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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中东夜空被战火照亮。在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中，人工智能被认为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形容：「AI扣动了战争的扳机。」而这背后，站着一家叫帕兰提尔（Palantir）的公司，其创始人亚历山大·卡普和高管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写了一本书，《科技共和国》。

书中他们对硅谷巨头、精英大加批判，认为当前的数字时代已经被在线广告、网购电商及社交媒体和视频分享平台主宰，技术精英们痴迷于浅薄但利润丰厚的项目，却对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集体沉默回避。他们认为，硅谷的工程精英们应该积极投身于国家防务以及国家使命的塑造。

毫无疑问，AI是当下最火热、热钱涌入最快的行业，当AI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间的竞争便绝不仅限于企业发布的大模型排名。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中对硅谷技术中立论的评价，尽管作者写的是美国，但站在数字时代的镜子面前，谁都能照一照自己。

作者：[美] 亚历山大·卡普、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1.趋向虚无的道德观

硅谷当代的领袖们，也就是那些构建了如今支配我们生活的科技帝国的人，大多都成长于一种名义上尊崇正义原则的文化环境。然而，在这种文化环境下，除了平等和尊重他人权利等基本规范，那些困扰我们道德生活的更广泛议题基本上都是被禁止讨论的。任何关于「何为良善或有道德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忠于国家意味着什么」等话题的探讨，都超出了可允许言说的范围。

作为美国大学体系进一步开放后的首批重要毕业生，这一代人不愿意限制自身选择、不乐于排斥异见，也不喜欢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无论是在商业决策和精神生活中，还是在个人及情感领域，他们都把「保持选择的灵活性」作为其最高原则。这代创造者的归属感，基本都投向了他们亲手创办的企业。而且，从小接受的学校教育中，他们就被灌输了这样一种观念：任何对美国使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过分热忱的尊崇，都应当受到质疑，绝不可盲目接受。

艾米·古特曼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她曾如此概括那个时代的逻辑，「我们的首要道德忠诚不应归属于任何群体」，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组织，而只应归属于「正义」本身。

对当时乃至今日的许多人而言，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脱离实体依托的道德，一种摆脱现实生活复杂性的超然存在。但这种趋向虚无、超越国家且过于学院化的道德观，却削弱了人类的道德能力。发达国家的世界主义者与技术精英们自诩为世界公民；在他们看来，财富与创新能力已使其获得了彻底的自由。正如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精英属于世界，民众则属于地方。」

这一代科技创始人与程序员的本能是回避抉择、拒绝站队、不得罪任何人。然而这种对选择权的盲目崇拜却带来了恶果，因为它禁锢了年轻心智的成长，并迫使其陷入一种永远在准备却永远不敢真正投入战斗的尴尬状态。而未来终将属于那些敢于自沉战船之人。当下世代总是有各种退出通道与后备计划，总想着如何将自己观点中的棱角磨平，绝不考虑为事业做拼尽全力乃至孤注一掷的投入。

但事实上，这种投入实为成功之所必需，而即便最终失利，也能带来足以催人奋进的深刻教训。

无论我们情愿与否，当今美国新兴的技术阶层都已成为我们所处之新世界的主宰。这些往往将软件与人工智能视为人类救赎的精英当然也有信念，但归根结底，他们的信念中只有自己及其创造的技术，对于国家整体使命以及存在意义等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议题，他们则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只关心创造，但我们应当追问的是，他们创造的目的和理由到底是什么？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 1961 年 1 月的告别演说中警告，我们既要警惕「军工复合体」的崛起，也要警惕「公共政策沦为科技精英的获利工具」。我们当前的创新时代已经被软件工程师们盲目的技术构建所主导，他们仅仅因为有能力创造而创造，却从未思考过更为根本的目标。

这种纯粹为了创造而创造的欲望中蕴含着一种纯粹性，其迸发的巨大创造力，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2004 年联合创立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指数级增长的范式——从区区数十用户，到数百、数千、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用户，这种规模扩张的速度与幅度，不仅超出了人类此前的想象，而且到现在也仍难以让人完全理解。他的平台屡次突破人们所预想的增长天花板，令支持者与批评者都感到困惑不已。

2010 年电影《社交网络》上映后，扎克伯格对影片将他的创业动机解读为追求社会地位甚至异性青睐的做法提出异议。「他们就是无法理解有人会仅仅因为喜欢创造而去创造某个东西。」他在 2010 年10 月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如是说。

这番话道出了新一代软件工程师与创业者的心声：他们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对创造本身的热爱，与任何宏大世界观或政治议程都毫无关系。这些人正是所谓的「技术中立论者」。

