会实践，参与砍甘蔗，既能帮农忙，又能体验乡土生活，且有收入，一举三得。

　　每年11月起，糖厂开榨，农友们便开始砍甘蔗，一直忙到翌年三四月。年底南疆龙州最冷的日子也不过两三天，气温从不低于5摄氏度，大多时候都在20摄氏度左右，正适合砍甘蔗。

　　天渐渐亮了，路上的车也多了起来，需不停鸣笛避让。来车的类型繁杂：田里有小型收蔗机发出“突突”声不停奔忙，路上有满载甘蔗的卡车、为边贸拉货的本地外地货车，还有农用手扶拖拉机、三轮车、电动自行车，以及各地前来支援砍甘蔗的车队。整条公路车流匆促，引擎声、喇叭声、甘蔗叶摩擦的“沙沙”声混在一起，一片轰鸣，却透着满满的生机。

　　一辆高大的运蔗卡车从我身边经过，车厢蹭过路边的三角梅，紫红的花瓣落下来，散在路面。待后面的摩托车驶过，花瓣被风吹得旋转起来，像天女散花，落在砍甘蔗农人的脚边。

　　不久，晨曦破云，红日从蔗田尽头升起来，金色的光洒在甘蔗叶上，绿得发亮。此刻，去弄岗观鸟的车队、去看花山岩画的采风者、赴弄岗研学的师生队伍，都朝着乡间赶来，加上早班的客运车、送孩子去镇上上学的电动自行车，各式车辆在路上会合，像胜利会师般浩浩荡荡，好不热闹！

　　车驶过村口时，遇见堂哥正握着砍刀往田里走，他看见我，远远地喊：“阿军，没办法多陪老人几天吗？”

　　“得回南宁上班了，过段时间再回来！”

　　我摇下车窗挥手告别，眼眶有些发热。

　　把要屯是我人生的起点，如今仍是我心灵的终点。无论走多远，故乡赐予的奶名——阿军，总是心底最暖的呼唤。

　　从前母亲唤我“阿军”，是催我吃饭、嘱我添衣；如今乡亲们唤我“阿军”，是讲火龙果的收成、龙须菜的价钱，是说黄智强的鸟舍又接待了外国客人。奶名没变，故乡的日子变了，可那份踏实劲儿，从来都在。

　　车开出去老远，后视镜里的屯子越来越小，却看见村外渡口边仍有候船人。江水清澈，渡船缓缓划过水面，两岸青山峭壁上，是世界文化遗产左江花山岩画。赭红色的岩画里，无数“小红人”举着手臂，像是在欢呼，又像是在祈祷。终日有采风者前来，对着崖上的小红人指点评说，一站就是半日，谈论着祖先如何在这数十米高的崖壁上作画，谈论着这些图案藏着怎样的秘密。

　　这些岩画在山崖上待了千年，风吹雨打也没褪色；就像我的奶名，在记忆里藏了几十年，从未被遗忘。原来故乡从不是一个地方，而是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奶名，是草木香，是亲人的笑，是无论走多远，一回头就看见的温暖。

　　车驶上高速公路，风从车窗灌进来，带着甘蔗的甜香。我仿佛又听见母亲在身后唤：

　　“阿军，记得常回来啊！”

　　我用力点头，心里答：“会的，一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