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题记：2025年12月5日，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南南学院联合主办承泽论坛第48期暨《冲突与发展：埃塞俄比亚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新书悦读会。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南南学院助理研究员，北大非洲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王进杰的主题演讲整理。

我想谈谈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的实际发展状况。《冲突与发展》这本书虽未设专章论述中国企业，但各章所涉及的汇率、金融、工业园区、港口发展等议题，均与中资企业密切相关。

我于2016年首次赴埃塞调研，2018年至2019年更是每月或隔月便会前往埃塞，当时该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高光期，建设进程令人印象深刻。每次都能看到新建成的基础设施与道路，变化之快甚至导航软件都难以及时适配。然而，2020年后，该国冲突频发、政局动荡，致使中资企业大规模撤离。埃塞境内的中国人数量从高峰期的十余万，降至2025年10月不足一万，降幅很大。

埃塞是否仍有发展机遇和希望？中资企业未来应如何在当地布局？

我将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1.中资企业在埃塞的工业化实践；

2.埃塞冲突加剧、营商环境恶化的原因；

3.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的新机遇。

希望中资企业吸取投资埃塞的经验教训，未来在非洲国家建立更具韧性的产业与投资模式。

埃塞是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工业化的前沿阵地

为何称埃塞的中资企业是非洲工业化的先行者？因为埃塞相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布局地位特殊。无论在其高速增长的2016-2019年，还是当前低谷期，中国始终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和贸易伙伴。

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政策使埃塞在2016至2019年间实现快速增长。工业园区提供水电、厂房、税务、通关等一站式便利服务，吸引大量加工制造企业入驻。其中，我们长期关注的东方工业园，是中资企业在该国投资建设的第一个工业园区，集群效应十分显著。

2007年，东方工业园通过中国商务部、财政部招标，由江苏永元投资建设，成为埃塞首个工业园区。这是埃塞工业园战略的起点。此后，埃塞在其国家发展战略《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将其列为承接制造业转移、推动工业化的重要载体，这一定位延续至今。尽管面临经济下行、通胀与资本撤离，东方工业园仍是当地最成功的园区之一。园区员工月薪3千至1万比尔，明显高于园外不到1千比尔的平均工资。工业园显著促进了所在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改善了居民生活水平。夜间灯光数据分析显示，园区有约10公里的空间外溢效应。

目前埃塞共有24个工业园区，其中13个为政府主导，其余11个多有中资参与投资或建设。即便是政府主导的公立工业园区，也有中国城建类企业参与其中。由此可见，该国以园区为载体的发展模式特征明显，工业化各环节均有中国企业参与。

截至2024年底，中国企业在埃塞投资项目（含投资与承建）超3千个，累计投资额超85亿美元；2024年新增外资项目中60%来自中国；累计创造约60万个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与基建领域；2024年后，物流与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也吸引大量中国资本。

中国企业在埃工业化中扮演的主要角色

一是生产者与价值创造者。在制造业与基建领域提升当地工业产值与出口能力；

二是就业创造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工程创造了大量正式和非正式就业岗位。对于初次进入现代产业体系的农村青年和城市低技能劳动力，中企往往是第一雇主；

三是技术转移者与企业家孵化器。2023年我们与南南学院学生开展的调研显示，亚的斯亚贝巴周边200余家企业主中，超40%曾在外资企业工作，其中70%的外资企业工作经历来自中资企业。外企经历与其创业动机、机会识别及管理能力呈显著正相关。中资企业已成为当地企业家的训练营与孵化器；

四是人才培养者。面对技能人才短缺，企业从“用人”转向“育人”，逐步形成“政府+企业+教育机构”联合育人的模式，带动鲁班工坊、班墨工坊、国家开放大学海外学习中心、中航国际职业教育项目等一批中国职业教育项目出海，带动了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

种族冲突导致营商环境恶化

2020年之后，埃塞国内安全与政治冲突爆发。冲突加剧与营商环境恶化，形成结构性约束，成为中资企业被迫撤离的主因。

从趋势看，中非经贸整体逐年上升，虽疫情期间略有回落，但长期增长未变。中国对非出口以电子产品、机械零部件、小商品为主；非洲对华出口则集中于矿产、能源、咖啡等初级产品。双方贸易关系持续深化。

然而，在这一大趋势下，埃塞俄比亚的情况却尤为特殊。2019年中国对埃塞投资达峰后断崖式下跌，2024-2025年仍处低位。2024年，中国对埃塞的直接投资规模处于非洲国家的较低水平，远低于邻国肯尼亚、坦桑尼亚。这些东非大国人口资源相当，均致力工业化，形成竞争态势。2020年后外资从埃塞流向周边英语环境较好、对华关系稳定的国家。因此，埃塞从中国对非投资最集中的目的地，转变为投资“中低流量国家”。

冲突与政治不确定性带来巨大系统性风险。政局稳定曾是埃塞吸引中国企业的重要优势，但梅莱斯去世后政治分化，族群矛盾与资源分配问题引发骚乱。2016年、2018年该国两度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达50万。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事之中，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也对北方工业园和中资企业运营造成直接冲击。

