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六年新年伊始，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启动“西方古典学新书分享会”系列讲座。第一讲邀请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郭子龙教授，分享新作《伪埃斯奇奈斯书信评注》。讲座结合“评注”传统和具体文本，介绍西方古典文献的整理原则、注疏方法与解释路径，同时涉及中西比较、海外出版经验等。讲座包含四部分，第一部分回顾这部古籍整理著作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梳理全书主要内容，第三部分讨论语文学、文献学与古典学重建问题，第四部分简要介绍出版社历史。活动采取线上会议方式，由白珊珊博士主持，参与者近百人。

Zilong Guo,Commentary on the Pseudonymous Letters of Aeschines,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25

埃斯奇奈斯是雅典演说家，盛年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因为传世文献较为可观，埃斯奇奈斯在西方古典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作为古希腊第一演说家德莫斯提尼的政敌，相关研究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伪埃斯奇奈斯书信评注》旨在拓展既有研究路径，聚焦埃斯奇奈斯古代接受史的两个角度，一是作为德莫斯提尼之外的“另一位演说家”，二是作为后世修辞学教育的典范。

讲座从《国王的演讲》的一个片段开始。在影片开头部分，庸医以德莫斯提尼为先例，让乔治六世在嘴里塞满圆球，再念出一个长句，企图矫正口吃。面对丈夫的囧态，后来闻名于世的伊丽莎白王太后颇不耐烦地问：“对不起，医生。这么做目的何在？”医生答道：“这是治愈德莫斯提尼的经典疗法。”王太后困惑地问：“那是在古希腊。从那以后还有效吗？”德莫斯提尼作为古今演说家的励志典范，由此可见一斑。

电影《国王的演讲》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传统城邦走向衰落，北部山国马其顿趁势崛起，一路南下建立霸权，不可避免地与雅典产生冲突。雅典人在主站与主和的争议中形成两派。作为反马其顿派领袖，德莫斯提尼以笔为剑，通过演说激发民众抗敌御侮的斗志，因此留名史册，甚至影响近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主义叙事。1926年，法国前总理克列孟梭曾为德莫斯提尼立传，视之为古希腊的爱国英雄。

德莫斯提尼胸像，法国巴黎卢浮宫藏

埃斯奇奈斯属于亲马其顿派，大多数著述是为检讨德莫斯提尼的内政与外交政策而作。他出身微寒，年轻时在剧场打工，因此遭受政敌诋毁，但也通过演员生涯磨练口才，为日后从政打下基础。伦敦大学荣休教授凯雷（Chris Carey）评论称，埃斯奇奈斯正如雅典的里根，演技虽非一流，政治手腕却十分了得。为便于听众领会，主讲人还追加了另一个比喻，提醒古籍整理者重视文献之外的政治与历史因素：作为后起之秀，马其顿在发展轨迹上与秦国颇为相似，反马其顿的德莫斯提尼推行类似苏秦的“合纵”政策，埃斯奇奈斯则推行类似张仪的“连横”政策。

梭伦改革后，公开辩论成为雅典人议政的主要形式，也包括发生在法庭之上的司法诉讼，埃斯奇奈斯的存世文献也主要由3篇法庭演说构成。第一篇《诉提马尔霍斯》是对德莫斯提尼政治盟友的控诉，第二篇《论伪使团》是针对德莫斯提尼渎职指控的辩词。埃斯奇奈斯在前两场法庭交锋中胜诉，充分显示辩才。第三篇《诉克特西丰》是对德莫斯提尼一派的再次控诉，但埃斯奇奈斯遭遇惨败，政治权利亦被剥夺，被迫出走小亚的罗德岛，靠教授演说为生，始创一派。今存12封书信正是依据上述信史创作而成，反映时代变革下的风云际会，字里行间可见对两位演说家的致敬与模仿。因为成书年代较早，虽然不见早期莎草纸残篇，但后世抄本超过60种，可谓传布甚广。漫长的流传过程赋予这批书信史料与文献价值，受到古今读者推崇，当中的知名人物包括罗马帝国时期的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拜占庭牧首佛提乌（Photius）、文艺复兴主将布鲁尼（Leonardo Bruni）和英国文豪拜伦（Lord Byran）。《伪埃斯奇奈斯书信评注》由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是主讲人对演说词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早年对《诉提马尔霍斯》的中文译注依托国外既有研究，尚属初窥门径，本书则是面向国际的原创性成果。

