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阿富汗考古遗址的发现史，始终与战争语境紧密交织。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1839-1842），英军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与驻扎，为英国人此前未接触的区域创造了短暂的条件。正是在这片充满不确定性的边疆地带，一位身份暧昧、命运多舛的英军“逃兵”离开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炮兵团，独自穿行于阿富汗、旁遮普、俾路支斯坦和波斯之间。在战争频仍、政治博弈并存的年代，他无人指派、无人保护，以钱币、佛塔与铭文为线索，开启了一场的考古大探索，其成果却悄然奠定了中亚考古学的基础——此人正是后来被称为“中亚考古学之父”的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

帝国背景下的学术角逐：大博弈时代的知识与权力

早期西方学界，很多看似学术性或探险性的活动，实际上深嵌在帝国博弈的结构之中。《阴影中的角逐》（Tournament of Shadows）这本书所讲述的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国、俄国以及相关地方势力在中亚地区，包括阿富汗、伊朗高原、印度西北边疆和中国西部的西藏、新疆地区展开的长期地缘政治竞争，即所谓大博弈（The Great Game）。帝国善用“影子手段”，即在不正式宣战的情况下，通过隐蔽而持续的方式争夺路线、情报与控制权。比如会派遣一些看起来无害的人，如探险家、学者、商人、医生或传教士，以旅行、经商或研究为名义深入当地，实则承担着测绘道路、山口与河流、搜集情报、建立人际与政治关系网络的任务。这些任务既为未来的军事行动提供地理与情报准备，也在经济与外交层面悄然塑造结构性优势。

在这场大博弈中，阿富汗被视为英国与俄国之间至关重要的“缓冲区”。英国始终警惕俄国势力南下，经由中亚试探通往印度的路径，从而威胁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阿富汗夹在两者之间，处境微妙。当俄国的使节逐渐接近喀布尔，阿富汗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ad）试图在英俄之间周旋，以维持自身利益。英国的“影子手段”已不足以遏制局势变化，最终走向失控，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英国以武力直接介入阿富汗事务，试图扶植一个亲英政权。

在这种“影子手段”在先、军事介入为后的帝国扩张过程中，欧洲人得以逐步进入此前鲜少触及的阿富汗腹地。19世纪20年代，他们首次较为系统地注意到阿富汗境内存在大量佛教遗迹，尤其是集中分布在连接白沙瓦和喀布尔的交通要道——开伯尔山口及其周边地区。最早对这些考古遗址进行记录的是威廉·穆尔克罗夫特（William Moorcroft）和乔治·特雷贝克（George Trebeck），两人分别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马政总监与兽医师、地理学家和绘图员。他们在旅途中注意到，在开伯尔山口一带，醒目的佛塔屹立在崎岖山岗之上，而巴米扬一带遍布洞窟、绘画与雕塑。在当时的欧洲知识语境中，还没有分辨出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又往往将这些遗迹与他们所熟悉的藏传佛教相互比附，从而以一种模糊而混合的宗教视角来理解这片古老的遗存。

在马森之前：掘宝者、军官与失散的遗物

查尔斯·马森并非最早进入中亚进行挖掘的人，在他之前，已有多位欧洲军官、医生与技术人员，在旁遮普与阿富汗地区展开了对佛塔和古物的搜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军官简·巴蒂斯特·文图拉（Jean Baptiste Ventura），他仿效同胞乔瓦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在埃及的做法，于1830年在旁遮普的曼尼卡亚拉大佛塔中央挖掘了一条垂直通道，从而发现了一系列舍利容器。在当时，这种破坏性强但成果显赫的发掘方式，被视为一种英雄式、以结果为导向的“科学探险实验”。无论是金字塔、神庙还是佛塔，其内部都被想象为封存着东方文明的秘密的核心空间。由此，在十九世纪初的欧洲，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认知：东方文明的奥秘，可以通过大胆而直接的挖掘被揭示出来。这一做法也启发了约翰·马丁·霍尼格伯格医生（Dr. John Martin Honigberger），1833年，他抵达喀布尔时，刚结束了四年在兰吉特·辛格（Ranjit Singh）宫廷担任御医兼酒类酿造师的生涯。受英国官员克劳德·韦德（Claude Wade）的委托，为其提供有关阿富汗的地理与政治情报，并在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一带发掘了二十座佛塔。然而，与文图拉等军官式掘宝者相似，他的发掘并未建立在系统的记录与整理之上，其发掘的藏品最终几乎全数流散，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学术积累。

