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两地，隔海相望，共同拥有一片蔚蓝海洋。这片海域，不仅见证了两岸间的舟楫迎送，更流淌进绵延不断的文脉中。闽台文学中的海洋书写，并非单纯的景观摹绘，而是将海洋视为一个能持续产生文化认同的空间。基于此，纵观两岸涉海创作，作家们始终围绕共有的历史、记忆、人情、风土，从海洋乡愁、海洋风物与海洋生态三个维度进行书写。这些创作实践，不仅反映出海洋对两岸文学内容和形式上产生的重要影响，也为构筑“海峡文学共同体”提供了现实依据。

共振的海洋乡愁

在闽台文学中，海洋不只是一片地理意义上的水域，而是一个充满情感张力的空间。“隔海望乡”是台湾作家海洋书写中的共同主题。自余光中《乡愁》中那“一湾浅浅的海峡”开始，海洋便成为诗人吟诵乡愁的重要意象，隐喻了地理、政治与情感上的多重阻隔；而“一道海峡像一刀海峡”，则将离散之痛升华为“割裂”之殇。但诗人并未止步于伤情，纵使“水蓝天堑”，也隔不断“古梅树开花的消息”，通过海洋与“梅花”意象的嫁接，暗示海洋连接的功能，开拓了诗境。

郑愁予的创作轨迹则生动展现了海韵乡愁的嬗变。在早期创作中，郑愁予用水手、船舶、灯塔、星座等意象组合成一幅思念的海图，也曾以“被离别擦亮”的“水手刀”自喻，试图斩断挥之不去的乡愁。但在见证金厦通航，目睹两岸渔民交往后，郑愁予笔下涌现出“桥，架下的岸边没有对立”这一通透豁达的诗句，表露两岸互通的喜悦。晚年归籍金门后，他又在《帆——在云中道别》《三角形的波浪》等海洋诗中，将金门、澎湖、马祖三大岛屿作为想象支点，用“相濡的波浪”“直立奔跑的浪潮”等意象，勾连起被海洋分隔的时空。航船与浪潮，遂成为两岸往来、文脉接续的生动隐喻。

与之相应，福建作家的海洋书写也同样蕴含深厚的乡愁体验。诗人叶玉琳在《海峡》中写道：“我那果实累累的土地/尽管种过硝烟和篱笆”，却“一切都是为了迎来今日/两个不能分离的人”，将“花果飘零”的悲情，转化为“不能分离”的守望。而在小说领域，杨少衡的《海峡之痛》则通过讲述杜荣林、罗进两人家族的离散与命运纠葛，重现了台湾海峡如何从天堑演变为伤痕的始末。叙事者不断提醒，这道共同的“伤疤”未愈，这片“咸涩”的海域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平静。可见，两岸书写视角各异，却都以海洋作为共同的情感纽带，维系共有的历史记忆。

共享的海洋风物

海洋造就了闽台两岸共同的信仰体系与生活方式。海洋风物书写也就成为闽台文学不可或缺的叙事基础。它不仅是闽台“地方知识”在创作中的生动再现，更是两岸文化一脉相承、同宗同源的证明。

在诸多海洋风物中，海神信仰及其相关仪式的叙写，构成了闽台文学的核心内容。这种借海洋信仰和仪式进行的文学重构，源自闽地先民“下南洋”“过黑水”时，祈求神明庇佑的历史经验。台湾作家施叔青在小说《行过洛津》中，生动勾勒出洛津（今鹿港）这座海港的兴衰变迁。小说不仅浓墨重彩地铺叙众人横渡“黑水沟”时，呼唤妈祖救难的惊险场面，还通过“妈祖宫前锣鼓闹”的盛大景象，展现海神信仰。与此呼应，杨少衡在《海峡之痛》中，借湄洲妈祖和东山岛关帝“分灵”赴台的传说，与罗进偷渡返乡、追拜“祖庙”的情节交织，暗示了两岸文化血缘上的牵绊。而福建新锐作家龚万莹的小说《送王船》则更进一步，将闽南“送王船”的祈福禳灾仪式直接转化为小说结构，驱动人物在虚实之间转移腾挪，从日常跃入传奇，实现了海洋民俗仪式在叙事上的创造性转化。

