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莱

合上董立勃的《垦荒》一书，我仿佛还身处戈壁荒滩之中，被粗粝的风沙敲打，心底却翻涌着温热而磅礴的力量。

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献礼作品，《垦荒》聚焦军垦二代的生产生活，以细腻的笔触、极具时代质感的艺术细节，将20世纪50年代以来兵团屯垦戍边的壮阔历程，浓缩于一群普通垦荒者的命运沉浮之中。它如一幅徐徐铺展的时代长卷，既绘就了戈壁变绿洲的自然奇迹，更书写了个人在极端环境中的淬炼成长，让读者于字里行间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生命的坚韧。

于我而言，这种触摸更显真切。这些年，我行走在兵团各师市，曾与白发苍苍的老军垦促膝长谈，也曾与朝气蓬勃的军垦后代并肩前行，更在一座座纪念馆里，对着那些老照片与旧物件驻足沉思。《垦荒》中的文字，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与现实交织的记忆闸门，让书中的垦荒故事，与我亲历的兵团岁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

从战士到建设者

小说开篇以“放下了枪和刀，拿起了坎土曼”的平静叙述，揭开了一场时代变革带来的思想嬗变。对于刘多木和他的战友们而言，这不仅是工具的更迭，更是使命、身份乃至存在方式的彻底重构。董立勃并未回避这场转变带来的普遍迷茫与阵痛。当战斗英雄因开荒得力而获得表彰时，普通士兵刘多木心中萦绕的，却是对未来的迷茫。这种对个体微妙心理的捕捉，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充满了真实的呼吸感。

更具文学匠心的是，作者借“秦川谷在营地捡到汉代断剑”这一情节，将兵团人的垦荒壮举，悄然嵌入“屯垦戍边”的千年历史中。那柄刻有“汉”字的断剑，如同一个穿越时空的象征符号，让刘多木们的汗水与奋斗，超越了具体时代的生产任务，得以与古老文明对话，沉淀出史诗般的厚重与深邃。

地窝子里的文明坐标

在《垦荒》中，“地窝子”被董立勃赋予了远超物理形态的丰富寓意。它是最简陋的居所，却也是垦荒者在混沌自然中建立的第一个文明坐标。

小说细致地描绘了它的建造过程：选南坡、挖土坑、覆红柳、开天窗。这个过程，是将军事技能运用于建设家园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地窝子内部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精神空间。那“只有饭碗那么小”的天窗透进的光，照亮的是思乡的失眠、对未来的争论，以及疲惫后如雷的鼾声。士兵乔大龙因向往城市生活而发牢骚并受到批评的情节，正是在这个封闭空间里，个体情感与集体纪律碰撞的缩影。

地窝子，因而成为一个象征：在绝对的荒芜中，能安放身体更守护内心秩序与尊严的微小堡垒。

创造永恒的精神家园

小说中，“命名”是一个庄严的精神仪式。当场长秦川谷望着那棵“活着一千年不死”的老胡杨，提议将这片土地命名为“胡杨滩”并得到众人认同时，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发生了。

这群垦荒者与脚下土地的关系，从“被派遣至此”的客体，开始向“主动认同于此”的主体演化。“胡杨”所象征的极端环境下的顽强生命力，与垦荒者们“扎根”的誓言形成了灵魂上的共振。命名，是将自然地理环境转化为文化家园的第一步，是精神所有权宣告的开端。

这文学中的“命名”与“生根”，在我的行走中得到了磅礴的回响。正如书中描述，秦川谷将汉代断剑赠予成为历史学家的刘立冬，完成了历史信物的精神传承。这让我想起在一师阿拉尔市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凝视那些真实的坎土曼时，小说中的文字便化为了触手可及的质感；在十四师四十七团聆听沙海老兵后人讲述往事时，“徒步穿越塔克拉玛干”的史诗，与个体的生命细节紧密相连。

而最深刻的对话，发生在当下。如今，新一代兵团人深耕智慧农业、电子商务，以科技为犁、创新为种，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垦荒故事。他们所怀抱的，正是与秦川谷们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扎根脚下的土地，在戈壁绿洲创造永恒的精神家园。

董立勃以深沉的写实笔触与精妙的象征体系，铸就了一部关于“创造家园”的精神史诗。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开垦，从来不是征服土地，而是让一群人的命运、记忆与信仰，如胡杨根系般深深植入原本陌生的土地，直至融入血脉、成为故乡，成为生命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这部小说，既是对兵团峥嵘岁月的深情致敬，也为每一位在荒原上立志创造、坚守初心的人，点亮了一盏照亮来路、指引前行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