除去发掘佛塔，文图拉及其同僚还以极高的价格在旁遮普地区收购大量古钱币，以每卢比4枚或2枚的价格迅速清空白沙瓦的铜币市场。他们为何如此？此举并非单纯的逐利行为，而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十九世纪早期，考古学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也缺乏碳十四等科学测年手段。佛塔等遗迹的建造年代难以确证，相关文献材料又零散且彼此矛盾。相较之下，钱币是最快也是最可靠的历史证据，能够同时指示时间、政治权力与文化属性。换言之，谁先率先系统性地掌握钱币材料，谁就更有可能构建中亚的历史。无论是希腊-印度王国、贵霜政权还是帕提亚与斯基泰统治阶段，其年代表、王系与整体历史框架的确立，都高度依赖于钱币证据。这是一场知识主权的竞争，也是历史话语权的争夺。

在这场知识竞争格局中，查尔斯·马森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他与文图拉军官为代表的资本驱动的“扫荡式”收集策略呈现出本质性的分歧。马森将钱币视为历史证据体系的一部分，强调其出土背景、地理关联与系统整理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避免将古物转化为市场利润。马森与军官们之间的差异，并非简单的个人选择问题，而源自于对历史与考古实践性质的根本理解不同：真正的历史，或许并非诞生于古物的迅速占有，而是对于考古材料节制、自律且耐心的记录与解释之中，缓慢而稳固地被建构起来。

从伦敦少年到逃兵与漂泊者：马森的早年

查尔斯·马森真名为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马森是他的法语化名，180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奥尔德曼伯里街一个中产家庭。马森的父亲乔治·刘易斯是缝针工匠协会的成员，同时经营油品、颜料、啤酒花与种子等生意，母亲玛丽·霍普克拉夫特则出身于北安普顿郡的乡村农家，家族后来转入酿酒业。马森在沃尔瑟姆斯托的一所学校接受教育，这所学校并非典型的英国精英公学，而是当时伦敦近郊的中产阶级地方文法学校。在十九世纪初的年代里，马森也能在这里接受良好的古典语言、算数与地理教育。

受过中等教育后，马森进入杜兰特公司（Durant & Co.）任职，这是一家位于伦敦金融城经营丝绸与保险贸易的公司。当时的丝绸作为极高价值的国际贸易品，与风险管理之间形成结构性依附关系，杜兰特公司正是一家从事高价值贸易与保险中介业务的商贸代理机构。十九世纪的伦敦，并非只是帝国首都或商业贸易中心，而是逐步演变为一个多层次移民社群构成国际都市：1685年《南特敕令》废止，迫使三万余名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外逃迁居到大伦敦地区，相当一部分集中在金融城及其毗邻区域，尤其是东部的斯皮塔佛尔兹与西部的苏荷一带。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亦有新一拨移民涌入，他们在伦敦形成了规模巨大、特色鲜明的移民群体，从事钟表制造、金融服务以及纺织业。十八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拿破仑战争与意大利统一运动也使意大利政治异见者纷纷逃亡伦敦避难，早前伦敦已有克拉肯韦尔（Clerkenwell）为中心的意大利人聚集区，到了十九世纪初，该社区已大为扩张。因此，马森成长于一个极为国际化的街区，在与当地母语人士的接触中他掌握了多门语言，而他自身也极具语言天赋，他掌握地道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后续学会了印地语和波斯语，也会一些普什图语。1834年，他甚至曾在一群误以为他听不懂普什图语，并密谋抢劫他的一群男子中，成功脱身。

