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唐代苏味道这首《正月十五夜》，在明清时期被收入幼学启蒙读物，用来向童子解说上元节的盛况。诗中“金吾不禁夜”的景象是写实——从正月初八上灯到十七日罢灯，整整十夜驰禁，可以称得上是一年一度的元宵狂欢。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

从宫廷到街衢的十日狂欢

明代元宵节假期的长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谕令礼部：“百官朝参不奏事，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五城兵马弛夜禁”，正式赐予百官十日假期。此后每年年终，礼部都会援例请旨，形成定制。这一举措，使得元宵节不仅是民间的狂欢，更是官方认可的国家庆典。

平日森严的夜禁在这十日里暂时失效。《大明律》规定：一更三点钟声静后至五更三点钟声动前犯夜者，要处以笞刑。但在元宵放灯期间，“金吾弛禁”的传统让这些禁令暂时束之高阁。明代《帝京景物略》载：“放灯节五日，夜行不禁”。百姓得以在月下沉醉，在灯火中徜徉，正如时人诗中所言：“游人多昼日，明月让灯光”。

宫中更是张灯结彩，盛况空前。宣德三年（1428）元宵节，宣宗赐文武大臣观灯于万岁山，命中官侍宴。学士杨荣进《元宵赋》，获赏钞三千贯；侍读钱习礼等赋诗进呈，各得赏钞六千锭。宣德七年，又赐观灯于西苑，并赐内阁白金彩币，遣中官送至宅第。陈敬宗《元夕赐观灯应制》诗描绘当时景象：“山拥金鳌壮，云盘彩凤来。星河随斗转，珠阙倚天开”，正是宫廷元宵盛景的写照。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

最著名的当属《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中所呈现的宫廷庆典。这幅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长卷，绘成化年间宪宗庆赏元宵的情形。画卷分三段展现宪宗在不同场合观灯：首段坐于殿前观看燃放爆竹，中段观赏童子手持鱼形灯、象形灯玩耍，后段欣赏化装演出与杂耍。图中“鳌山高设，万松金阙照天明”的景象，正是明代宫廷元宵“鳌山灯火”的生动记录。这种在午门前搭建巨型灯棚的做法，始于永乐十年南京，后迁至北京西苑，成为明代宫廷元宵的固定仪典。永乐十三年虽曾因鳌山失火焚死多人，但未能阻止皇室继续“放火”以展现“与民同乐太平”的决心。

古代绘画中的上元节

灯市如昼：市井间的灯火流转

如果说宫廷元宵是庄严华贵的仪典，那么市井元宵则是众声欢腾的狂欢。明代《上元灯彩图》长卷，便为我们留下了万历至天启年间南京元宵灯市的鲜活影像。画卷中店铺鳞次栉比，街市通达宽敞，灯架耸立，花灯各异。从举槌敲鼓、拨弦试音、扭身踢毽、围赏盆景等细节中，可见百姓游乐的欢快心情。

明代各地的灯会各具特色。谢肇淛《五杂组》称：“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福建方言以“灯”为“丁”，添灯即寓“添丁”，因此从十一日夜开始燃灯，至十三日晚家家灯火，光照如昼。“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

杭州灯市以品类繁多著称。明人张瀚《松窗梦语》称元宵灯会“除京师外，若民俗最盛于杭”。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载，杭州灯市出售的各色华灯，像生人物有老子、美人、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花草有栀子、葡萄、杨梅、柿橘之属；禽虫有鹿、鹤、鱼、虾、走马之属，“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彻旦”。

张岱《陶庵梦忆》记述绍兴龙山放灯的盛况，更是令人神往：“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唐寅《元宵》诗道出了灯月相映之妙：“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

妇女的元宵盛装与走百病

元宵节最为动人的景象，或许是盛装的妇女走出闺门，融入月色与灯火之中。明代妇女元宵节喜穿白色衣饰，这一习俗承自宋代。《武林旧事》载：“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菩提叶、灯球、销金合、蝉貂袖、项帕，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古代画作中的元宵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金瓶梅》中对此有细致的描写。第十五回，正月十五李瓶儿请西门庆家女眷吃酒看灯，“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惟月娘是大红妆花通袖袄儿”。第二十四回写众人走百病，“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帝京景物略》引张宿《走百病》诗云：“白绫衫照月光殊，走过桥来百病无”。高士奇《灯市竹枝词》亦谓：“鸦髻盘云插翠翘，葱绫浅斗月华娇。夜深结伴门前过，消病春风去走桥”，并注曰：“正月十六夜，京师妇女行游街市，明月走桥，消百病也。多着葱白色绫衫，为夜光衣”。

“走百病”是明代元宵节新见的民俗。万历间沈榜《宛署杂记》概括其内容：“元宵游灯市……走桥摸钉，祛百病。（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祈免灾咎，前令一人持香辟人，名曰走百病。凡有桥之所，三五相率一过，取渡厄之意。或云经岁令无百病，暗中举手摸城门钉一，摸中者，以为吉兆。）”弘治间周用《走百病行》描写：“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姨姨姥姥领小姑，撺缀梳妆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空穴，百病尽归尘土中。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头风。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二钟水。”

在走百病活动中，妇女得以突破平日严格的性别界限，进城入乡，上庙逛街，甚至过访文庙、入官署，成为元宵狂欢中最耀眼的主角。崇祯间《帝京景物略》明确记载：“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这不仅是一次身体的行走，更是一次对日常秩序的短暂颠覆。

岁时清欢：文人雅集与画中元宵

相较于市井的喧腾，文人的元宵则多了几分清雅。观灯、饮酒、赋诗、作画，成为文人度过元宵的传统方式。

明嘉靖年间一个上元之夜，文徵明家中聚会的场景被陆治绘入《元夜燕集图》。是夜，“清蟾光吐星桥艳”“灯影星光燦九华”，星月并辉，花灯如昼。众人诗酒唱和，“摛藻笔生花”。这种雅集传统，在周官《观灯倡咏图》中亦有呈现。图中八位文人聚于庭院，围坐联句，泼墨挥毫，抒发节日豪兴。从题跋可知，主人王成宪家藏精美灯具，每年元宵邀请友朋观灯，已成惯例。

宫廷画家计盛的《货郎图》，则展现了另一种视角的元宵画卷。这幅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作品，继承南宋李嵩《货郎图》的题材，通过精密描绘货郎架与孩童形象，呈现明代宫廷绘画的富丽风格。画面中货郎架悬挂百余件鸟形玩具与元宵灯饰，四名华服童子围绕货架嬉戏。学者注意到，童子服饰纹样间暗藏“灯景补子”——这是明代宫廷正月专用的服饰制式，确证了此画作为元宵节庆绘画的宫廷属性。货架上“专医牛马小儿”的招牌，或许还隐喻着皇室对子嗣繁育的祈愿。

《货郎图》

明代宫廷中，此类节令画并非孤例。宣德年间，每逢元宵，皇帝常命侍臣赋诗进呈，品第高下。据《翰林记》载，宣宗曾品第应制诗，以陈员外亢宗为第一。陈宗《赐午门观灯应制》诗云：“白玉仙京上帝家，六龙遥驾五云车。巨鳌此夕移三岛，火树迎春吐万花。水咽宫壶留夜色，欢腾黎庶乐年华。”诗中既有“巨鳌”“火树”的宫廷气象，又有“欢腾黎庶”的民间喜乐，恰恰道出了元宵节“与民同乐”的核心精神。

来源：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