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攻鼓子

凉州夜色美

□　薛小林

2025年11月，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郑炳林、魏迎春教授主编的十卷本《凉州通史》出版后，受到学界普遍关注，该书与2023年出版的《敦煌通史》共同构成河西走廊历史书写的“双璧”。较之后者，《凉州通史》在篇幅与分卷上有较大的拓展，汉代部分细分为《西汉卷》与《东汉卷》，体现了编写团队在历史视野和学术能力上的突破。笔者就其内容特点与学术价值予以评介，供读者参考。

谋篇布局宏阔缜密

《西汉卷》由郑炳林教授与司豪强博士合著，全书考证了秦至汉初的武威历史、武威的经济社会发展、武威在汉匈汉羌关系中的经略作用及新莽时期对武威的治理等一系列历史问题。《东汉卷》由魏迎春教授与陈晶晶博士合著，重点考述了两汉之际凉州刺史的治所变化、东汉前期武威的治理发展与对外交往地位提升、汉羌战争中武威军事地位的凸显、东汉武威郡属县位置及其变迁等问题。两卷的作者敏锐地观察到河西地区在汉代的政治军事地位异同和变化，并在撰写中得以清晰呈现与深入探讨。

在内容的结构布局上，两卷皆以时间为纲，重视探讨武威的政治军事发展脉络，同时又兼顾横向的社会治理、经济生产、对外交流、地理交通等多方面专题研究，使得内容既丰富又条理清晰。如《西汉卷》考述了秦汉之交到新莽时期的武威社会历史发展，并“交错”式地设置了政治、外交、军事、交通、人口、文教等多个主题，多元立体地呈现了区域历史的特征。《东汉卷》则更侧重政治军事史的研究，同时也对武威地区的民族与文化作了精当研究。此外《东汉卷》在末章着力研究军事变革史后，专题考证了武威的历史地理变迁，又在附录部分对武威旱滩坡律令简、武威《仪礼》简作了补充研究。

两卷在内容结构上均体现了明显的详略有别。如《西汉卷》着重研究资料较为丰富的武帝前后、新莽时期的政治与对外交流史，对西汉晚期的武威政治军事着墨较少。同样，《东汉卷》对建武前期武威政治史作了大量详细考论，对东汉中期的汉羌战争研究也较为深入，对东汉晚期的武威研究则以点及面，查缺补漏。两卷着力于学术创新，对学界以往的观点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有所辨析与修正，展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与卓著的学术能力。

政治史研究的广阔视野

《西汉卷》《东汉卷》延续了郑炳林团队政治史研究的传统优势，对汉代武威的政治军事史作了深刻研究。尤其在新莽经略武威与西域、建武之初凉州政治格局变动、汉羌战争与武威军政中心化等问题上，作者旁征博引，细致分析，使得读者能以武威之治理而见两汉经略凉州之全景，为《凉州通史》博大的政治史研究视野奠定了基础。

在政治史研究层面，《西汉卷》开篇便将武威历史研究的目光前瞻至秦汉之交，把中原王朝和匈奴等民族对武威的开拓、争夺、经营历程置于河西开发史的大视野中。而对新莽时期武威历史的研究，则立足于具体的行政改革细节和西域征战史实，主要对新莽改制中武威改名张掖的时间和因果作了深入研究，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考据能力。《东汉卷》重点考述了两汉之交至东汉前期的凉州政治变迁和武威行政变革，开创性地提出了凉州中心河西说和治所变动说，将凉州与武威的直接联系向前延伸了数百年。对于东汉末年“雍凉之变”的研究，则清晰梳理了兴平至建安中期武威成为雍州治所的历程和政治因素。以上研究把凉州史与武威史的研究真正结合起来，实现了“总括凉州，达于武威”的研究目的。

两卷的军事史研究充分反映出汉代凉州与武威的极大贡献和军事地位。如《西汉卷》第二章、第五章对西汉中后期武威北部边塞的军事建置、汉匈对峙的战略布局、经略西域的军事后备等问题作了重点研究。《东汉卷》的第四章则集中对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汉羌战争史作了深入研究，还原了自建初到延熹五次变乱中武威的军事中心化历程。本章结合出土文献《三老赵掾碑》《通湖山摩崖石刻》相关记载，考证了永初变乱时期武威南境和东境的战事，对前人争议的观点作了再研究和修正，尤其对《通湖山摩崖石刻》所言永初战事的梳理更合情理。

史地研究的重大推进

《西汉卷》《东汉卷》对武威历史地理的研究，尤其是深刻细致的考证更见作者功力，相较而言，《西汉卷》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方面的考证着力甚足，《东汉卷》则在政区地理方面研究深入。