我们的教育机构及更广泛的文化土壤催生了一批新型领导者，他们不仅对世界持中立或不可知的态度，更严重丧失了形成独立真实世界观的能力。这种内在信念的缺失使他们极易沦为他人谋略与设计的工具。整整一代人都面临丧失批判性思考世界及其自身定位能力的危险。我们必须警惕的不仅是美国思想的封闭化，更是这种思想的「产品化」。

当今硅谷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嘲笑大众对枪支与宗教的依附，但他们自己却沉溺于另一种伪装成思想的浅薄而贫乏的世俗意识形态。

当代文化或许已将「所有观点都应被包容」视为不言自明的公理，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些特定的社会圈层，诸如在很多公司的董事会，尤其是在我们最顶尖的院校中，哪怕只是稍微地流露对某种宗教的虔诚信仰，或是真心相信某种高于人类力量的存在，就会被视为前工业时代的蒙昧遗存。这种转变已持续了数十年。精英阶层对宗教信仰的排斥恰恰证明，他们所推行的政治议程，实则远没有其所宣称的那样开放。

正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L. 卡特在其 1993 年出版的《怀疑的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这个国家的知识统治阶层看来，「只有那些狂热分子才会认真对待宗教」。卡特指出，当今对宗教的怀疑，实质上源自现代，它或许可追溯至弗洛伊德。 后者一直将宗教视为一种强迫性的冲动。

在 1907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强迫行为和宗教实践》的文章中，弗洛伊德写道：宗教的核心在于围绕罪疚与赎罪的反复摆荡，而其形成则「似乎是建立在对某些本能冲动的压抑和克制之上」。或许正是精英文化中这种针对宗教的、时常公然的敌意，阻碍了当代人信念的形成和发展。

毫无疑问，不愿意根据新证据修正自己的观点，这本身就是对进步的一种阻碍。正如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所言：「一项新科学真理的胜出，绝不是依靠对反对者的说服以及获得其认同，而是因为这些反对者的最终消亡。」

西方文明的奇迹就在于其对科学的坚定信仰，然而这种信仰也可能使我们忽略了对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品质——智识勇气的鼓励和培养。而所谓的智识勇气，就是要求我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依然要保持某种信念或坚定的立场。

我们变得过于急切地将任何情感或价值观的表达驱逐出公共空间。美国的受教育阶层满足于置身事外，不愿对美国的国家使命做任何实质性探讨：我们这个国家究竟为何？我们的价值观为何？我们的立场又为何？

战后美国这场声势浩大的世俗化进程，受到许多左派人士私下或公开的喝彩，他们将系统性地把宗教从公共生活中剔除视为包容性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场胜利。

但这场对宗教的围剿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是，彻底抹杀了所有容纳信仰的空间，整个社会中再也没有任何余地能够让我们表达美国曾经为何或应该为何的价值判断和规范理念。国家的灵魂因此岌岌可危，被以包容之名放逐。但问题在于，对一切的宽容往往也意味着对一切的虚无。

我们无意中剥夺了自己批判任何文化的机会，因为所有文化乃至所有的文化价值观，都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经过数十年的争论，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已然走向穷途末路，其局限性更是暴露无遗。

正如福山所言：「如果所有信仰都具有同等真实性或历史偶然性，如果理性信念只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偏见，那么即便是针对那些最野蛮的行径，我们也将失去道德评判的立足点——当然，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身也将失去其认识论根基。」

战后美国对信仰的剿杀实属矫枉过正，并使整个社会陷入脆弱境地。难道美国仅仅是一个帮助那些信仰全球化的受教育新贵谋利的工具吗？

在这场针对信念的持续围剿中，多数美国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观望态度。这并非因为他们思想狂热或心怀隐秘偏见，而是出于一种合理的警觉和怀疑。鉴于言论及语言已被一群世俗主义的卫道士严密监控，即便是对「不得冒犯任何人」这条新首要指令的哪怕最轻微违反也会遭受批判，因此，每当人们试图主张某种生活方式或价值体系优于其他时，都不得不如履薄冰。

在形式上，异见仍被允许存在。但这种宽容实则反复无常，也甚为肤浅且脆弱。

2.只索取利润，不承担责任

那些反对将公司资源用于为美国军方开发软件的谷歌员工，清楚地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但却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支持什么。我们所描述的问题，并不是一种基于原则的和平主义或非暴力立场，而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对任何信仰的丧失。这家公司的成功，本质上是因为其构建了一套复杂且极为盈利的机制，能够通过在搜索结果中嵌入消费品和服务广告来进行商业变现。这项服务至关重要，而且已经重塑了整个世界。但企业和相当一部分员工，却回避了关于国家使命与身份认同等更为根本的问题。