在第二部分，主讲人重点讨论了古籍辨伪问题。今存12封书信记录了埃斯奇奈斯的流亡生涯，但因为充满虚构演义，通常被视为伪作，故称“伪埃斯奇奈斯”。从动机和文风判断，创作年代大致在希腊化时代至罗马帝国初期，特别是“第二次智者时期”，当时希腊文人掀起以复古为解放的文化复兴运动，雅典演说词作为经典文本被竞相传阅乃至模仿，产生了大宗文学仿作和修辞练习。由于创作年代早，大批古代书信从未引人怀疑，直到英国古典学家本特利（Richard Bentley）的辨伪研究问世，情况才有所改变。最早看出伪埃斯奇奈斯书信端倪的人是泰勒（John Taylor），亦与本特利过从甚密。主讲人以伪埃斯奇奈斯书信为例，介绍了古籍辨伪的内容与方法。首先是年代错误，最有力的证据是埃斯奇奈斯母亲的年龄考据。从演说家本人的自述推断，其母在举家流亡时应该年过九旬，并非第12封书信中记载的七旬老妇。其次是行文风格，伪作通常是在后世由多人共同创作，语言淆杂，年代和地域特征并不统一。本特利在辨伪研究中业已指出，托名西西里僭主法拉里斯（Phalaris)的书信使用雅典方言,而非西西里方言。与此相似，埃斯奇奈斯生活在古典时代，应该使用当时的希腊语，但现存12封书信中夹杂古典时代以后的用字，甚至受到拉丁文影响，也为辨伪提供了坚实证据。古典时代以后，政治兴替并未改变古希腊人的文教传统，不少文人继续从事创作，视雅典方言为典范的同时，又在不知不觉间夹杂时下流行的用语，从埃斯奇奈斯和法拉里斯的伪造书信中可窥一二。在研究史梳理中，主讲人择要介绍了西方古典学家的文本校勘与考证工作，特别是德国学者百余年来的奠基性贡献。《伪埃斯奇奈斯书信评注》立足既有学术传统，涵盖校、释、译、论各个方面，旨在综合各家所长，补入新出成果，提供更最为详尽的分析。研究表明，伪埃斯奇奈斯书信涵盖多种文学形式，由多人创作而成，按题材与风格可分为三组。第2、3、7、11、12封书信模仿德莫斯提尼书信与演说风格，类似希腊化时代以降的修辞练习。第1、5、6、8、9、10封书信具有书信体小说特征，可视为“第二次智者时期”的产物，融汇荷马史诗、游记文学乃至言情小说特征，最能体现古希腊的文人雅趣。第4封书信是对品达赛会颂歌的散文式改写，讨论罗德岛的运动员世家，聚焦埃斯奇奈羁旅之所的人文社会网络，是书信体小说的延伸。通过系统分析可知，与古代多数伪作一样，伪埃斯奇奈斯书信棘手而富有魅力，其创作年代跨越古典、希腊化及罗马帝国时期，受众广泛，是具有相当分量的西方古典文献。文本背后交织着历史、政治与文学元素，与其说是蓄意作伪，不如说是高度发达的文教传统的副产品，展示了古代经典传播与再塑的历程。在讲座第二部分结尾，主讲人提到为《古代历史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撰写相关辞条的经历。据统计，伪埃斯奇奈斯书信约4300词，评注本的篇幅接近20万词，辞条则被限制在500词以内。书信包含演说词、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所及甚广，是研究者磨练能力的绝佳途径，通过去伪寻真和去粗取精的实践，可以充分领会古籍整理的方法与意义。

