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

　　乾隆御题青玉采玉图山子

　　刻有乾隆御题诗的山料白玉碗

　　“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东六宫的斋宫举办，在展出的258件文物中，乾隆朝的作品占据多数，其精湛的工艺与丰富的品类令人叹为观止。上好的和田玉子料，红皮白肉；细腻的山料，尽显奢华。碧玉、白玉、青玉、黄玉、墨玉，琳琅满目。乾隆时期为何能有如此多的玉料？

　　统一西北，促成玉石进献

　　清代前期，即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前期，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宫廷玉器的制作并不十分兴盛。顺治时期百废待兴，无暇顾及玉器雕琢。从康熙到乾隆朝前期，西北准噶尔部多次叛乱，生产美玉的和田、叶尔羌（现名叶城）地区被准噶尔占领，从新疆到内地的玉路不通。此时宫廷玉料并不充足，制玉用料或改制前朝旧玉，或靠进贡与走私玉料，因而制作数量并不太多。《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五册记载：雍正十年（1732年）九月初二，“内大臣海望奉上谕：尔等寄信与年希尧、海保，将好玉材料寻些送来，钦此。”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乾隆朝前期，由于玉料来源的限制，乾隆朝前期大量改制前朝玉器，有些还加刻本朝年款。《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十七册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带板三块，传旨着姚宗仁将白玉带板三块照做白玉斧佩……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姚宗仁将白玉带照天字一号白玉阳文斧佩样画得‘洪字七号’斧佩样一件，照黄字四号汉甘黄玉阴文斧佩样画得‘荒字八号’斧佩样一件，照宙字六号汉玉阳文斧佩样画得‘日字九号’斧佩样一件。”

　　以上三块玉斧佩中，两块刻有“洪字七号”“荒字八号”款的白玉斧佩，被合装于一个紫檀木嵌银丝匣内，现藏故宫博物院。

　　乾隆帝执政后，下定决心要解决新疆问题。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分西、北两路进剿，彻底击溃盘踞南疆的准噶尔头领阿睦尔撒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又打败回部首领霍集占，完成了对西北的统一。乾隆帝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其中平定准部与回部成为其一生最为得意的两次战役。此后清廷派遣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驻军西北，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统治。

　　在此期间或之后，每有新疆的玉器进献，乾隆帝均会热情洋溢地赋诗题咏，并命人将其刻在玉器之上。例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缴获了一件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战败丢弃的青玉大玉盘，这件玉盘重15.5公斤，口径达65.3厘米。高兴之余，乾隆帝赋诗《玉盘谣》，其中写道：“准噶尔亡沦世守，阿睦（尔）撒纳兹窃取。王师罙入靖孽丑，于将获之联猭走。弃其重器为我有，元英大吕陈座右。”从中可见乾隆帝对平定新疆的满意之情。此后，乾隆帝又得到多件这类大型青玉盘，均饶有兴趣地题诗刻在盘内，诗中反复提及西北战功。

　　御诗题咏，记写西域玉贡

　　平定回部与准部后，盛产玉石的和田、叶尔羌地区归入大清版图，从此玉路畅通。乾隆二十四年，“酌定和阗赋税……和田所产玉石视现年采取所得交纳”（《清实录》第一六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八）），至此，和田玉石被当作赋税固定下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叶尔羌伯克等采玉呈献，拣选送京。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官方正式开始管理和田玉石的开采权，规范采玉管理，“着令东西两河及哈朗圭山，每岁春秋二次采玉”（徐松：《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卷一）。从此新疆叶尔羌、和田的玉料，得以定期源源不断运往京城，进贡朝廷。而这一时期宫廷造办的玉器，也恰能印证乾隆帝对和田玉的产地特质及采冶规制的深刻认知。

　　在一件青白玉采玉图插屏上，一面雕琢维吾尔族人采玉场景，一面雕琢乾隆帝题写的御制诗《和阗玉》，写于乾隆二十四年，诗曰：“和阗昔于阗，出玉素所称。不知何以出，今乃悉情形。石蕴山含辉，耳食传书生。其实产于水，在石亦浪名……”这首诗纠正了前朝对和田玉产地的误传，道出其多产于水中的实情，这首诗还被刻琢在另一件雕琢采玉图的玉山子上。

