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随着2026年全国两会拉开帷幕，中国正式进入“两会时间”。时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全国两会备受期待，2026年的目标设定和政策定调成为关键。由腾讯推出特别策划《两会·深观察》，锚定下一个五年，倾听来自各行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的声音，擘画中国经济发展蓝图。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的采访。

最近缩短工时、增加休假成为热议话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却希望更审慎地发声。

作为人口与劳动经济领域的研究者，她重点关注流动人口、零散就业群体的就业状况。基于对流水线上的工人、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和快递外卖员等流动人口的数据调研和长期观察，张丹丹对他们劳动工时之长、工作的劳累程度深有感触，她“潜水”在骑手的微信群里，发现即便有“休息名额”空出，也鲜有人主动问津。

正是基于这份深入地了解，张丹丹揭示了当前缩短劳动时间，特别是流动、零工劳动者劳动时间所面临的核心困境：在现有薪酬体系下，如果没有工资保障，缩短工时就难以说起。这构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为保障劳动者健康与提振内需消费而呼吁的“有闲”，与劳动者“有钱”的诉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忽视的张力。

张丹丹指出，破解之道并非简单的行政命令或企业让利，单纯强制提升工资或缩减工时，可能导致企业削减就业岗位，这样反而最终会伤害劳动者。

相比而言，张丹丹更倾向于建议通过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优化财税政策等“组合拳”，推动社会财富分配更多向劳动者倾斜。她也强调，我国仍处于居民财富积累与产业竞争关键期，工时制度的优化需兼顾劳动者福祉与发展现实，是一个需要系统应对的长期课题。

劳动者工时整体偏长，零工尤为明显

Q1：当前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长的整体情况如何，对比其它国家有哪些典型的特点？

张丹丹：2023年数据，OECD国家的平均劳动时长一般在全年2000小时以下，如果按全年50周计算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而有些发展中国家达到2300小时，即每周46小时左右。

相较发达国家，我国的劳动时间相对偏长。几个主要的入户调查数据（CGSS、CHNS、CHIP、CLDS）显示，2023年我国非农就业人员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在50小时，这个数据反映的是劳动者整体的工时情况。当然，不同的调查数据，口径和样本不同，也有一些偏差。

一般来讲，在这类入户调查数据中，农民工、流动人口、零散就业人员的覆盖比例要低一些，因为零工人员主要居住在集体宿舍或者位置很偏远的地方，而这些群体和城市本地劳动者的工作时长差距很大。

整体来看，劳动工时的差距主要受发展阶段、居民财富积累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

Q2：您长期跟踪研究流动人口和零散就业群体，他们的劳动时长是什么状况？

张丹丹：从我抽样调查的数据来看，零散就业人员中，在制造业工厂里的就业人员一般每天工作10到12个小时，即使除去中间吃饭休息的时间，工作时间也是不低于10个小时的，而且每周工作6到7天。

再以零散就业中的外卖骑手为例，我调查发现，约20%的骑手（多为专送或“乐跑/优选”）完成了近80%的订单，部分骑手在14天时间里平均工作了12.6天，日均工作10.6个小时（其中带着订单运送的时间大概是6.5小时，等待接单的时间约4小时）。这类骑手工作强度大，收入较高，在部分城市月收入能稳定在1.2万元以上。其余80%的骑手则多属于“众包”形式，工作零散、收入有限，持续性与稳定性较弱，不过这类众包骑手多为兼职，所以较难统计他们的总体劳动时间。

我也发现零工领域同样呈现“内卷”与“躺平”并存的两极分化的现象。有人连续工作数月，也有人频繁换工、每周工作两天。例如，2025年在苏州、深圳等地调研，发现一些年轻劳动者选择工资日结，上两天班挣到一周的生活费后就不工作了，他们对社保、落户、成家等长远规划也缺乏考虑。

Q3：从90年代改单休为双休，后来又增加了法定节假日，对比历史数据，我国的劳动时间有哪些明显变化吗？

张丹丹：整体来看，2000年是一个分界点。2000年之前的每周平均工作时长在40多个小时，不到50个小时，2000年之后逐渐超过50个小时，2006年之后都是稳定在这个较高的水平。原因可能包括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贸订单快速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

缩减工时的前提是保障劳动者工资水平

Q4：您觉得就当前经济转型的阶段而言，是否有必要、有条件缩减工时、增加休假呢？

张丹丹：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率特别是服务消费不足等现象，以及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等角度来看，缩减工时肯定是有必要的。

但是，从现实条件来看，其它行业我没有调研过，不好做出判断，至少对于零工劳动者、外卖骑手来说，我认为现在提缩减工时、增加休假难度很大。

我在很多骑手的微信群里“潜水”，经常看到有骑手队长说：“明天有几个休息的名额，愿意休假的人可以报名。”我发现很少有骑手愿意主动报名休息的。我调研中，骑手提到最多的诉求不是要休息的时间，他们要的是更多的单量，他们最反感的政策就是强迫休息。

有些平台对骑手的激励方式也是只有达到某个时长，他的单价才会提高，所以想多挣工资就必须增加工作时长，否则工资上不去。所以，如果不保证他们的工资收入，谈缩减工时增加休假都不太现实。

Q5：那么您认为提高单位时间的工资水平和缩短工时，哪个措施更是当务之急呢？您有哪些措施建议？

张丹丹：我认为确实存在两难的局面。如果我们要缩减工时增加休息时间，那么必须保障员工当前的工资水平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单纯由企业或平台来提升工资水平，就会使企业成本上升，这可能会直接导致就业规模减少，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下，机器替代人的节奏会更快，或者导致正规就业减少，滋生更多的外包、零工就业现象，如此一来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休假待遇等可能更难保证了。

目前我能想到办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是政府可以调控的抓手。我在调研中也发现，企业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参考最多的就是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零工工资非常关注最低工资标准。2010年前后，各地最低工资增幅较大，近年来的增速放缓了。

同时，提高工资不能完全让企业承担，也需要有财政政策的支持投入。现在政策层面强调“投资于人”，“十五五”规划建议里面也再次提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很重要的，劳动者有钱才可以有闲，这也需要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财富的流向更多向劳动者倾斜。

Q6：从劳动法律法规的角度，您认为在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完善细化呢？

张丹丹：现在分散化的劳动时间与过去的标准工时制度相比，的确更难界定加班时间，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更细化的标准，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模糊地带。

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措施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是，某些措施的目标出发点是很好的，都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但是要谨防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反而伤害了劳动者。比如，本来是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工资、休息权利，但结果却造成了失业或者导致出现大量零工，这反而对劳动者不利。

Q7：现在有一些企业主动的缩减工时，或者给劳动者更自由灵活的劳动时间，以及还有新入职场的“00整顿职场”不加班等现象，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呢？

张丹丹：我觉得还是要看前提条件，缩减工时需要必需的财富积累，不管是企业的资金实力还是代际的财富积累，有条件的企业或者个人可以先行先试。

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一刀切，如果强制推广可能会对就业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整体来看，我认为我国还处在居民财富积累的阶段，在前沿产业领域也面临很强的竞争环境，缩减工时在短期来看挑战很大。

文字：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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