第三部分讨论“评注”这一学术传统。评注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普遍性的学术实践，在古代和现代、西方和东方皆有回响。在古代，中西经典注疏传统并无直接交流互鉴，但各自发展进路呈现汇流趋势，以“史记三家注”与“荷马史诗四家注”为例，二者在各自形成时期、书写材料演进以及学术思想变迁方面呈现相似的轨迹。及至现当代，经典注疏传统也呈现高度相似性。余英时在访谈中提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研究院训练中国前近代的博士生，大致都以译注为主，即选一篇中国文史哲方面的经典文献作主体，让研究生译成英文，详加注释，再写一篇导论，说明这篇文献的历史意义。这一训练主要是为了培养博士生去精确掌握经典文本的能力，训诂名物的考证功夫是不可缺少的。这种西方式的‘汉学’和清代所谓‘汉学’竟在相当的程度上汇流了。”主讲人指出，杨联陞的博士论文就是《晋书·食货志》英文译注，从此奠定“汉学警察”的地位，作为杨氏弟子，余英时所论海外汉学的“译注”培养模式其实就是“评注”。古今中外的人类社会皆具备“经典”意识，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注释，在代际传承中守正出新，理解经典注疏传统的发展历程，有助于文科变局下的古典学重建。从《伪埃斯奇奈斯书信评注》可见，“评注”是许多学者研究生涯的起点，堪称进入学术殿堂的敲门砖和试金石。在西方古典学领域，评注通常包括校勘、今译和考证诠释，最后一项或是历史的，或是文学的，也可兼而有之，但务求精审完备。温克尔（Hermann Wankel）为德莫斯提尼《金冠辞》所作评注长达一千五百页，考克威（George Cawkwell）在书评中自言要“深鞠一躬”，正是对这一学术体例的认可。时至今日，西方学者仍不断推出《金冠辞》的全新评注，著者系统整理最古与最新的材料，通过精审考证和总结为同行节省大量时间，成为相关研究的基本书目，继承既有学术传统的同时，补入晚近研究成果，可谓守正出新的典范。中国古典学研究中，接近此标准的是顾颉刚、刘起釪著《尚书校释译论》，洋洋四巨册，毫不逊色于西方学者对荷马史诗、维吉尔、修昔底德和德莫斯提尼等作家作品的评注。比如《尚书·周书·多方》篇，著者先作题解，明确历史背景和文体类别，即周公“对有计划迁来的参加叛乱的各族人员，以及原已迁来的殷贵族与殷士等所作的一篇诰辞。其主要内容是针对这次叛乱而发，叫他们认清天命，老老实实服从周的统治”。至于“天惟时求民主”一句，著者广搜历代解释文字，先确认有无异文，再援引古人阐释，如《蔡传》“天惟是为民求主尔”，继而今译作“上天于是为民寻求一个较好的君主”。语言准确平实，兼亦表明古代中国民主异于现代西方民主，指“为民之主”或“为民作主”，后世研究者也就无须借题发挥，再作议论了。从校、释、译、论等方面观之，中外古籍研究在整理原则、注疏方法与解释路径上呈现相似模式，给人不谋而合乃至心理攸同之感。