　　于阗就是现在的新疆和田，和田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被称为于阗。乾隆时期将于阗改为和田，但在乾隆御制诗文及造办处档案里，常常于阗、和阗、和田混用。此时乾隆帝知道和田玉产于水中，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和田子料。

　　表现维吾尔族人民采玉的情景在这一时期宫廷造办处的玉器作品中反复出现，如一件和田玉子料便雕琢了这样的采玉图。它通高11.6厘米、宽14.9厘米、厚8.5厘米，器身保留着子料上的黄皮，器面以高浮雕技法刻画两位维吾尔族男性从水中推出玉料的画面，反面则雕琢有乾隆帝的御题诗《于阗采玉》：“于阗采玉人，淘玉出玉河。秋时河水涸，捞得璆琳多。曲躬逐逐求，宁虑涉寒波。玉不自言人尽知，那曾隔璞待识之。卞和三献刖两足，审然天下应无玉。”这首诗细致描摹了秋日涸水后，采玉人不畏寒凉在玉河中捞玉的真实场景，从中亦可窥见乾隆帝对和田采玉实情的详尽了解。

　　在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皇极殿西侧长廊的陈列室内，摆放着一件体型硕大的深绿色玉器，这是目前看到雕琢采玉图题材最大的一件玉山子，高51厘米、底宽51.5厘米，以一整块青玉制成，正面高浮雕山石、丛林，两名维吾尔族采玉人头戴尖顶毡帽，足蹬高靴，手捧玉石，一前一后相伴而行。器背雕琢有乾隆三十年（1765年）春天皇帝所写《于阗采玉》诗一首：“于阗采玉春复秋，用供正赋输皇州。奚待卞和识琳球，邮致正值金阊游。专诸巷中多妙手，琢磨无事大璞剖。古来记载真伪半，爱者欲其生，恶者欲其死。如是雌黄，唇吻纷无算。”后题“于阗采玉一首，乙酉春御制”，并署“乾隆宸翰”阴文篆书方章。

　　这首御题诗起首直接点明了“贡玉制度”的形式，即每年春秋两季和田地区以贡赋的形式向中央纳税，贡赋的内容即采来的玉料。

　　乾隆时期实行的贡玉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玉料作为赋税进行缴纳。贡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贡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和以往的朝贡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

　　料足工精，臻于治玉顶峰

　　乾隆时期的贡玉制度，按规定每年贡玉四千斤，但最盛时清宫曾一年收进30万斤玉料。玉料进宫后先分等级，一般分五等，好些的一二等料会先挑选出一部分，立即画样呈览制作。剩下次玉交广储司银库收储，留待以后使用。大多数玉料由启祥宫或如意馆暂存。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帝去世，进贡到宫廷的玉料越来越多，后来库房放不下，皇帝甚至会命令太监将不好的玉料拿到崇文门外变卖。

　　每年的贡玉中也不乏山料玉。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三十九册记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四月十八日，“叶尔羌、和阗等处送到采获大小青白玉子五千三百九十二块、大小山料玉一百九十三块，共计玉石大小五千五百八十五块。”

　　这样的记载在档案中非常多，乾隆帝在其御制诗文中也会赞叹一些山料玉玉质并不输子玉。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其为一对玉碗题写《咏和阗大玉碗六韵（有序）》诗，诗文起首即写：“谁云山玉逊水玉，看此双盂本一盂。”乾隆帝在诗中打破了“和田山料玉不如水料玉”的固有说法，还在诗注里详细说明：此前人们总认为和田山料虽易出大料，质地色泽却不及受河水滋养的子料温润，可这对玉碗虽是山料所制，质地却堪比羊脂玉，形制品相也浑然一致，足见山料中也有顶级美玉，并非一概不如子料。

　　类似的玉碗在故宫博物院至少收藏有两套，均为一块玉料所琢制。玉碗材质洁白细腻，确实不输子料玉。乾隆时期的山料玉大多出自叶尔羌的密勒塔山（现称密尔岱山），著名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等几件大型玉雕的原料即来自此地。

　　大批玉料进入宫廷，为乾隆朝玉器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原料基础。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其中五十九年每年都数次下旨承做玉器，仅最后一年因即将退位和身体状况不佳，未再下旨承做。这使得这一时期治玉业空前繁荣，工艺技术成熟并达到了中国古代治玉的高峰，不仅碾琢了若干巨型玉器，更形成了以“乾隆工”为代表的帝王玉雕新风尚。（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