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颖(左)与汪政怡(右)上学路上路过一片油菜花田。
图①:李昌颖和汪政怡走进最高检人民检察史展览陈列室,了解人民检察事业的发展历程。
图②: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物证技术处副处长张磊向李昌颖和汪政怡介绍检察机关如何借助科技手段办理案件。李昌颖和汪政怡佩戴护目镜体验指纹识别技术。
图③:汪政怡使用一次成像相机为李昌颖拍下照片,两个小伙伴欢乐地观看着。
图④:最高检办公厅档案处干部周方园向李昌颖、汪政怡介绍工农检察部控告箱。
图⑤:在最高检西大厅门外,汪政怡和李昌颖合影留念。
图⑥:最高检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四级高级检察官助理武雪娇向李昌颖和汪政怡介绍检委会会议室的作用。
图⑦:在检察日报社正义会客厅,李昌颖和汪政怡坐上主播台,当了一回“小主播”。
图⑧:李昌颖和汪政怡把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发表在“杂志”《山孩子》上。 (本版图片由张哲提供)初春的北京,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门前,两个来自贵州大山深处的布依族孩子仰着头,久久没有挪步。
“我想知道……最高的检察院,到底有多高呀?”10岁的汪政怡问。11岁的李昌颖努力踮起脚望向楼顶。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走出大山的机会,更是一段寻找答案的旅程。
故事要从一座桥说起。2025年9月,“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通车。桥下曾经闭塞的花江村里,废弃的牛棚鸭舍被改造成乡村书屋,一群4岁到14岁的布依族孩子自己当起了主编、记者、摄影师,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创办了“杂志”《山孩子》。今年1月,贵州省贞丰县检察院检察官给编辑部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在那堂课上,这些大山里的孩子认识了“检察官”。
后来,记者将“山孩子”的故事带回北京。在最高检和检察日报社的邀请下,一个跨越2000多公里的消息飞向花江村:汪政怡和李昌颖两名“小记者”要去北京了。
走进最高检的大门,两个孩子不吭声了,站在大厅里转着圈看。“这楼比我们花江大桥矮多了。”汪政怡小声嘀咕,“不是说这是最高的检察院吗?”
在人民检察史展览陈列室,他们第一次了解人民检察事业90余年的发展历程。两个孩子听得半懂不懂,但看到泛黄的奖状和老式相机时,眼睛瞪得溜圆:“检察院到底是干啥的?”
最高检办公厅档案处干部周方园回答,如果有人侵害公共利益或未成年人,检察院就要管。“那检察的‘察’为啥是‘宝盖头’?”汪政怡接着问。周方园耐心解释:“你看,‘察’上面的宝盖头像一顶帽子,下面像一双眼睛,意思是要睁大眼睛去监督、去发现。”
在检委会会议室里,两个孩子坐在巨大的会议桌前体验表决系统。最高检检委会办公室四级高级检察官助理武雪娇告诉他们,这里是检委会委员集体讨论重大案件、作出重要决策的地方。最高检在这里审议通过的“一号检察建议”,正是为了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而在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孩子们还第一次了解了指纹提取、物证鉴定等辅助办案的高科技手段。当屏幕上放大的指纹清晰呈现时,李昌颖下意识看了看自己的手指,立刻举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些神奇的画面。
检察日报社也是孩子们北京之行的重要一站。他们第一次走进真正的新闻生产现场,从融媒体中心到影视中心,从正义会客厅到杂志编辑部,李昌颖的相机快门一直没停过。在正义会客厅,两个孩子还当了一次“小主播”:“我从贵州来,我想把家乡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在方圆杂志社,李昌颖翻到一篇关于渝检护“未”团队的报道。编辑告诉他,这是一个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检察官团队,做了很多保护小朋友的事,被评为“时代楷模”。“这些检察官真厉害!”李昌颖说。编辑笑着说:“你们也很厉害——你们当‘小记者’记录家乡,我们记录法治故事,做的事其实是一样的。”
回到花江村,两个孩子伏在桌前整理北京见闻,桌上摊着彩笔画下的最高检大楼,还有拍下的检徽、獬豸、检察官身影……汪政怡在笔记本上写下:“检察官阿姨说,不管我在哪里,他们都能保护我。原来最高的检察院,不是楼很高,是要保护好多好多小朋友。”
这一次,他们笔下的世界,更加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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