马森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821年。这一年，马森21岁，他与父亲发生争执，径直投身英国东印度公司陆军，成为一员步兵。随后乘“阿索尔公爵夫人号”（Duchess of Atholl）前往孟加拉，在孟加拉欧裔炮兵第一旅第三连服役，至1827年7月4日止。在服役期间，马森受命于司令哈德威克少将（Major-General Hardwicke），负责为其绘制动植物标本，展示出优异的绘图能力。182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驻扎于印度阿格拉期间，马森选择当了逃兵。究其原因，可能既源于参军本身并非其职业志向，也源于家庭冲突，更与此前英帝国于巴拉特普尔围城战中长期、高强度的作业有关——围城期间，需要反复挖壕、推进与重炮掩护，此类消耗性劳动使逃兵的现象明显增加。加之马森强烈的旅行与探索欲望，他化名查尔斯·马森，与另一名逃兵一同徒步穿越拉贾斯坦比卡内尔沙漠，于1827年秋抵达位于萨特莱杰河上的巴哈瓦尔布尔，从此脱离英属法律管辖。

自1827年离开东印度公司炮兵连开始，一直到1832年，马森游走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与波斯之间。最终他到达喀布尔，定居于亚美尼亚人街区。近五年的旅途极为艰苦，他长期贫困潦倒、身无分文、衣不蔽体，甚至连书写所需的纸张都时常匮乏。他的生存多赖于陌生人的善意，曾获赠过金钱、食宿、衣物以及坐骑。长途徒步跋涉使他屡次身染痢疾或类风湿关节炎。在几乎没有任何物质条件与奢侈习惯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写作，并沿途携带藏书。

在波斯的布什尔、大不里士旅行时，马森刻意掩盖了自己是逃兵的真实身份，谎称自己是来自肯塔基州的美国人，从美国出发，经欧洲与俄国，历时十年抵达阿富汗与波斯。他还与英国驻地政务官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和新任英国驻波斯特使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威尔逊的劝说与建议下，马森开始整理并撰写《马森在俾路支斯坦、阿富汗与旁遮普各地旅行记》，记述自己穿越南亚、西亚及其交界区域的行旅见闻，坎贝尔则在其后对马森在阿富汗开展古物研究提供了实际资助。

与掘宝者不同的道路：马森的考古与钱币实践

1832年6月起，马森开始尝试发掘阿富汗的佛塔遗址。他还随身携带一台投影描绘器（Camera lucida），描绘了许多实地风景写生以及佛塔遗址，能够在绘图中较为精确地保留对象之间的相对比例。在发掘策略上，马森并未鲁莽行事，而是有意规避大型佛塔遗迹，从次级的遗迹开始入手。他清楚地认识到，大型佛塔的发掘需要大量人力与资金，且很容易被当地社会理解为掠夺宝藏的行为，容易触发政治或宗教层面的紧张。基于这一判断，他最先从塔赫特-沙阿山（Koh Takht-iShah）山脚的一座土墩上开始试探性发掘，通过这种谨慎而低调的行动，马森逐步将自身活动框定为缺乏经济回报的考察行为，成功降低了阿富汗地方社会对其行为的警惕。

这一策略最终得到了阿富汗统治者之子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汗（Muhammad Akbar Khan）的认可，他驳斥了舆论对马森图谋宝藏的指控，宣称他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科学发展，并向当地的部族首领和村社领袖发布命令，要求在马森进行研究时予以协助。由此，马森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展开研究。在1833年11月至1834年8月之间，以及1835年3月至5月期间，马森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东阿富汗记录了约105处遗址（佛塔、墓冢、石窟），分布范围从北部的贝格拉姆，西至巴米扬和瓦尔达克，东起喀布尔东南部的沙克巴兰塔山脊，至贾拉拉巴德地区的哈达、查哈尔·巴格和达伦塔。这一数量与区域分布范围，使马森的发掘超出了零散遗址记录的形态，呈现出一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形态。

