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年前，身边的人纷纷变了发型，有的染了颜色，有的烫了波浪。有人劝我快去做头，不然马上过年了来不及。所谓来不及，是讲究个仪式感，更多还是忌惮“正月不剃头”的民俗威慑。想到要去做头，我立刻犯了愁。找哪个Tony老师呢？

早先认识一位艺术总监，擅使古董剪刀，单剪就能出神入化。十年前找他做过一个“艳后”头——同事给命名的，价格相当不菲，几千元眨眼烧掉了。有了娃之后消费降级，我开始寻找小巷理发师，希望遇着一位葛亮小说《飞发》里的翟玉成，在菜叶子电瓶车流浪猫的所在经营着一间理发店。

我骑车穿街走巷，看到的店铺要么富丽堂皇，要么就是一看就没勇气进去的那种地方——要是进去了，非得哭着出来。我可是有过切肤之痛的：曾在华师大后门的理发铺子里当场哭出声来，吓得一众小生纷纷围过来帮我救场。场自然是没有救成功，我硬生生顶着钢丝般的超短卷发自卑了半年。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条梧桐叶翻飞的小马路边的一间小门面，正好左面是电瓶车铺子，右面是菜店，满地的菜叶子旁边，好巧不巧还蹲伏着一个狸花。因为场景特别符合预期，我就进去了。店面还算干净，墙上贴着电影海报，虽然都不是我爱看的，但点缀一下，也算烘托了气氛。我一直认为长至下颌线的齐发最不好剪，一不小心就会土得掉渣，让人崩溃大哭，决定拿这个发型来考这位“老师”。

效果竟然出乎意料。价格也极其美丽，三十块，堪比街边剃头摊。我光顾这个小店整整两年。每次付费的时候都有点心慌，觉得对不起他似的，心想，在老静安寸土寸金的地段，房租那么高，三十块一个头真的不会破产吗？突然有一天，这家店真的神奇地消失了。也许，这个翟玉成是游子归乡了吧。他的老婆虽然在上海陪着他，但他的娃却在老家。也许，就是定价太低没有赚头经营不下去。此后，我再也没有遇到收费三十手艺三百不止的Tony老师。

从青丝到白发，人的一生要理多少次发？要遇到多少Tony老师？没有人统计过。如今，最早的落发也就是胎发时兴珍藏起来，小小人儿刚能坐起就送到发型屋理发；我们那个年代，饭都吃不好，少有人珍藏胎发，一般也是由父母充当理发师。我的母亲在为我剪发方面颇有执着心，但凡我的头发稍微长一点，她就以“头发长争心，影响学习”为由断然给我剪掉。十岁出头，我爱美之心萌发，开始护头，好不容易长了一些，母亲又要清理。那次我反抗了，见她端起剪刀，我拔腿就跑。当时天已向晚，我们赛跑的大路直指西方，眼前一幕，落日熔金，电影大片一样壮观。女版剪刀手爱德华追着一个小女孩跑啊跑，最后手起剪落，一个茶壶盖完美成形。若真是电影，想必只有希区柯克才敢那么拍吧。

父母化身理发师也有温馨的一幕。记得有一次从上海返乡，那时我虽已二十大几，但还是学生，一直对学生头情有独钟。父亲表扬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朴素美。我听了很受用，在决定理发的时候把头伸给了他。父亲咔嚓一剪，一道齐耳短发呈了上来。这次，那个干啥啥行屡屡把匠人精神发挥到极致的男人失败了。我顿时跳脚了。母亲见状连忙各种给我夹弯内扣，但也无济于事，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朴素美下去了。

说来也怪，大约基因之故，在青年时期，我也曾沉迷于操刀，对我们家所有女性的头虎视眈眈。那时流行削发，我唯一的工具就是薄薄一片刮胡刀片，是悄悄从父亲的刀片盒里偷出来的。第一次练手对象是我九岁的小妹。我艺虽不高但人颇胆大，对着她的头发左右开弓上下其手，锣鼓咚咚锵，一番削制之后，一个童花头造型成了，配她雪白皮肤漆黑眼珠，活脱脱一个小精灵嘛！首秀成功后，我胆子更肥了，小我三岁的大妹也成了我的练手对象，甚至我的母亲也未能幸免。她们在我的设计下，统统顶着一头当时流行的刀削发——这种发型以其层次分明乱中有序著称，也曾风靡一时，风光无两——‌效果好时堪比潘美辰，效果差时从背后看男女不分。

自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我手一抖，把大妹的头发多挖下来一片，不得了啦，她气得顺手拿起一只凉鞋，追着我要打。她快如闪电，我避之不及，后背啪一声响亮挨了一鞋底，堪称青春年少最清脆的节拍。

响声犹在耳边，回头已是中年。眨眼到了正月中，你的Tony回来了吗？待到二月二龙抬头，你会给自己一个怎样的新造型，迎接新的岁月流转？

原标题：《康华：头顶风光堪回味》

栏目编辑：史佳林 文字编辑：史佳林 金晶

来源：作者：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