此外，海洋风物的书写，形塑了沿海社群独特的生活实感与精神质地。台湾澎湖作家吕则之在小说《海烟》《浪潮细语》中，借“咸水烟”“天人菊”等岛上风物，具象地呈现海岛的恶劣环境，以“火船”“水灯”等特殊物象，描绘渔民夜航捕鱼的鲜活场景，刻画出岛民向死而生的坚韧性格。福建作家蔡崇达则在小说《命运》中，以“讨小海”与“讨大海”的比喻，摹写闽南渔民的两种人生：讨小海的人守小船，捡小鱼，胆怯而知足；讨大海的人，将家住到海上，敢于冒险，不断追问活着的意义。这一区分，不仅概括出闽地渔民的生存智慧，更将海洋升华为塑造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决定性力量。

可以说，正是对海洋风物的共享书写，闽台文学创作才拥有了不可替代的地方感觉和生命力，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民众在身份与文化上的双重认同。

共生的海洋生态

20世纪90年代，台湾文坛涌现出一批观照海洋环境的文学作品。这不单是文学主题上的拓展，更是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海洋关系的反思。

台湾作家廖鸿基便是早期具有海洋生态意识的代表。他的全部创作都根植于切身的涉海经验：渔民、鲸豚观察者、环海漂流者……身份的转换也标志着他与海洋关系的不断深化。自1997年出版散文集《讨海人》开始，廖鸿基即从第一视角记录下台湾渔民“海上讨生”的艰难苦辛；而在《鲸生鲸世》《来自深海》等作品中，他却将视角对准了大海的精灵——鲸豚。从回望自身到凝视海洋，从向大海索取到与海洋对话，廖鸿基在严谨而诗意地记录鲸豚生态的同时，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对海洋的“生态殖民”，呼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共建人与鲸豚和谐相处的海洋家园。与此同时，台湾达悟作家夏曼·蓝波安则从海洋原住民部落的生存经验出发，在抵制倾倒核废料的“生态保育”运动中，重新确立一种超越族群和陆地中心的海洋视野。他在自传小说《大海浮梦》中，详细记录了达悟人植树、造舟、捕鱼等涉海劳作，着重介绍了“飞鱼文化”，从“招鱼祭”到“终食祭”所包含的一整套海上狩猎的规则与禁忌。这并不是一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随着海洋意识觉醒，自觉建立与海洋生命节律相协调的生态观。

在福建文学创作中，作家则注意到海洋生态与沿海社会发展间的潜在关系。杨少衡在小说《深蓝》和《石化岛》中，有意将海洋生态问题置于叙事前景，全方位展现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海水污染，对当地临港工业、海产养殖乃至渔村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小说塑造了不同人物身份，通过他们在保护与开发、短期利益与永续发展等矛盾间的博弈，折射出中国沿海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遭遇的生态困境。

尽管两岸作家的叙事焦点各有侧重，但对海洋生态的忧思关切，却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跨时空的共鸣，呈现出从“征服”到“共生”的叙事转向：大海不再是等待被征服的对象，亦非被人类无度索取的沉默客体，而是与两岸生存发展休戚与共，具有生命意识的主体。

闽台文学中的海洋书写，已为构筑“海峡文学共同体”搭建起清晰的框架：以共振的海洋乡愁为情感纽带，维系历史记忆；以共享的海洋风物，筑牢身份与文化认同；以共生的海洋意识，直面现代性危机，共同指向和谐、包容、永续的未来。在此基础上，未来的海洋文学创作，更需两岸作家携手，深化交流与合作，在持续对话中丰富海洋书写的内涵，汇聚成更加澎湃的海洋文学创作浪潮。只要潮音不辍，文脉不绝，那片被波涛摇荡的岛屿，也必将在共生的合鸣中再度重逢。