国内动荡之外，国际环境也带来冲击。美国《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曾使埃塞享受对美出口免关税待遇，极大刺激其出口导向制造业。但因北部冲突，美国将埃塞移出受益名单，导致园区关税优势丧失，许多工厂关停、人员撤离。

我们在《冲突与发展》这本书提出：族群冲突与阶段性政局动荡在相当长时间内可能是埃塞发展必须面对的“给定约束”，中企在该国运营必须在这一结构性风险下思考布局和风险管理。

政策约束

此外，埃塞还存在一些其他约束条件：

一是出口导向政策下，内销受到严格限制。工业园区被要求80%的产品需用于出口，仅允许部分残次品在国内流通，且国内销售的税收较高，导致企业产品“外销不畅、内销受限”，企业家的生产经营动力受到抑制。

二是强制结汇与外汇使用结构不合理。企业出口获得收入后，在埃塞外汇短缺时期，需将68.5%至80%的收入以当地货币比尔结算，这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但与此同时，入驻工业园区的中资企业在支付房租、税费、管理费时，却被要求以美元结算。企业难以赚取美元，却需支付美元成本，这种外汇结构严重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三是人力资源与行业准入限制。以东方工业园为例，中国员工与埃塞员工的比例被限定为1:15；同时，外资被禁止进入采矿、咖啡、零售等敏感行业。尽管2024年之后，在IMF的推动下，该国大幅开放国内市场，允许中国企业涉足零售等领域，但设置的准入门槛极高，对资本投入量的要求超出了多数中国企业的承受范围，因此多数中国企业仍未涉足这些领域。

四是联邦与州政府关系也影响园区发展。以东方工业园为例，其一期项目2.33平方公里运营成效显著，因入驻率较高，企业计划推进1.67平方公里的二期项目，但该项目迟迟未能落地——核心原因在于联邦层面已同意，但州政府予以否决。由于园区入驻企业的税收需上缴联邦政府，州政府无法从中获得直接收益，这种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多重因素叠加，导致2023-2024年中资企业大量撤离。

油车禁令催生新能源汽车机遇

但是，2024年我们重访埃塞时，看到了新的景象——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兴起。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恰好与埃塞的产业政策契合，而该国推出的燃油车禁令则成为关键催化剂。由于外汇短缺、石油进口困难，埃塞转向新能源汽车。

埃塞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早有铺垫：2010年初启动规划，2021年将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纳入国家交通政策与十年规划，2024年1月正式禁止燃油私人乘用车进口，2024年3月进入规模化推广，4-10月进口了1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2025年6月禁止组装燃油车，10月要求长途卡车更换为新能源车辆，燃油车全面退出。

政府推进该政策的决心坚定。我们与当地官员和汽车零售商交流时，曾担心政策反复，但各方均表示，该国已无法退回燃油车时代，将坚定推进新能源路线。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外汇储备不足支撑石油进口，另一方面电价相对较低，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

2024年3月至2025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埃塞全面布局：从乘用车到小巴、公交车组装，从经济型到高端车型进口，以及销售服务网络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均已展开。近期，当地还计划推动新能源汽车制造与电池生产项目，目标是将埃塞从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升级为区域制造基地。该国地理位置优越，具有枢纽优势，且埃航是非洲多国中转的必经之路，为其打造区域制造基地提供了支撑。

中国汽车在埃塞的能见度较高，一些在国内较为小众的品牌却在埃塞占据一席之地。有些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国内已被视为过剩产能，但成功进入埃塞市场。

当前，充电设施短缺是主要问题。过去一年，埃塞全国仅建了50个充电站（每个站含多个充电桩），远不能满足需求。我们询问当地官员为何不加快建桩，答复并非资金问题，尽管中方投资者愿意出资，但当地缺乏后期运营维护的技术工人，因此只能谨慎推进。

埃塞可称为全球最激进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国之一，在政策制定与实践探索中展现出了大刀阔斧的魄力。该产业2022年起步，2024年全面推开。增长迅速但目前规模仍有限：全国汽车保有量约150万辆，新能源车仅占5%，与目标尚有较大差距。尽管制度约束仍在，但未来合作空间广阔，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深入调研。

结语

当出海潮退去之后，中资企业还能留下什么？我们必须正视从“人潮涌入”到“相对收缩”的转变。埃塞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曾一度快速增长，但在多重冲击下大幅减少，仅有少数人坚守当地经营。

从历史遗产的角度看，中资企业在当地的项目会结束，但所积累的能力不会消失：园区建设、基础设施、制造业投入、技能培训等已沉淀为埃塞的发展基础——产能、设施、人才与规则仍在持续发挥作用。

我们也应反思，中资企业的集体撤离并非失败，而是一面镜子：在埃塞和许多非洲国家，未来中资企业必须加强政治经济环境分析，构建本地合作伙伴关系，做好风险分散，不能仅因劳动力成本低或政策优惠而盲目进入。这一经验值得所有出海中资企业借鉴。

看待埃塞中资企业的现状，我们不应纠结于“还有多少人愿意去投资”或“埃塞能否重现高光时刻”，而应思考“中资企业如何在埃塞及类似国家建立更具韧性的产业与投资模式”。在构建企业韧性的过程中，若能持续为当地培养人才、传递中国商业文明，那么中资企业在埃塞的“第二轮故事”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机会深入调研，取得更多成果。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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