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编者按

　　在知识创新与教育转型的浪潮中，新文科建设成为文科突破学科壁垒、回应时代挑战的关键路径。本版邀请专家从不同维度展开阐释，既剖析了文科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与进路，又指明了其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服务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价值，旨在为推动新文科建设走深走实提供思路借鉴，助力文科在跨学科互动中焕发新活力、实现新发展。

　　中国的文科学术研究处于一个亟须突破的瓶颈，这是新文科建设提上日程的直接原因。在文科的学科交叉研究与新文科建设的关联审视中，为文科寻求新的发展进路，以期实现突破现状的新文科发展目标，便成为新文科建设的基本任务。

　　文科学科交叉研究与新文科建设的相关性毋庸多言。新文科建设就是要突破目前文科的客观处境与主观选择，让文科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不至于显著落在时代变迁步伐的后面。为此，首先需要理解两者联袂而出的背景。在大小两个背景的审视中，小的背景是文科现状堪忧。从身处文科主阵地的大学来讲，主要表现为分科学术体系中大理科（即理工农医）相较于大文科所表现出来的优势，社会对文科的接受度低，文科就业状况相当低迷。从研究的状态上讲，富有新意与创意的文科研究成果不多，大多处于程度不同的重复水平上，成为人们广为诟病的“圈子学术”。因此，文科与科技革命时代大理科的蓬勃发展形成落差。大的背景则是文科从社会功用到心灵引导都相当疲弱。从社会引导力来看，其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不大；从国际学术界观察，能够与国际同行对话的学术成果甚少；从其对社会历史的感受上审视，对接历史文化传统不足不说，对现实的规避也显著可辨，对未来的展望更是缺乏穿透力和启发性。这些弱点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讲的，而在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回应上，文科也表现得相当乏力，对历史传统的消费明显强于对现实的准确指点，面对具身智能的勃兴，更是难以做出有力回应。因此，文科学术研究如何寻求突破，成为引发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中追寻老文科“落伍”的主要导因，有两点需共同强调：一是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加剧了文科的危机，需急起直追以赶上技术革命的步伐，避免被技术革命大潮抛弃；二是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话语体系建构成为当务之急。将两大方面综合起来看，新文科依循学科交叉（如文文交叉、文理交叉、文工交叉、文医交叉等）新兴进路展开新式研究，具有充分必要性与绝对重要性。新文科建设是因应文科现状做出的一个政策性布局。从促进学科交叉的文科研究政策史角度讲，这是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为政策制定者所强调的方向性原则。到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这一强调的力度显著加强。需要看到，在得到强有力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必须按照文科学术的自身逻辑展开深入探讨，保证学科交叉研究的严谨性与实效性，才能避免政策的悬空，实现新文科建设的有效运行。在新文科建设中寻求学科研究以实现文科突破的目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这就促使人们深入细致地理解学科交叉的意蕴，具体而微地探寻交叉研究的进路，有针对性地确立学科交叉研究的目标。

　　学科交叉的进路选择，直接影响甚至根本制约了这一研究模式的学术收获和认同结果。就大文科而言，学科交叉研究存在大中小三种进路。大交叉，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国家在大理科与大文科之间长期倡导的进路。这是一个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与社会变迁朝纵深展开所促成的国家科学研究取向。这一取向很难由大学内部力量驱动，必然以国家力量的全方位布局为前提条件。大科学、大技术、大人文的交叉研究攻关，是决定一个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世界地位的研究模式。其研究的实际部署，需要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甚至是在国际社会中确立课题、聚集资源、广泛合作、长期推进、寻求突破。其研究成果殊难取得，一旦获得就会极大地推动科学进步。目前在人工智能研究上的国际合作属于此类。中交叉，存在国际合作成分，但主要限于一国范围内不同学科间的合作，可以在三类文化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进行，也可以在某两个学科领域中展开，还可以在一个学科内进行。前者如中国新文科发展的文理综合国家战略安排，中者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渗透，后者则如人文学科的数字化改进。小交叉，主要是在学术界同行中展开的研究工作，其规模不大、课题确定、目标具体、取向明确。诸如哲学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社会统计学、情感心理学等交叉研究便是如此。

　　在此基础上，需要区分交叉研究的两种动力机制。由于文科的研究载体一般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因此，研究机构的学科安排与人员配置，对学科交叉研究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中间存在组织机构交叉与学者个体交叉两种研究路径。前者属于学科导向的交叉研究路径，后者属于问题导向的交叉研究定位。文科大学与研究机构建立在组织相对固定的建制结构上，因此，学科的组织结构是稳定的。学科的建制，由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知识积累、学人团体、知识评价、社会认可、影响领域等因素构成。它的相对稳定，是一个学术结构被同行承认与社会接受的标志。正是因为这种稳定性，文科的交叉研究不可能随时随地改变依照学科设立的机构，只能在既定机构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灵活调整。诸如STS（科学、技术与社会）、PPE（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这样的跨学科建制与研究委员会（如哈佛大学的宗教研究委员会、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便成为保有既定学科建制的基础上，为相对僵化的学科建制注入灵活性的一种有效安排。