《西汉卷》开章便对西汉前期月氏控制河西的范畴、汉匈争夺河西的概念变化进行了考证，还原了武威建郡的军政背景，为解决河西四郡初置时间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章对武威边塞的建立和拓展过程作了考述，结合实地考察和考古遗迹，描绘出令居塞—揟次—休屠军事城塞建立的脉络，也展现了西汉前期武威对东对北防御形势的巨大转变，并总结道：“从河西开发之初重点修筑令居塞，到后来媪围至揟次段汉塞的完成，不仅是河西汉塞的向北扩展，还为继续开发武威东部地区扩展了战略纵深。”第四章结合《居延里程简》和《悬泉里程简》记载，梳理了西汉经武威的南北二驿道，并准确判断出南道的开辟时间。另外本章又考证了武威郡南北交通中谷水的重要通航作用，及其在武威北部边塞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具有重要创新性的论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东汉卷》对武威郡辖境扩展后的相关县、城位置作了重新考证。如对姑臧县城的位置及迁徙问题，本卷结合武威城区发现的汉代墓葬，以及《水经注》《西河旧事》记载的异同，认为今武威有大量东汉墓葬存在，因此东汉在此建成姑臧新城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一论点对于解决汉代姑臧位置的“锁阳城说”和“武威古城说”的长久争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卷又结合《续汉书·郡国志》所载“左骑千人官”与雷台墓马俑铭文“守左骑千人张掖长”，考察“左”为方位而非副职，左骑千人城址当在凉州区长城镇的岸门古城。另本卷基于《三国志》《十六国春秋》等描述，考证出汉晋显美县城当在今永昌县水源镇北的沙城古城，其处于《悬泉里程简》所言仓松—鸾鸟—小张掖—姑臧的南北支线上。又结合唐以来方志记载，认为今靖远县城便是两汉祖厉县城处。以上研究以新的视角解读已有文献，并结合考古材料作了全新探究，为汉代西北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见，开拓了新的视野。

社会史研究的新突破

《西汉卷》《东汉卷》对两汉武威的社会史研究成果突出，从内容上基本分为经济史研究、人口社会研究和科技文化研究，这一系列研究尤其在《西汉卷》中得到了点面结合的集中展现。

《西汉卷》既搜寻了河西汉简对武威经济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直接记载，又从农业生产、商贾贸易、货币流通等方面，多元立体地论证了河西经济的共性特征。另外，本卷对西汉武威人口问题作了开创性考察，尤其对于西汉时期武威与河西地区的徙民戍卒、丹阳楚人、故吏群体等多种身份人群进行了举例研究，极大充实了西汉武威人口社会研究的内容。《东汉卷》通过分析《后汉书》《孔丛子》等文献记载，认为武威郡在更始至建武前期接收了大量的流民或客户。可见两卷对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各有所长，前者侧重利用出土新文献，后者则善于考察传世文献的“侧面”，这两种文献研究法也是《凉州通史》书写中一以贯之的“密钥”。

《西汉卷》《东汉卷》对汉代武威的文化教育、科技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也有较大突破。如《西汉卷》认为“武威郡所设学官，是西汉中原郡国学校制度向河西新地推广的结果。而学官的设置对于武威郡发展儒学文化、培养地方人才乃至移风易俗、教化一方具有重要意义。”再者，本卷深入研究了西汉武威医药技术的发展，结合敦煌汉简和《武威汉代医简》的记载，对西汉武威的医者配置和流动、医药科技探源、医学技术的传承交流等作了考述。《东汉卷》则对建武之初梁统、孔奋治理武威时期的儒学、律法发展进行了研究，切实阐述了东汉之初对武威地方治理的儒法结合实践，认为“建武前期的武威郡，是梁统进行其法治实验的基地，在十余年的治理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他才对光武帝提出了‘定不易之典，施无穷之法’的建议，即希望将这一经验推至全国治理之上。”两卷对于文化科教史的研究，体现了《凉州通史》对出土文献应用的纯熟手法，从简牍文献的只言片语中发现新的论点，这一“集腋成裘”的研究方式，是历史文献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总之，《西汉卷》《东汉卷》突出展示了两汉武威社会历史发展的全景图像，是秦汉史研究和西北史地研究的代表性新成果，体现了《凉州通史》这一丛书的深厚文化积淀和优越的学术质量，为凉州文化研究及河西区域史研究树立了典范。

（《凉州通史》之《西汉卷》《东汉卷》，郑炳林、魏迎春等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文配图均为刘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