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发展未来产业已成为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共识。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为这一战略清晰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然而，将蓝图转化为现实，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我们所习惯性运用的、追求确定性的政策工具与考核体系，如何去规划和管理本质上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产业。换句话说，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承认未来固有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构建实现蓝图规划的确定性系统。

未来产业：不确定性的三个维度

“未来”即是尚未发生的可能、寄予他日的冀望。不确定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原生属性”。对于未来产业来说，它可以具体化为三个核心层面。

其一，未来技术路径的不确定。科技史反复证明，技术的演化充满着竞争和偶然。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蒸汽机还是内燃机、是飞艇还是飞机、是电子管还是晶体管，这些影响至今的最后胜利者并非都是最初的最优解。

就眼下而言，预训练大语言模型（LLM）的横空出世，在短短这3—5年间，就超出所有人预期地彻底重塑了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原有格局。我们不能简单评判彼时的决策者目光短浅，或是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但历史的戏剧性恰恰在于，最理性的规划也常被技术迭代的偶然所颠覆。更值得关注的是，往往越是前瞻性技术，其诞生之初的局限也越大；越是颠覆性成果，其推广应用的阻力也越大。因此，对具体技术路线的过早“规划”或“锁定”，往往会成为扼杀潜在黑马的最大风险。

其二，未来市场需求的不确定。一项技术能否成就一个产业，最终取决于市场。许多划时代技术的终极应用场景，与发明者的最初设想相去甚远。例如，互联网最初用于军事通信，二维码始于零件管理，GPU原只为游戏画面渲染而生。可见，最终的产业巨浪源自需求市场的自发涌现，而非事前的精准规划。

这一点，我们都亲身经历的移动通信技术代际更迭便是明证：3G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4G因短视频而繁荣。而到了5G时代，所有人都曾满怀期待畅想未来新应用场景和新产业浪潮。但时至今日，我们仍在等待那个能让5G摆脱“有路无车”困境，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的消费级“爆款应用”。由此可见，先进技术与市场成功之间并非线性关联，而是存在着成本、习惯、配套技术，乃至运气的复杂鸿沟。而这些因素都难以通过事先规划来完全预判。

其三，制度与组织的不确定。需要正视的是，现代管理制度和组织体系内核，是追求确定性和可控性。当面对未来产业时，这套设计用于管理成熟、稳定产业场景的系统，自然而然会显露不适应。

在资本投入方面，因资本天生厌恶风险，即便是风险投资也趋向追逐“短平快”的确定性回报，更擅长“烈火烹油、逐浪追高”，难熬“慢工细活、深耕细作”。时至今日，纵然千呼万唤，市场化的“耐心资本”仍旧十分稀缺。这与未来产业“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属性形成根本性矛盾。

在科研评价方面，目前高校院所主要沿用的是工业时代的组织管理模式，资源分配高度依赖量化KPI指标。显而易见，热领域好出成果，冷板凳难有出路，这使得更多学者自然而然聚集于熟悉且安全的一隅，而不愿挑战高风险的“无人区”。这造成了科研活动的内卷和真正原始创新的匮乏，也形成了科技评价与未来创新间的巨大鸿沟。

此外，源于我国由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特点，政府的任期考核周期，与创新所需的长周期天然错配，容易催生追求短期政绩的冲动，也会对持久稳定投入形成挤压。这种制度层面的惯性，最终会将技术的不确定性、市场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地放大，形成不确定性的“叠加效应”。

一个追求确定性的管理体系，在面对不确定性发展对象时，其本能反应往往是回避风险、缩短周期、寻求可控——而这恰恰抑制了未来产业最需要的探索精神和长期信念，陷入“越管越保守，越保守越难创新，越难创新越要管”的恶性循环。

确定性：从规划产业到营造系统

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创新前沿和产业未来，真正的确定性并不来自对某个具体技术或企业的精准押注，而是源于一个能够持续产生并筛选创新的生态系统。打个比方，如果把产业比作一片森林，那么就算我们无法断言具体哪一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但也可以确定，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生态，总会有一些树木能茁壮成长，总有“凌云木”会脱颖而出。这就是个体的不确定性和系统的确定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首先，重构科技创新的机制土壤至关重要。以美国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模式为例，其成功并非源自组织团队集中攻关，而是通过设定具有高挑战性、面向未来的突破性技术目标，同时资助多个项目团队，以项目经理为核心，允许其自主选用不同路径进行赛马。这种模式，虽然常年失败率超过80%，但最终胜出的技术往往能超出预期，互联网、GPS、隐形技术、无人机等颠覆性成果均源于此。DARPA模式为我们培育未来产业创新生态提供了四个核心启示：

一是“挑战导向”而非“指标管理”，基于宏大目标激励“超预期”探索，而非用僵化指标束缚创新。

二是“市场化机制”，即市场决定技术、聚集资源要素、检验创新成果。

三是“自主化探索”，赋予揭榜主体高度自主的技术路径选择权，支持项目经理“权责利”对等地开展自主研发。

四是“极限化容错”，建立高容忍度的失败豁免机制，追求远期突破而非短期成果。这方面，近期广州、深圳等地探索允许政府基金出现单项目100%亏损，正是打破惯性的先行之举。

其次，未来产业的产业化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方面，我国实施多年的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机制恰好契合这一特征。发挥这一机制优势的关键取决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能够针对创新性企业不同阶段的差异化诉求实现精准滴灌，确保既不拔苗助长，也不肥厚伤苗。

二是在梯度培育过程中，能使各式各样的未来产业项目充分接受市场的验证和遴选，确保在梯度进阶过程中，实现自然良性的优胜劣汰。

最后，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核心在于如何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同时，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以实现战略聚焦与分散探索的辩证统一。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适用于需要“分散探索新路径”的未来产业场景。破局之道，或许在于以下“两个平衡”：

一是平衡“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在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坚持集中力量突破；在技术路径不确定、市场需求未知的领域，鼓励分散探索，避免过早集中资源，“锁死”技术路线。

二是平衡“引导”与“主导”的关系，政府负责顶层设计、政策扶持、生态培育，明确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让市场决定技术方向、资源流向、企业存亡，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将国家战略需求转化为开放的市场竞赛。这样既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有利于攻克“卡脖子”问题，也能面向市场需求，培育具有未来全球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实现“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的融合。

未来：超越产业目标的确定性系统

不确定性是未来的本质，也正是属于科技探索和产业发展最具魅力之处。我们聚焦发展未来产业，并非要消除这种不确定性，而是在尊重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构建确定性系统。

归根结底，发展未来产业，是当下和未来关于时间的竞赛。这一终极意义远比创造出几项领先技术或几家巨头公司更为深远。它代表着整个社会对未知领域保持好奇与探索的勇气，对不可避免的失败给予理解和包容的胸襟，对长远价值保持集体信念和持续投入的定力。

当我们的制度设计能够系统地为这种勇气、胸襟和定力提供充足养分时，不确定性将不再仅仅是需要规避的风险，更是孕育无限可能的源泉。而这一系统的建立，其效益也将超越未来产业本身，使全社会因此受益——通过塑造一个更具确定性，也更有勃勃生气的创新型社会来实现更为美好的未来。

（作者钱学胜为复旦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钱学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