尽管马森最重要的考古成果集中于佛塔的发掘，但他始终高度重视收集钱币。在他的认知中，阿富汗不仅是佛教遗址密集分布的地区，更是古典世界文明在中亚的遗落之地。正因如此，他试图结合钱币和地理证据，追索古典文献中记载的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遗址（Alexandria ad Caucasum），马森相信这座城市可以在兴都库什山脉之间被寻获。在挖掘达伦塔地区的塔佩·苏尔赫（Surkh Tope）时，马森认为自己收集到了尼萨王国相关的钱币。这一判断显示，十九世纪受过古典教育的英国人，在中亚研究中呈现出对亚历山大-希腊化世界的持续兴趣，相比将阿富汗视为东方宗教遗址所在，希腊化世界是他们更为熟知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所在。由此，他也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佛塔发掘者，而是一位试图通过钱币、地理与文献证据，重建中亚历史空间的早期实践者。到1837年6月24日，马森已经从贝格拉姆收集了52834枚铜币，并细致地整理出舍利、钱币等包裹及若干大型遗物，包括粘土与灰泥佛像头像等，这些都经由卢迪亚纳的韦德转交波廷杰（Henry Pottinger），最终送交孟买政府。

更为重要的是，马森的考古实践建立在持续的绘图、测绘与文字记录之上，力图保留各类遗迹之间的空间关系与相对位置。他不仅绘制遗址分布的地图，标注佛塔、墓冢与石窟之间的空间关系，还逐一描绘每座佛塔的形态、结构特征与保存状况。对于出土遗物，马森同样进行细致整理：舍利容器的形制、比例与装饰细节都被绘图记录，其所见铭文都被予以抄录，即便是供奉物的形态、材质与摆放位置，也被耐心记录在案。这种对图像、文字与空间信息的并行记录，使马森的工作超出了单纯发现或占有古物的层面，更接近于对遗址整体面貌的保存与再现。在十九世纪早期考古学方法尚未成型的背景下，马森对空间关系、形制与出土情景的重视，已明确区别于掘宝式探险的发掘，而是在方法论意义上预示了现代考古学的早期形态。

身份被揭穿之后：从独立研究者到被政治裹挟的情报员

自1833年起，英国殖民时期驻印政治官员兼外交代理人克劳德·马丁·韦德（Claude Martin Wade）一边关注马森的古物研究，一边暗中调查了马森的真实身份，这项调查最终揭示，马森正是早年以逃兵身份离开军队的詹姆斯·刘易斯。面对这一事实，英帝国对此采取的策略并非惩处，而是更为实用的策略——将这位原本游离于体制之外的古物研究者，直接纳入英帝国的政治情报体系，作为“奖励”，可以赦免马森的逃兵罪行。

很快，马森被正式任命为政府的通讯情报员。在这项政治角色被赋予后，他原本以实地考察为核心的生活被中断，无法继续亲自发掘佛塔，考古调查不得不交由他人代为完成，工作中心则转向政务写作与情报汇报。1835至1837年间，马森在喀布尔连续两年担任英国的“新闻撰写人”，在局势紧张、谣言与猜忌并存的环境中，维持着这一极为敏感的角色。在此期间，马森一度几乎被韦德掌控，成为其个人政治运作中的一枚棋子。所幸加尔各答政府出面阻止，使马森在多条官方渠道之间周旋，勉强保留了有限的独立性。

1836年至1837年间，白沙瓦及周边局势迅速恶化，锡克帝国的权力震荡，阿富汗巴拉克宰与萨多宰两支王族的权力竞争，与英俄在中亚的战略博弈相互叠加。在这愈发失控的环境中，马森辞去政府职务，结束了作为官方“新闻撰写人”的生涯。