他们仅仅满足于划出自己不愿逾越的红线，却不愿意就如何通过企业创造服务于国家使命做出积极构想。他们乐于从我们的搜索历史中谋利，却不愿捍卫我们的集体安全。

更不用说，谷歌与硅谷众多科技巨头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美国的教育文化、法律保护与资本市场。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本身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和支持的结果。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其《创业型国家》一书中批判了硅谷的这种集体失忆现象。她指出，美国军方的角色已被当今的软件巨头们「遗忘」，它们通过重构历史，不仅将自己置于核心位置，同时还淡化甚至抹除了政府在推动和维系创新中的作用。

正因为缺乏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更宏大目标，许多人只能转向他处，这并非出于某种道德缺陷，而是因为我们最受敬重的教育机构已从文化的承载者沦为行政管理者。

我们对宏大命题的回避，使大量才华与热忱无处安放。整整一代最杰出的人才，无论自愿与否，都流向了少数几个行业领域。

例如，2023 年一项针对哈佛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有近半数学生选择进入金融或咨询行业。而据《哈佛深红报》分析，1971 年的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中，仅有 6% 进入这两个行业。这一比例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持续上升，在 2007 年金融危机前达到了 47% 的峰值。

美国高等教育的工具化趋势仍在持续，且未受到任何有效遏制。1966—2010 年，获得人文学科学位的大学毕业生比例从14% 骤降至 7%。与此同时，选读计算机与工程专业的学生人数在过去 10 年间持续攀升，从 2014 年的 51696 人增加至 2023 年的 112720 人，增幅超过 1 倍。

但我们需要的是对世界、历史的运动及其矛盾感兴趣并对之充满好奇的工程师，而不仅仅是精通编程的技术人员。

我们总是对自己说，这一代能力与善意兼具的年轻人于志向与方向的巨变，完全是市场的自发选择，但这实则是自欺欺人，推卸责任。当然，也有部分毕业生确信自己已投身于一项更宏大的事业。但仅仅将自己与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挂钩，并因此产生一种「接近参与」「接近行动」的感觉，往往只是对真正信仰或思考的一种伪装。结果才是关键。

正如基辛格曾提醒我们的，对国家的评判「应依据其行为，而非其国内意识形态」。对自身信念的系统表达与深入探究，不仅是真正教育的核心使命，更是防止思想沦为他人野心工具的最佳防线。

3.不要让精英阶层失去流动性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所制造的 F-35 战斗机，其预计总成本高达 2 万亿美元，而其中从发动机到机翼在内的各种部件，几乎美国每个州都参与制造生产。这些飞机由来自1100 多家供应商的超过 30 万个独立部件组成，其中包括在菲尼克斯制造的价值 10 万美元的钛合金和铝合金机身外板，由康涅狄格州东哈特福德的普·惠公司制造的价值 1100 万美元的发动机，以及韦恩堡一家公司制造的价值 30 万美元的用于投放炸弹的空气压缩机。如此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正是国会持续投票支持延长和资助该项目的原因之一。

但一旦未来的国防产品——包括那些将主导 21 世纪战场的人工智能软件——被硅谷这片弹丸之地上日益垄断的科技企业掌控，局面又将如何演变？国家又将如何确保这些工程精英会继续服从于公众利益并对其负责？

截至 2024 年，全球最具价值的 50 家科技公司的总市值达到了 24.8 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企业的市值占比达到 86%，即21.4 万亿美元。换言之，在全球顶尖科技公司创造的每 10 美元价值中，有近 9 美元是由美国贡献的。这 50 家公司中，包括苹果（3.5 万亿美元）、微软（3.2 万亿美元）、英伟达（3.0 万亿美元）、Alphabet（2.1 万亿美元）、亚马逊（2.0 万亿美元）、Meta（1.4 万亿美元）和特斯拉（0.8 万亿美元）在内的几乎所有市值最高企业，几乎全部植根于硅谷或美国西海岸。

这种财富与影响力的集中程度在现代经济史上前所未见，且还将进一步加剧。

我们所犯的错误在于，在没有要求任何实质性回报的情况下，放任一个技术官僚统治阶层在这个国家形成并掌权。公众应当向他们提出何种要求，以作为不予反抗的条件？既然硅谷的工程师与企业家已被允许在经济领域享有广泛的特权，那公众又应该得到何种补偿？仅提供免费邮箱服务可是远远不够的。

对任何国家而言，更广泛的风险在于其精英权力结构的日趋固化和僵化。社会学家 E. 迪格比·巴尔泽尔在 1964 年出版的《新教建制派》中所提出的观点，恰似一面照妖镜，让当今美国统治阶层的许多人如坐针毡。巴尔泽尔认为，一个由才能驱动的精英阶层乃是所有共和政体的核心特征，但挑战在于如何确保这种精英体系始终保持开放，而不至于堕落为某种按种族或宗教划界的封闭种姓制度。