立足“评注”的古今发展脉络，主讲人进一步延伸至“中西古典学”、“古典学重建”等话题。“中西古典学”原指中西早期政治制度比较研究，亦称中西邦学，近年来泛指古希腊、罗马以及中国传统典籍的整理研究，也包括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的比较研究。此一方向在中外学界已有所开拓，以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奠基人林志纯为代表，所著《日知文集》收录多篇文章，探讨早期中国与希腊的政治制度比较，为嗣后研究奠定基础。裘锡圭在《出入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一文中也指出，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借鉴了西方学术界的“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的。主讲人认为，国内学者应借鉴西方古典学传统，注重学术研究的体系化、标准化与现代化。比如，西方古典学家对《雅典政制》的今注今译集古今研究之大成，使后续研究者得以绕过《周礼正义》、“清人十三经注疏”这样的早期著述，节约大量精力和时间。西方古典学在编目以及数字化上也更趋成熟，古籍采取标准化缩写，经典文本遵循统一的卷数与章节划分。比如，“伪埃斯奇奈斯第12封书信第1节”径作“[Aeschin.]Ep. 12.1”，无论研究者依据何种校勘本，都无需引用具体版次和页码，极大提高了检索和使用效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是一例。1831年，贝克（Immanuel Bekker）整理出版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希腊文本。尽管贝克校勘本如今已不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权威版本，但西方学界在引用亚里士多德时，仍然继承既有传统，普遍采用贝克编号体系。当我们读到“Arist.Pol.7.7,1327b19–33阐述了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形塑作用”时，引文标注依次包含以下信息：首先是作家作品的简称，“Arist.”指亚里士多德，“Pol.”指《政治学》；其次是古籍卷数与章节号，“7.7”指第7卷第7章；最后是贝克编号，包括贝克校勘本的页码、栏号和行号，此处指第1327页右(b)栏第19至33行。借鉴之外亦有补充。以古代中国和希腊有关“人”和“民”的措辞为例，伪埃斯奇奈斯恰当区分了“anthropos”与“aner”两词，二者都表示“人”，却有不同意涵。在雅典演说词中，“anthropos”往往搭配带有负面含义的形容词，从而与“aner”形成对比，后者通常指自由民。先秦典籍不乏可资比较的材料，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人”往往指处在统治地位的个体，与“aner”所指的“公民”角色相近，而“民”则通常指平民或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与“anthropos”用法相类。这一区分见于《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亦见于《春秋》称“人”与“国人暴动”等记述中。学者对此已有精辟讨论，以赵纪彬、林志纯为代表，虽然受到阶级斗争史观影响，但仍具参考价值，显示中西古代历史的相似发展轨迹。比较研究有触类旁通之效，但尚须指出，相关案例在四百页书中仅占两页篇幅，绝大部分内容仍属“训诂名物的考证功夫”。当今学者应由专精走向广博，首先精通一门古代语言或分支学科，逐步进入文明互鉴之境。倘若一开始就面面俱到，反而容易思绪散乱，难有所成。

讲座最后，郭子龙教授介绍了德国出版社莫尔-西贝克（Mohr Siebeck）。2024年，博睿和德古意特完成并购，既加强大型书商的垄断地位，也倒逼欧美学者开展“自救运动”，促进多元的学术出版环境。莫尔-西贝克推出的“希腊罗马文学之题与体”（Themes and Forms in Graeco-Roman Literature）丛书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编委会由西方古典学领军人物组成，从2024年至今，以每年三至五部专著的速度稳步推进出版。除《伪埃斯奇奈斯书信评注》外，同系列还将出版神话学研究权威福勒（Robert Fowler）的论文结集，增添另一力作。莫尔-西贝克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01年在法兰克福创立的书店。1804年，书店被莫尔收购，业务扩展至海德堡和图宾根，也开始从图书销售向图书出版的转型。1878年，老西贝克接手出版社，至今已在家族中传承四代。1996年，出版社更名为“莫尔-西贝克”，沿用至今。作为韦伯、哈耶克、伽达默尔等人文社会科学巨擘的版权所有者，该社在相关领域经营有道，独立运营已逾两百年。面对数智时代的文科变局，莫尔-西贝克始终坚持高标准出版和印刷品质，现在以传统强势学科“反哺”古典学，已有15个相关丛书系列，老干发新枝，值得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

郭子龙/主讲 王芊芊、杨云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