在脱离政治体系前后，马森完成了一项在其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在白沙瓦谷地的沙巴兹加尔希，他首次完整、准确地复制并拓印了巨型佉卢文岩刻铭文。即便在附近爆发武装冲突、枪炮不断的情况下，他仍坚持完成工作。后来该铭文后被确认属于阿育王法诫体系，与吉尔纳尔等地铭文密切相关，其释读直接推动了佉卢文与早期印度铭文研究的发展。马森不仅提供了文字抄录，还通过拓印技术保存了可反复研究、不断重读的图像证据。这一成果，不仅是一次成功的田野记录，也是印度-阿富汗考古史和铭文学史上的关键节点。

1839年后，马森在信德与卡拉奇一带集中整理其考古调查与旅行记录，陆续完成并提交多部著作手稿。由于他在文本中毫不掩饰对英国在阿富汗和俾路支斯坦政策的批评，使出版屡屡受阻，他被迫一再删改内容，在妥协与坚持之间反复周旋。1840年，马森试图重返阿富汗，希望以“文学与科学研究”的名义重拾前线考古工作，却在途经卡拉特时意外卷入地方叛乱。混乱之中，他被误认为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遭到拘押，直到1841年才最终洗清嫌疑。这段冤狱的经历对他打击极大，不仅消耗了他的精力与信心，也几乎彻底切断了他继续深入阿富汗从事考古工作的可能。

此后，马森再未回到熟悉的前线。1842年，他经印度、埃及、法国返回伦敦。

回到英国后，马森的生活逐渐从野外的奔波转入案头的孤独。他主要投入在三件事情上：一是系统整理了在阿富汗与旁遮普的考古记录；二是面对那批数量惊人且来历复杂的钱币，反复对比、分类、编目，试图为它们建立清晰的历史脉络；三是持续撰写与修订旅行记、考古报告与学术论文，为那些已经远去的经历寻找一种可以被理解和保存的方式。但是这些看似严肃而稳定的学术工作，并没有为他带来宽裕的生活。尽管东印度公司向他发放每年100英镑的养老金，这笔收入始终难以支撑体面的日常开销。1844年马森结婚后，家庭责任与持续的经济压力交织在一起，使他的生活愈发紧绷，也逐渐侵蚀了他的精神状态。1853年11月，马森因疑似中风突然去世，年仅53岁。

查尔斯·马森与中亚考古的起点

许多对后世而言具有奠基性的早期考古事业，似乎都是由寥寥几人在极简条件下推进。即使到了20世纪初，像斯坦因这样在中亚展开系统考察的考古学者，他的田野调查也是由小范围的随行人员组成。与这些后来者相比，马森所处的条件更加严苛，马森以独立的身份完成了大量考古实践，作为一名流浪者，他没有正式的官方委派，也缺乏稳定的制度性资源，仅凭个人观察、绘图和笔记，在有限的条件下推进研究。马森所体现出的考古精神及其对遗迹、文物的尊重，并非单纯服务于帝国的政治叙事，而源自一种试图理解遗址原貌、保存其历史信息的真诚学术追求。

回望其一生，查尔斯·马森的人生是一场壮阔又孤独，辉煌却被误解的旅程。从一个伦敦中产家庭出身的少年，跌入逃兵的身份阴影，假扮美国人，几乎一无所有地穿越亚洲腹地。他屡次命悬一线，活出了“考古冒险家”的极致模样，也因身份污点始终难以获得完全信任。讽刺的是，这位始终处于帝国边缘的人，为后世留下了关于犍陀罗考古学、中亚钱币学和印度铭文学不可替代的一手材料。查尔斯·马森的工作当之无愧奠定了中亚考古学的基础，可以真正意义上被称为“中亚考古学之父”。

（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