「若上层阶级退化为种姓结构，」他写道，「传统建制派的权威将面临严峻的瓦解风险，而整个社会则会沦为野心家追名逐利的竞技场。」

对任何组织乃至国家而言，挑战在于既要赋予一部分领导群体以权力，又须防止他们忽视对集体目标的推进，过于专注于维护职位的浮华与特权。从联邦官僚体系到国际机构，从学术殿堂到硅谷科技巨头，这些各式各样的组织若想长久存续，就必须打破并消除其内部形成的种姓结构。

所谓国家，即一种不仅追求自治，更致力于构建共同生活乃至共同目标的集体尝试，而硅谷是否能够信仰其自身造物之力以外的任何事物，终将由这个国家决定。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国家所孕育的科技公司都巧妙地规避了可能引发过度审查或不必要关注的问题；它们存在方式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避而远之，且常常沉默不语。

当下的沉默乃是一种更广泛心态的折射，即人们既不愿意去冒犯他人，亦不希望自己和周围人因言犯错。

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有个特别令人难忘的场景：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漫步于林间，看似远离了反乌托邦国家监视者的掌控。但即便身处僻静且几乎肯定无人监视的环境中，他仍觉得树丛中可能藏着麦克风，而「某个矮小如甲虫般的人物」正在通过其「凝神监听」。这一场景并非完全虚构。据传，民主德国国家安全机构史塔西就曾在柏林公园乒乓球桌上方的树上放置麦克风，以窃听人民的只言片语。

奥威尔及其他作家所设想的反乌托邦未来或许已近在眼前，但罪魁祸首并非监控型国家，也不是因为硅谷巨头们创造的那些剥夺我们隐私或独处时刻的技术装置。真正该被指责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那些技术产品，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趋于保守，未能鼓励和捍卫那种超越自我的坚定信仰。

但凡认为别人有过错即迅速而狂热地予以批判，稍稍偏离规范便会导致彼此的攻讦，如此的社会氛围只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追求真理的能力。

我们数代的教育者以及政商领袖都仅限于对「正确与否」做出评判，却全然回避了关于「何为良善」的探究，而正是这种避而远之的态度，为左右两派的煽动者们提供了一个可填补的真空地带。这种态度源于一种想要包容一切观点与价值的初衷，然而，对一切的包容，也往往沦为对一切的漠然。我们一边坚定不移地高举正义之旗，一边又绝不敢透露自己关于良善生活的真实立场——当代话语所展现出的这种「无菌性」，恰恰是我们自己不愿甚至害怕冒犯他人、疏离他人以及遭到他人否定所导致的结果。

然而正如 1929 年生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所言：「正义只是骨架，良善生活才是血肉。」这一观点对于从科技到艺术的一切领域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们在「何为良善生活」这一伦理判断上退缩的程度，已经堪比我们在美学领域关于「何为美」的判断。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性主张和价值性判断的排斥，已经开始侵蚀我们对真相进行描述性陈述的集体能力。

在《美国文化的黄昏》一书中，莫里斯·伯曼承认，文本的创作语境与作者身份确实都至关重要，而学术界等诸多领域所标榜的客观研究，有很多都名不副实，从这些角度看，「解构主义者是正确的」。「但问题出在，当这种观点被推向极端时，」他写道，「人们便会放弃追寻真理甚至否认其存在，拒绝历史和智识传统的现实性。」

而当下我们怯于发声、怯于持守观点以及怯于直面挑战的反常姿态，正在使我们面临一种漂浮无依的风险。

我们曾经在历史中承受类似的考验。美国民众曾痴迷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R. 麦卡锡那股检察官般的热情与传教式的宣传，但最终还是认识到，这位所谓的「引路人」实则腐败不堪。今天的我们必须再次向内自省。我们不能只是指责那些与时代共谋堕落的政客，而是要反思我们公众自身为何未能奋起抵抗社会的沉沦，为何未能阻止美国精神的空心化。

1954 年 3 月 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传奇主播爱德华·R. 默罗对麦卡锡参议员发起了猛烈抨击，为这场极具蛊惑性与毒害性的政治迫害运动画上了句号。正如默罗引用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时提醒我们的：「亲爱的布鲁图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

这场针对国家概念乃至民族性本身的思想讨伐，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启，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在于，是任由这种讨伐继续，还是必须改弦更张。

这场讨伐始于一个崇高的初衷，那就是寻求更具包容性的国家认同和归属感，使「西方」这一概念对任何愿意推动其理念的人敞开大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努力却最终演变为对集体认同本身的全面否定。

这种对宏大政治使命的排斥，对一个人必须归属于集体才能实现重大成就这一观念的否定，如今正使我们日渐迷茫，无所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