　　学者个体的交叉研究，属于很难统一规划的分散化研究方式。对于那些罕见的、足以引领一个学科发展的天才型学者来讲，他们身上自然而然显现出跨学科的天分。如奠定传统学术基础的亚里士多德、孔子与老子，确立现代学术方向的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发展现代学术的马克斯·韦伯、罗素、罗尔斯等等，都是交叉研究的典范。但倡导学科交叉研究，对于那些拘守学科边界的拘谨学人具有特殊意义。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定势，进入某个学术组织的人员，习惯性地信守学科与学科组织的边界，常常不敢越雷池半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的学术生涯平平顺顺。陈规陋习造就了谨小慎微，文科的知识突破非常少见。相对于大理科学者而言，文科学者最擅长的应当是对社会变化的敏锐感知、思想诊断与学术表述。相关的学术研究实践，在拘守既定学科与学术边界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创获的。因此，需要大力倡导学科交叉，以求创造性回应大变动时代的根本挑战。身处大变动时代的文科学者，需要勇敢跨出学科的舒适区，在不同学科间游走，以求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联动催生的大问题进行有力的思想—学术回应。

　　与现代学术总体上的特点一致，现代文科学术发展呈现出精细化与宏大化的特点。这意味着文科学科交叉研究不会单纯指向宏大论题，需要多学科攻克的微观难题会同时呈现在文科学术领域中。在前者，学科交叉呈现为多学科、宏大化的合作；在后者，学科交叉主要表现为跨学科、具体化的问题深究。前者需要突破大学与研究院的学科建制壁垒，不受学科学术的限制；后者则需要谨守学科建制，在现有的学科设置基础上寻求合作。前者显现出大学与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院之间、产学研之间、国际层次与国家范围的研究动员；后者则展现出大学与研究院内部因应具体问题研究所需要的院系整合。为推动文科学科交叉研究，需要从基础性训练到高深研究进行系统规划：从培养学科交叉研究的后备队伍上讲，不仅要弥补现代专业知识灌输造成的人文缺失，也要消除专业壁垒造成的知识遗漏。从激励从事高深研究的博士生与专家的角度讲，跨学科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有助于形成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视野、新论题和新成果。

　　归根结底，文科学术研究的学科交叉尝试，依赖于从业者即文科学者积极响应。从学术源流上讲，文科交叉研究的一个重要知识源头在于，学科的最初定位便是交叉性的。当下倡导的学科交叉，其实可以称为学术返祖现象。现代学术分科日益细密，但不存在孑然孤立的单一学科学术问题以及相关研究范式。新文科建设需要因应这一学术大趋势，积极鼓励文科学者顺应学术主潮，并做出相应的大学与研究院体制机制调整。这是新文科的创新之路。

　　文科学科交叉研究与新文科的建设，直接基于两种反应方式及相应矫正机制：危机性反应和跟随性补缺，战略化决断与引导性定位。文科现状激发的危机感，尤其是应对科学、技术大革命造成的文科发展相对迟滞，是目前倡导新文科、展开交叉研究的直接动力。文科尝试自我革命，以期跟自然科学的发展齐头并进。但学科交叉基点上的新文科建设，不应受困于这一被动的反应机制。变被动为主动，是新文科建设中学科交叉研究的应有之义。这涉及文科交叉研究以及新文科建设的大战略选择问题，站在主动引领科技发展的位置上，不应为文科危机或人文危机所挫败，而应为文科转机或人文重建所激励；站在被动适应的位置上，则会为文科落伍或人文失落所困，让文科陷入难以化解的困顿状态。何去何从，不言而喻。

　　在新文科建设中着力进行的交叉研究，具有宏观与微观的不同目标模式：从前者讲，基本目标是重塑价值、整饬人心，改善功用、利好社会，优化政策、寻求善治。就后者论，主要目标是改善大学文科现状，扶正文理严重倾斜的天平，发挥文科引领社会前行的作用。在两者之间的中间性目标，则是有力促进人文学术的长足进步，促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种文化均衡发展，有力保障人类社会对于自身、社会与环境的健全认知与实践谋划。这些目标属于预期值，是否能够成功兑现，有赖于文科学者与有关各方竭心尽力的奔赴。

　　（作者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